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家庭生态系统研究——农民工问题研究的新视角

本文用生态学的系统化、结构化视角研究我国的农民工问题.在农民工家庭生态系统适应外界环境的过程中,人类生态系统是农民工家庭所有适应行为发生的背景.生态系统概念的引入,为研究和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了社会的和生物的相结合的方法和工具,相对于单纯的社会的或文化的方法而言,生态系统的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构建一个可以容纳更多数据和指标的有关农民工问题的表达和解决模式.促进和保持农民工家庭生态系统的平衡,会促进农民工家庭的和谐、稳定与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生态系统论视域下“新生代大学生”心理问题新解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为全面理解“新生代大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新生代大学生”的父母们经历了文化震荡和心理振颤,引发了他们的人际关系失调和心理冲突;部分家庭功能因“农民工”和“个体户”等生存形态的出现,受到限制;以校园为主要居住地的大学生,也因校园心理环境、校外社会微环境等因素引发心理失衡.大学生心理问题的产生与社会、父母、家庭等外在环境交织共生.这些观点为提升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提供了丰富启示.     

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家庭消费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1632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通过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融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家庭消费,且有助于提升消费结构。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城市融入和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表明城市融入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更大。文章的重要启示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对消费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积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挖掘消费的城市融入效应。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裂变与社会和谐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是城市和谐发展的核心.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进展的同时,也对传统的农村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冲击,引发了农村家庭的裂变,"一家两地"、"一家两制"成为进城农民工家庭的主要形式,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要转变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观念,为进城农民工安家立业创造环境和条件,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由“救济”转变为“服务”——农民工子女文化融合教育探研

近年来,国家政策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要接纳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农民工家庭的高度流动性以及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性使得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后面临新环境和学业适应等方面的问题,本文基于社会融合理论,研究农民工子女文化融合教育问题,分析当前农民工子女入校后的教育现状,建议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心态由"救济"转变为"服务",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文化融入,在具体实施中进行教师培训,建立流动性成长记录袋,成立相关咨询机构,促进其教育融合,更好地规划农民工子女的未来。     

什么影响了农民工市民化:机理模型与实证检验

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农民工市民化是家庭土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就业、用人单位、社会歧视、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家庭土地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没有直接影响,但是通过就业、用人单位、社会歧视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间接影响。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除直接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外,还通过就业、用人单位、社会歧视、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间接影响。就业、用人单位、社会歧视、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直接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系数由大到小的次序为:社会歧视因素、人力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单位因素、就业因素和家庭土地因素。     

以ABC-X模型为基础的农民工家庭压力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国家体制与制度的不完善也造成了农民工群体的家庭面临着诸多的压力.进城后面临的失业危机、子女教育等等一系列以经济压力为主的生活压力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家庭中普遍且持续存在的焦虑源,影响着这些家庭总体压力的性质和程度.农民工群体对家庭经济压力的认知和应对,均深刻地受到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针对当前农民工群体的家庭压力状况,适时强调家庭外部支持系统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MD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家庭压力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生命历程视角，分析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及其产生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发生的中介路径在于家庭化迁移导致就业不稳定、子女上学难和工作收入低等家庭不平衡因素的形成。同时，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负向影响，会因为较好的人力资本、职业地位以及家庭经济状况而得到缓解。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家庭迁移模式对农民工在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健康状况产生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因此，需要推动农民工健康促进政策从“个体化”向“家庭化”转变，并注重农民工的群体差异性，以系统化的视角切实提升农民工的健康水平。     

农民工权能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2年外出务工人员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影响农民工权能感的因素及增强权能的途径。统计分析发现:农民工权能感较差,其中人际权能感尤为突出;显著影响权能感的因素有,个体的性别和经济状况、压力-去权维度中的工作压力、支持-增权维度中的环境公平和对同事、家庭、朋友、市民以及制度的资源动员能力;不同压力状态下农民工增强权能途径有所差异,在高压力群体中对宏观环境的创新与改革需求凸显,而在低压力中工作场景中管理公平的作用明显。因此,消减压力、构建公平公正的权力关系、加强资源动员能力,是增强农民工权能感的有效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测量与分析

为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进而对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对江苏省八个城市的735份调查问卷进行因子分析,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七个因子,即心理感受、工作与家庭和谐、工资收入、获取帮助、就业歧视、参与管理以及健康安全。并在性别、教育程度、单位性质以及行业间进行就业质量对比,从政府、企业和农民工自身三个方面提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对策措施。     

留守妻子家庭地位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农民工向城市流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随着农民工衍生出一新群体，即留守妻子。丈夫的外出使得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对留守妻子的家庭地位有何影响？本文从妇女家庭地位的含义、留守的原因和衡量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主要指标及结论等方面对过去10多年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供政府决策部门及学术界专家学者参考和借鉴。     

