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心雕龙》的“外总论”

《文心雕龙》头五篇,论述被刘勰称之为“文之枢纽”的指导写作的五大基本原则,今人多称它们为“总论”。现在,我们又提出个“外总论”,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上实所罕闻。这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非也。请试论之。 五、六年前,就有人提出:《文心雕龙》的前五篇和后五篇都是总论。乍闻此说,颇感惊异,后来仔细考虑,才觉得,把后五篇也称作“总论”,虽欠精审,但大旨却很可取。说它欠精审,一是因为后五篇不全是总论,二是因为后总论与前总论有区别,而这区别没有讲出来。 《文心》的最后一篇是《序志》,为全书总序,显然不能列入后总论。不算《序志》,所谓“后五篇”,就是《时序》《物色》《才     

《文心雕龙·总术篇》新探

<正>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总术》云:“此篇乃总会《神思》以至《附会》之旨,而丁宁郑重以言之,非别有所谓总术也。”我们认为,此说对《文心雕龙·总术篇》的研究,至少产生了两个重大影响:其一,自此以后,《文心雕龙》研究者普遍认为《总术》乃《神思》至《附会》即通常所谓创作论的总结。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总术》谓:“本篇以总术为名,盖总括《神思》以下诸篇之义。”这显然与黄侃同旨。又如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总术》亦谓“本篇统摄神思至附会所论为文之术”。其他各家也普遍认为《总术》乃创作论的总论或总结。其二,黄侃以为《总术》只是对《神思》至《附会》所论问题作一总的强调,而没有提出其他的所谓“总术”,但因其“说犹未莹”(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总术》),而后来的研究者更以为《总术》确无特殊的重要意义,因此《总术篇》在《文心雕龙》研究中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对这两点都有必要重新研究,以求正确认识“总术”论在《文心雕龙》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意义。     

从内容看《文心雕龙&#183;物色》主旨与编次

《文心雕龙.物色》篇编次与主旨自近代以来,学界聚讼纷纭,未有定论。本文以文本本身为主,结合题解和《文心雕龙》系统结构分析其内容,从外部和内部进行多角度系统全面研究,指出《物色》其实是一篇以“物色”为主题的文学批评,其中涉及诸多文学理论以及文学史知识,不能以某一理论涵盖,于全书可算杂篇,今本编次没有问题。     

论《文心雕龙》中的“章明句局”说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篇有针砭当时文坛时弊之义.《章句》篇提出了“章明句局”说,对于其重要意义,黄侃认为“句必比叙,义必关联”;刘永济则有“自然之次序”的解释.安章宅句有五大原则,即:“振本末从”的整体有机原则;“舞容回环”的艺术性原则;“随时代变”的句中用字变化原则;“折之中和”转韵原则;“闲而有用”虚字运用原则.《章句》篇的核心是营造语境问题,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意识,几乎包含了文本语境的基本要素.     

评《论〈文心雕龙〉的纲》

马宏山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上发表《论<文心雕龙>的纲》一文,其中的许多新观点。我认为值得商榷。因此,我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马宏山同志还在《文史哲》1979年第1期上发表《<文心雕龙·辨骚>质疑》,又在《哲学研究》1979年第7期上发表《<文心雕龙>之‘道’辨》,有些观点,与《论<文心雕龙>的纲》一致。本文间或征引此两文语,一同评论。“本乎道”《文心》的第一篇《原道》,是论“本乎道”的专篇。“原道”,即“原于道”。“原”字后省略介词“于”。《经传释词》:“于,犹乎也”。《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说:“原,本也”。所以“原道”犹云“本乎道”。是说作文要以“道”     

有关《文心雕龙》的一些问题——答吴林伯同志的辩难

读了《江汉论坛》1980年6期吴林伯同志评论拙作《论<文心雕龙>的纲》等三文的大作后,获益良多,无任感佩!然而笔者尚有与吴同志商榷者,特草此文,以答雅谊。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有一句话说:“岂好辩哉,不得已也。”笔者此刻的心情,也是这样的。通读吴同志的大作后,感到我们双方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对《文心雕龙》之“道”的理解。吴同志认为《原道篇》所说的“道”是儒家之道,而笔者则认为是佛家之道,从而也就对一系列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因此笔者决定对《原道篇》之所     

