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陶渊明的“亲戚”?

陶渊明在临终前写过一组《挽歌诗》,他设想自己死后的凄凉境况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里问:陶渊明的“亲戚”是谁?“亲戚”指哪个范围里的人!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8年版)说:“亲戚——跟自己家庭有婚姻关系的家庭或它的成员。”陶渊明诗中“或余悲”的首先应该是他的家人,不是“跟自己家庭有婚姻关系的”外人。现代汉语的概念套不进古代诗里去。     

“最善说穷苦”的艺术——读吴嘉纪的《翁履冰行》

名播大江南北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曾极为精辟地评价了一位穷乡僻壤的布衣诗人——吴嘉纪,说:“陋轩诗最善说穷苦”.这一言,道破了吴嘉纪《陋轩诗》在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上的特色.吴嘉纪生于明末清初(1618—1684),字宾贤,号野人,江苏东台县安丰镇(原名东沟)人.他生当动乱年代,寄迹盐户之中,居陋轩,餐野菜,“蓬门蒿径”历三十年,深谙下层人民的疾苦,愤而作诗,终于独树一帜,诗名大振.他的诗作极为浩富,可惜由于“文字狱”的原因,散佚不少,     

《红楼梦》诗词释词一则

《红楼梦》菊花诗会上 ,黛玉以《咏菊》、《问菊》和《菊梦》独占魁首 ,其中的《咏菊》尤为人所称道 ,诗云 :“无赖诗魔昏晓侵 ,绕篱欹石自沉音。毫端蕴秀临霜写 ,口角噙香对月吟。满纸自怜题素怨 ,片言谁解诉秋心 ?一从陶令评章后 ,千古高风说到今。”此诗社会上流行的《红楼梦》诗词选本没有不选的 ,也都赞不绝口 ,但对该诗首二字“无赖”一词的诠释似犹未切 ,姑举几例。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北京出版社 ,1 979)说 :“无赖 :无聊赖 ,无法可想。”江西师大中文系《红楼梦诗词译释》(江西人民出版社 ,1 979)说 :“无赖 :即‘无奈’…     

李白之父考异

李白的父亲究竟是什么人?对此问题大致有三种不同说法: 最早的说法是:“父为任城尉,因家焉”。这种说法显然不可靠,因为李白写的《任城县厅壁记》根本未提到他父亲曾在此作过县尉,而是说:“白探奇东蒙,窃听舆记,辄记于壁”。可见他是路过任城,而非家居任城。在李白的诗中也多次说他是从外地迁到山东寓居的,如“余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从李白的诗中还看出,他寓居在山东的家并未在任城而是在沙邱。如“我家寄在沙邱旁,三月不归空断肠”。“我来竟何事?高卧沙邱城”。李白写了好几篇怀念居住在山东的子女的诗,情感很真挚,但无一句怀念其父的,足见其父并未在山东寓居,更不会在任城作官。     

金石气同■桂气——谈顾炎武和吴嘉纪的诗歌风格

清初学者周亮工评论当时诗坛曾说:“国朝诗,推宁人、野人二家.”此说到乾、嘉时,被常州诗人洪亮吉推而广之,他在《北江诗话》中具体地指出:“顾宁人诗有金石气,吴野人诗有姜桂气;同时名辈虽多,皆未能臻此境也.”在《更生斋诗·论诗截句》里,他更进一步加以称颂:“偶然落笔并天真,前有宁人后野人;金石气同姜桂气,始知天壤两遗民.”宁人是顾炎武的字,野人是吴嘉纪的号,他俩都是生活于“天崩地解”的明末清初动荡年代中的杰出诗人,现存的《亭林诗》和《陋轩诗》是他们的思想和人格的具体表现.     