乌鲁木齐市农民工子女普通话使用情况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方法，主要从国家的语言政策、农民工子女学习普通话的起始时间、普通话水平、性别、接受教育时间长短、来乌鲁木齐居住时间的长短、个人的语言态度、父母的语言态度、家庭语言环境等方面揭示农民工子女使用普通话的影响因素。     

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婚姻家庭的嬗变

本文以苏南地区为例,对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婚姻家庭的嬗变进行考察,认为农民工大规模流入城市"找工谋生",增加了家族成员的游离性,对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大家族制度渐趋瓦解,小家庭日渐普遍;早婚多产的传统生育观被打破,"晚婚少育"观逐渐被农民工所认同、接受;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工厂企业,她们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农村妇女和"家庭主妇",而是社会地位、社会角色都发生变化了的新女性,家庭关系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是"新型的妻子"的出现,表明婚姻家庭关系也由传统的"功能性"家庭向现代"情感性"家庭转变。这是符合世界婚姻家庭变迁大势的潮流,也是农民工顺应工业化、城市化潮流的"适应性改变",具有不可低估的进步性。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风险管理策略研究：基于北京市的实证分析

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生存状况恶劣,受到低学历、缺少技能以及缺乏社会保障等因素相互恶性影响,使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时常遭遇各类风险冲击。那么,农民工及其家庭是如何应对这些风险冲击的呢？利用来自北京市的一个抽样调查数据,文章发现面对这些冲击,农民工家庭主要通过动用储蓄或寻求信贷来应对。文章还发现,收入水平、人力资本以及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等对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及对相对贫困治理的启示

根据民政部“2015年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对比分析和ELES模型,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特点以及各项消费需求的满足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恩格尔定律对解释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有局限性,在农民工家庭消费安排中,生存消费被压缩,发展消费投入高,形成了“以发展为导向的基本生活消费低度满足”的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式被概括为“节俭-发展”型消费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省吃俭用图发展”,饮食支出“低水平-低比例”,住房、教育、医疗支出“高水平-高比例”,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物质和服务消费水平低,满足程度低,消费需求有待释放;转移性支出和教育支出水平高、占比高、满足程度高,边际支出倾向也比较高;医疗支出呈现过高的特点。这种消费模式导致农民工家庭基本物质生活相对贫困化,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发展需求缺乏社会政策支持。由此建议通过各种发展性社会政策支持其发展需求,并以此建立健全缓解其相对贫困的长期机制。     

农民工家庭福利功能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拥有重要的福利功能。但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民工的家庭福利功能却呈现出了萎缩化、转移化和市场化的衰退趋势,需要国家社会政策的积极干预。通过引入一个社会政策介入家庭福利的理论框架,发现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干预行动总体上属于隐性家庭主义福利模式。农民工家庭政策的重构应秉持显性家庭主义的福利理念,助力家庭福利功能的培育,提升家庭履行福利责任的能力,支持家庭、强化家庭在社会成员福利供给中的作用,而非盲目地替代和承接其家庭福利功能。     

农民进企务工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对青岛海尔企业农民工的个案调查

农民离开土地进企务工现在是越来越多,对于这些农民工,特别是已婚农民工来讲必然存在着以情感和权威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关系的变更,这种家庭关系的变更向何方向发展,取决于家庭中成员个人的资源增减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因素的碰撞。通过调查这些变更状况及相互影响的变更过程,可看到,以情感和权威为基础的新型农村家庭关系正在这些农民工的家庭中形成。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现状与对策研究——基于多个城市的实证调查

本文在对多个新生代创业农民工调查的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动机、创业模式、创业资源获得、创业绩效、创业环境的评价等方面进行描述,并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路径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本文认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增加政府扶持力度、加强对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扶持是目前政府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重要内容.     

浅谈农民工在外打工所遇到困难和问题

本文针对于农民工在外打工所遇到的各种困难，进行了详细分析。随着近几年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问题，逐渐显现出很多矛盾甚至给农民工带来了麻烦与困扰。农民工工资问题、家里留守妇女的问题、农民工在外受歧视的问题等。本文通过对这几种农民工所遇困难的分析，呼吁社会多为农民工考虑多为他们的家庭着想，使其不再被社会所排斥。针对于各种困难，本文提出了相关解决的措施。     

中国外出农民工经济状况研究

文章对当前中国农民工的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状况进行了描述。基于中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CMDS)、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套数据库的最新数据分析,发现近年来农民工在就业选择、工资增长和收入差距方面的状况有明显改善,就业户籍分割和收入户籍歧视程度逐渐减弱,但社会保障状况的改善不明显,仍存在较大的社会保障户籍歧视。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农民工融入城镇社会的进程是各级政府的优先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