《文心雕龙》与《淮南子》

深入分析《文心雕龙》与《淮南子》之间的文本联系,可以发现至今尚未受到学界重视的如下线索：第一,《文心雕龙》的逻辑结构与《淮南子》相似,它以《原道》发端,以“自然之道”贯穿全书,安源自以《原道训》为枢纽的《淮南子》。第二,《淮南子》重“神”,刘勰继之,《神思》篇中多见《淮南子》涉“神”迹象,“神与物游”是“神与化游”的话语转换。第三,《淮南子》关于“物感”的论述比《乐记》深入、丰富,《文心雕龙》以《物色》为重点,用文学、诗话的语言加以进一步地转述、发挥,一脉相承。据此可知,通过杂糅儒、墨、道、法、兵、阴阳、黄老等思想,《淮南子》已在刘勰之前先行对六经和先秦诸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综合,从而为《文心雕龙》进一步的话语转换创造了条件。     

触景生情与披文生情——《物色》与《知音》的理论比较

《物色》与《知音》是《文心雕龙》杂论中的重要二篇。《物色》以触景生情为主要内容,《知音》属批评论、以披文生情为主要内容。《物色》到《知音》是触景生情与披文生情的过渡,这两个过程的变化是相反相向的。同时两个过程中创作主体与读者的角色要求、情感、展现与重现中的景物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     

《文心雕龙·正纬篇》探微

<正> 一《正纬》是《文心雕龙》第四篇,刘勰把它列在《原道》《征圣》《宗经》之后。《序志》篇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可见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一书时,是把《正纬》作为“文之枢纽”的     

“当其无,有车之用”——论《总术》篇在《文心雕龙》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体系中,《总术》篇的位置相当于“三十辐共成一毂”之“一毂”.“总术”和其它驭文之术构成了一种“有无、本末、体用”关系.《总术》篇作为“不用之一”,驾驭统率“剖情析采”各篇,将创作论十八篇紧密地连接成为一个“辐辏相成”的整体.在《文心雕龙》整个体系中,《总术》篇成为连接创作论与枢纽论、创作论与文体论的符契与纽带.     

《文心雕龙》“文之为德”观试探

<正> 《文心雕龙·原道》篇“文之为德”说是刘勰提出的一个重要文论观点,它包含有可宝贵的辩证法思想,与《原道》篇的“自然之道”是密切相关的。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了解刘勰的文论思想、确切把握《文心雕龙》一书的文论体系至关重要。本文旨在对刘勰的“文之为德”说作些尝试性的探索。其有谬误,幸望通人指正。     

《文心雕龙&#183;诸子》篇的特殊地位

《诸子》在《文心雕龙》五十篇中位列第十七篇,向来被当做二十篇文体论之一,只有范文澜先生提出《诸子》篇在《文心雕龙》整本书的结构系统中处于重要的位置,并把它与《宗经》并列,作为＂文之枢纽＂中的一员。本文从《诸子》篇的具体内容出发,从刘勰对诸子著作的态度入手来看待《诸子》篇在《文心雕龙》全书中的特殊地位。     

从“义生文外”到“情在词外”——刘勰“隐秀”论的本义、影响与误读

在周汝昌、陈良运二家对张戒所引《文心雕龙·隐秀》篇佚文证伪的基础上 ,考查《隐秀》残篇及其“隐在文本”可以看出 ,刘勰的“隐”论是对先秦两汉《易》学和《诗》注的总结 ,应归属于以象征为要义的意象论诗学话语谱系 ,而不属于以情景交融为特质的意境论诗学话语谱系 ;刘勰的意境论诗学思想应在《物色》篇 ;《文心雕龙》存在着意象论与意境论并行不悖的诗学取向 ;张戒对《隐秀》篇的误读以特殊形式标志着中国古典诗学话语范型由意象论向意境论转换的彻底完成     