读晏殊《飞白书赋》——兼论飞白书法

晏殊七岁能属文,被视为“神童”。在宋真宗、仁宗朝,他虽然做了几十年的大官,也做了一些好事;但我看他那“神童”的“神”,在他一生的事业中,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大家都知道,晏殊的诗、词、赋都写得很有特色,很有个性。宋王灼《碧鸡漫志》评他的词是“风流蕴籍,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宋宋祁亦极推崇他的诗:“晏相国……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乃过万篇,唐人以来所未有。”(《笔记》)晏殊还有一绝活似为后人所忽视,这就是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欧阳修曾说:“右观文殿大学士兵     

诗句成语中的虚词初探

无论古今中外,对于诗歌的教学都是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曾经教导他的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英国思想家费兰西斯·培根也曾说道:诗歌使人巧慧。诗是用以抒情达志的文体。诚如古人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尚书·尧典》)诗余为词,词余为曲。就广义而论,诗也包括词曲。诗词曲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中的精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赵翼《论诗》),我们伟大的祖先及其杰出的诗人们,在这神     

议《小雅、无羊》

《无羊》篇列于《小雅、祈文之什》,千百年来,曾引起历代论诗学者的研究兴趣,其论述之多,在《三百篇》里,实今人注目.但,《无羊》的题旨若何?似值得重新一议.《诗序》说:“《无羊》,宣王考牧也”.何谓“考牧”?郑《笺》有解说:“厉王之时,牧人之职,宣王始兴而复     

指事造形 穷情写物——锺嵘《诗品》的“滋味”说

钟嵘论诗,提倡“滋味”说。他认为诗歌应当有“滋味”,“使人味之,亹亹不倦”,“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才是诗歌最高的境界,“是诗之至也”。诗的“滋味”是什么?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     

再谈司马迁的结局问题——兼论“西汉史学系统”

写了《关于词马迁的结局问题》(见《史学月刊》85年第6期)一文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太史公书》在西汉时期,从不曾被说成是“谤书”,到了东汉时期,它才被加上了这样的恶名。事实上,是先有了“谤书”之说,然后才附会出了司马迁被杀的故事。为了证明这一点,有必要对“西汉史学系统”加以考察。同时,考察一下司马迁后代子孙的情况,也可以证明“被杀说”之不足信。     

《桃花源记》是武陵蛮生活的缩影

<正>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以下简称《桃花源记》)问世后,引起了历代学者的兴趣,著文呤诗,可谓连篇累牍.尽管聚讼纷纭,但综合起来,仍不外乎如下几点:一是把桃花源说成“仙境”或“仙窟”.唐王维《桃花源行》云:“初因避秦去入间,更闻成仙遂不还”,就把它说成“仙境”.唐刘禹锡在桃花源所在地朗州(今常德)作太守十年,写了《桃花源一百韵》,则把它说成“仙窟”.仙窟之说,唐代韩意,宋代苏轼早已对此提出质疑.     

论姜夔的所谓“诗法”

姜夔的《诗说》,全文才一千多字,但在中国诗话史上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江西诗论风靡到《沧浪诗话》问世这一段时间的诗论代表作。文中不涉记事,考证,也不评析具体作品,内容全是诗学理论和写诗技巧。由于作者能诗善词,所以他的诗学理论不是空泛的道理,而是他的经验之谈。 姜夔论诗,注重“诗法”,在《诗说》中就多次说到“诗法”或“法度”:“守法度曰诗”。“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观诗法,何由知病?”“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那么,“诗法”到底指什么呢?它有些什么内容呢?无论你把《诗说》这一千多字捋上多少遍,你也无法从文字上找到明确的答案。     

《天问》中所见母权制的解体

《天问》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永遏在羽山”二句,《山海经·海内经》谓:“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开筮》亦谓“鲧死,三岁不腐”,均说鳅因治水不成而被“帝”所杀.然王逸《章句》云:“言尧长放鳅于羽,绝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则王氏认为鳅只是被帝尧流放而已,并没有被杀害.张萱亦云:“屈原《天问》‘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是尧未尝杀鲧,特流放之而不赦耳”(《疑耀》).王、张两氏其说不误.《说文》:“阏,遮拥也.”又,“遮,遏也.”则阏与遏同.遮遏即禁锢之谓,故《礼记·祭法》疏引郑玄答赵商云:“鲧非诛死.鲧放诸东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由此可见,下句的“伯     

