周恩来与“逼蒋抗日”方针

“逼蒋抗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我党由“抗日反蒋”转为“联蒋抗日”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方针。周恩来为这一方针的制定和实现，殚精竭力，作出了卓越贡献，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战。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六十周年及香港回归之际，缅怀周恩来的历史功绩，不仅是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同时，对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团结和统一，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一、周恩来是“逼蒋抗日”方针的制定者和决策者之一我党确立“逼蒋抗日”方针，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周恩来为此做了…     

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共产国际七大在政策上实现了转变，对中国提出了建立“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据国内形势的变化，经历了“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过程。在对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的方针上，中共中央是先于共产国际作出决定的，在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和对张、杨的态度以及在改组南京政府的条件上二者又存在原则上的不同。这表明我党独立自主能力的增强。     

初评“反蒋抗日”方针兼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端

党史学界长期以来把“反蒋抗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列为其三大形成阶段之首,或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经历了反蒋抗日(1931年9月—1936年5月)、逼蒋抗日(1936年5月—1937年2月)和联蒋抗日(1937年2月—1937年9月)三个阶段”;或强调“在酝酿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三个口号的转变……就是‘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论中共“逼蒋抗日”方针制定的原因

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是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变化。中共制定“逼蒋抗日”方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二、中日民族矛盾激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要求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日本对华北加紧进攻,危害英美在华利益,英美开始反击日本。四、国民党蒋介石为了维护自身和英美在华利益,对日政策逐渐政变。五、国共两党代表有联系和接触,制定“逼蒋抗日”方针是为了使谈判获得更大进展的一个策略。     

“逼蒋抗日”与“联蒋抗日”关系浅探

<正>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联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共同抗日这一策略的演变和发展,史学界一般的看法是经历了“抗日反蒋”(1931年9月——1936年5月)、“逼蒋抗日”(1936年5月——1937年2月)、“联蒋抗日”(1937年2月——1937年9月)三个阶段。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在“抗日反蒋”阶段之后即开始了“联蒋抗日”阶段。提出“‘西安事变’以前和以后,党的政策     

党的政策转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1931年至1937年间,几易自己的政策"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中共中央适时调整斗争方针和策略,为统一战线的最终确立、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再评“反蒋抗日”方针兼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分段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反蒋抗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上的重大指导方针和重要政治口号,本质上还是一个着重解决阶级矛盾的、非统一战线的、“国内革命战争的方针”。这就非常突出地表明了中共临时中央对于“九·一八”事变所标志的中日民族矛盾业已上升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具体国情,是缺乏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的。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策略思想的发展

从瓦窑堡会议到１９３７年夏，是中共的各项政策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策略思想的发展表现在：（１）进一步发展了“上层统战”与“下层统战”相结合的策略；（２）确立了“逼蒋抗日”的方针；（３）提出了“把敌军变友军”的策略；（４）改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为“民主共和国”；（５）调整一些具体政策；（６）提出“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思想。     

左舜生与西安事变 ——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战的枢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使国共两党走上一致抗日的正确道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西安事变也为左舜生争取政党合法化与加强国、青两党合作抗日提供了历史契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左舜生实际领导的中国青年党实现了从反蒋独裁、野战抗日到拥蒋抗日的思想与策略的转变,但仍然没有改变其反共抗俄的立场。     

中国民主党派形成与发展的十大历史特点

中国民主党派都是在“抗日反蒋”、“联蒋抗日”、“反美倒蒋”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是阶级联盟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组成的党。一些党派在形成时属于旧民主主义政党的性质，经历了由旧民主主义政党向新民主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变，形成时组织分散、力量弱小、名称多变、组织混杂、布局失衡，是受迫害的在野党，其形成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部分政党在与中共的关系上经历了“排共”、“联共”到“拥共”的历史发展过程     

试论宋庆龄抗战思想的演变──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

试论宋庆龄抗战思想的演变──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何继良当“９·１８”和“１·２８”事变的炮声在中国震荡的时候，宋庆龄就以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坚定意志，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中。她坚信：“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她呼吁全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     

抗日战争中的民主党派

我国的民主党派是爱国主义的产物。他们在反蒋抗日斗争中崛起,在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和影响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成长、发展起来的。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与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道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我党的亲密朋友。在伟大的八年抗战中,他们同全国人民一道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当今在纪念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对我国的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必须给予肯定,对其历史贡献应当载入史册。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９·１８”事变后，中共提出组织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当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逆来顺受”政策，所以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后，分析了蒋介石的抗日的可能，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又执行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９月２４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时中共才完成了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冯玉祥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隐居与复出

本文依据大量历史资料揭示冯玉祥在 30年代初隐居与复出的历史活动 ,认为冯在隐居期间的主要活动是准备武力反蒋 ,寻机东山再起。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民族危机为冯玉祥复出创造了客观条件 ,冯出山活动的目的是以抗日为号召走上前台 ,这使他对于反蒋、抗日的宣传 ,不免带有私利性和情绪化因素。但冯在国难当头之际呼吁抗日 ,向公众、向政府提出具体的抗日主张 ,而且将抗日的宣传和呼吁付诸实施 ,自筹武力以抗日 ,具有激励人心的积极作用     

试论蔡元培与鲁迅“和而不同”的文化性格

蔡元培与鲁迅 ,同出越乡而在中国百年现代进程中双双成为“泰斗”与“楷模” ,但二者业绩同辉而文化性格殊异 ,实乃“和而不同”的现代文化巨人 :一、他们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先驱 ,既是从“旧垒”中率先走向现代的先觉者 ,也是从辛亥流产的阴影中走向五四的先驱者 ,又是抗日反蒋的战友 ;二、他们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巨人 ,在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上 ,在文化重建的基点———育人立人的方针上 ,在文化转型的哲学观念和行为方式上 ,均可谓殊途同归 ;三、其异同之根源在同源异流的传统、西方和地域文化承传。文章提示 :从历史造就的这两位现代文化巨人“和而不同”的风范中 ,获取新世纪文化建设的启悟。     

朱德与宁都起义

宁都起义是我党领导的、我军历史上一次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热情,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对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增强根据地军民革命胜利的信心,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次起义,之所以能在我党还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在革命力重还十分弱小、而且处于反动派四面“围剿”的情况下,     

学习《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中心思想: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科学地阐述了一九三七年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新形势下,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同时提出了“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民主是抗日的中心一环等“和平”、“民主”、“抗战”三者的相互关系,以及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具体方针和政策,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着社会主     

华中抗日根据地对地方武装改造的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抗日根据地对地方武装的成功改造,是新四军统战工作的一个鲜明特色。华中抗日根据地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审时度势,灵活运用我党的方针策略,从组织、思想和作风上对地方武装进行改造,充分壮大了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从我党“逼蒋”、“联蒋”抗日方针的实施,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战略决策。抗日救国、团结御侮,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宗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开创全民族抗战新局面、保证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一环。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方针的实施,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和失败

一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的影响下,驻守在福建的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的一部分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他们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中国工农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这就是福建事变。福建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逐步降低到次要和服从地位而产生的阶级关系新变化,是国民党内一部分政治、军事领导人对蒋介石政府的卖国内战政策不满而导致的国民党营垒的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