关于《文心雕龙》的“道”的討論

本刊去年第三期发表了陆侃如先生的《<文心雕龙>論“道”》一文后,編輯部又先后收到几篇有关这个問題的討論文章。现摘要发表如下。次序按来稿先后順序排列。     

静态的文体观和动态的质文观──《文心雕龙》文学发展观新识

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学发展观比较具体而集中地体现在《时序》）、《通变》、《物色》等篇中。《时序》、《通变》专论了文学与现实、时代的关系;《物色》则讨论文学与自然现象的关系。在文学与社会现实关系里,《时序》篇得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结论,一般被认为这既是《时序》篇的中心（或核心）思想,又是刘勰对文学发展变化基本规律的深刻认识。本文将指出,刘勰在《时序》、《通变》等篇中只揭示了文质因时序、世情变化而变化的文学发展观,而非指整个文学。细言之,刘勰的文学发展变化观特指质（内容、情志）文（辞…     

《文心雕龙》新解

本文是《文心雕龙》有关问题的专论。在《文心雕龙》中,“气”字被频繁使用,就刘勰的创作论和鉴赏批评的主张来看,“气”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脉”式的连贯关系,所以,以“生命力”来解释“气”字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文心雕龙》的写作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学文化背景,刘勰本人也有着比较明确而自觉的经学意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风骨”篇中。“风骨“篇以“体要”为基本前提提出了“风清骨峻”的理想美学规范,使这一范畴具有了以“防文滥”为其现实指向的经学旨趣,这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是务实而深刻的。文章或从“情”和“采”的关系入手,重新阐释“情采”篇,可以看出“情采”篇所谈问题的核心是“情之采”,而非“情与采”,真情的自我表现是一种至上的“采”即“贲象穷白”之“采”。其真情是一种圣情,是承载自然之道的儒家真情。“物色”篇的主旨是“心物交融”,刘勰在文中关于审美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不是一般的“物感”,是在强调“物感”的同时,还强调了心对物的驾驭和统摄,把“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视为不可偏废的同一过程。     

《聊斋志异(原稿)》中的《鬼哭》、《绛妃》和《青蛙神·又》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聊斋志异(原稿)》,编辑部在书前增添了一个目录,并于每篇题下注明见于通行本某卷或其他辑佚本。原稿第一册有《鬼哭》一篇,第三册有《绛妃》一篇,题下均注“见钞本”。书前的《出版说明》里还特别提到这两篇,说原稿中“有二十八篇     

《文心雕龙》与因明学

周振甫先生在其《文心雕龙注释·前言》中说:“刘勰《文心雕龙》的所以立论绵密,这同他运用佛学的因明是分不开的。”王元化先生在其《文心雕龙创作论·后记》中也说:“六朝前,我国的理论著作,只有散篇,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专著。直到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才出现了第一部有着完整周密体系的理论著作。……这一情况,倘撇开佛家的因明学对刘勰所产生的一定影响,那就很难加以解释。”这些话极为精当。但《文心雕龙》究竟怎样受了因明学的影响,却都没有详细的论述。而且至今也没有见到其他关于对这个问题探索的文章。笔者不避浅陋,愿为周、王二家所论加一小注,以就教于专家。     

《刘子》作者辨

《刘子》一书,自宋元明清以来,书家多认为是北齐人刘昼撰,而不是梁通事舍人刘勰的著作,因而研究刘勰与《文心雕龙》者,也大都认为与《刘子》无涉。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称:“又按今存《刘子》五十五篇,本北齐刘昼撰,与《文心》各成家言;而前人多错认颜标,属之舍人,非也。余前撰有《刘子理惑》一文曾详为论列”。王利器先生《文心雕龙校证序》亦同杨说。现存各种《文心雕龙》研究的专著、论文、鲜有涉及《刘子》者。近来,学术界有的论者重新提出《刘子》的作者问题,认定《刘子》的作者是刘勰     

“天人合一”式情景交融的文学创作论——论《文心雕龙&#183;物色》篇

刘勰的《文心雕龙&#183;物色》篇主要论述了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在文学创作中的关系。这种“情景交融”创作模式是华夏文化“天人合一”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心境契合、以情状物等重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