宋诗理趣漫论

对于宋诗,明清时即有以其“主理”而发的微辞。如明人李梦阳说:“宋人主理,作理语。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空同集·缶音序》)清初吴乔又说:“唐诗主达性情,故于三百篇近,宋人主于议论,故于三百篇远。”(《围炉诗话》卷二)然而,诗歌与理并非完全背驰的。就是上述李梦阳之语,不是也承认“诗何尝无理”么?他是不要“专作理语”罢了;清人沈德潜也说:“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说诗啐语》六十三)宋诗中确乎有直接说理与不带情韵的议论者,缺乏诗的意境,无疑不足取。但宋诗中含“理”的篇什更有不少是富于“理趣”的,这“理趣”是宋诗研究中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课题。     

从《迟桂花》看郁达夫的主观意识和审美意识

直接而且仅仅依据“一己体验”和“自我心境”是郁达夫创作的支点,他主张“自叙说”,曾说:“我们难道因为若写身边杂事,不免要受人骂,反而故意去写些完全为我们所不知道不经验过的谎话倒算真实吗?”来为自己辩解。其实郁达夫的动机远非表面上不怕人骂这样简单,他之所以在遭到众人指责,甚至被表决通过开除出左联之后仍因循自己的道路,是有历史原因和自身原因的。     

江西诗派学杜的基本经验——方回诗论探微

苏轼曾说:“天下几人学社甫,谁得其皮与其骨?”(《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如是则学杜者当以识为主,首先弄清何者为杜诗之皮,何者为杜诗之骨?杜甫曾论书云:“苦县光和尚骨力,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又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方回诗云:“书贵瘦硬少陵语,岂止评书端为诗。”(《题郭熙雪晴松石平远图为张季野作是日同读杜诗》)诗与画的确是相     

“龙城飞将”考释

“龙城飞将”一词出自王昌龄《出塞》一诗。全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是盛唐写边塞诗的著名诗人。他最擅长于以七言绝句这一诗歌形式写诗,赢得当时“诗家天子”(一作“诗家夫子”)之称号。有唐一代,只有李白的七绝堪与之伯仲。卢世璀《紫房馀论》说:“天生太白,少伯(昌龄字)主绝句之席,勿论有唐三百年两人为政,亘古今来,无复有骖乘者矣。”王昌龄七绝诗”善于用含蓄凝重的语言,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感情,意旨遥深,尺幅千里,蕴味无穷。他的这首《出塞》诗,同样具有这一特点。     

重读鲁迅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深刻、动人的律诗,题为《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写给“知友”、现代作家郁达夫先生的夫人王映霞的。此诗问世已经四十余年了,但是,人们并未对它作出正确的解释。一九三八年郁达夫《回忆鲁迅》,曾对诗意作过一点简要的说明: “后来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鲁迅)也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他从五代史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榨得连裤子都没得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     

郑玄《注》《笺》中诗说矛盾原因考析

郑玄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常常引用《诗经》。若《三礼》中引《诗》,郑玄也大多作了解释。但是郑玄《三礼注》中的诗说,却和他后来作《毛诗传笺》时的诗说颇多矛盾之处。这是什么原因呢?据唐孔颖达说,是因为郑玄“注《礼》在先,未得《毛诗传》”。孔颖达这样说的根据,就在于《郑志》中郑玄答炅模问曾说:“注《记》(案指《札记》)时,执就卢君(案指卢植),后得《毛传》,乃改之。”     

许浑诗歌简论

五代孙光宪曾说:“许浑诗,李远赋,不如不作。”其理由是许诗“不干教化”,后来王夫之进一步说:“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经生家析《鹿鸣》、《嘉鱼》为群,《柏丹》《小弃》为怨,小人一往之喜怨耳,何足以言诗?”‘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诗》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李杜亦仿佛遇之,然其能俾人随触而皆可,亦不数数也。……故许浑尤为恶诗……。”可见,在“经生家”们看来许诗几无价值可言,但是,事实一再证明,艺术价值的最终裁决者是历史,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在中国文学史上,相当多的有成就的诗人、作品曾被那些囿于“诗教”传统的批评家们所指责.许浑诗中的优秀篇章,至今仍腾传人口,就充分证明了“不如不作”,“最为低下”等等说法的极度偏颇.因此,要真正把握许浑诗歌的特质,就必须跳出纯社会学尺度的框框,探寻诗人特殊的心态,因为任何作品总是“在自我表现中表达,它显示以它为根本的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