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银元:从货币政策看中央苏区的财政问题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试图进行财政、货币的现代化改革.然而,处在战争和封锁的背景下,临时政府始终面临银元外流以及供给不足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苏区银行发行了间接强制性的货币,并推行大量公债吸取内部银元以维持政权.新钞币、债券成为政府信用保障下仅在苏区使用的交易凭证.但是,由于市场被封锁,苏白贸易存在价格剪刀差,中共仍然无法克服银元匮乏的困难,也就无法获取急需的白区物资,同时原有内部银元被战争消耗,酿成持续的通货膨胀.     

关于建立我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的研究

发行地方公债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增强财政能力的普遍做法。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还只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尚未应用于实践。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地方公债较高的信誉度、收益回报率和较强的认购能力,以及地方借款的存在都为我国地方公债的发行提供了可能性。鉴于此,本文将在我国地方公债发行背景的基础上,分析地方公债发行的可行性,并提出我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的具体设计,以供参考。     

基于风险控制的地方公债制度安排

发行地方公债会带来一系列的潜在风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成本.为了避免或减轻发行地方公债的负面效应,地方公债的制度安排必须以债务风险控制为核心,做好地方公债的发行、使用、偿还等各环节的风险防范.     

近代浙江省公债的发行及启示

与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地方政府一样,浙江省政府为扩充军备、弥补行政费用之不足和筹措建设经费,曾发行了大量地方公债并呈现出以下特点这些公债的70%被用于军政费用,但发行办法逐渐由粗疏而趋于周密,公债利率逐年减低.近代浙江省公债的发行史为当今地方公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历史启示.     

论公债的宪法基础

公债的发行涉及国家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并且由于公债发行产生一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具备宪法关系的形式特征,所以有必要从宪法的角度对公债进行研究.公债发行的宪法依据是我国<宪法>第14条第三款.由于公债发行会对法律保留原则、民主原则、平等原则构成破坏,所以有必要设定公债的宪法界限.公债合同属于行政合同,公债属于一种公法之债,有关公债的争议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1927～1937年国民政府公债市场监管体制评析

为了保证公债的信用和发行 ,南京国民政府在公债市场监管体系的建立方面是非常重视的 ,并且也做了相当的努力。从结果来看 ,其公债市场规范化程度较之北洋时期有了较大提高。巨额债券的发行和流通使南京国民政府得以稳定和统一 ,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国家建设 ,这对随之降临的抗战乃至最后胜利都有深远的影响。有人以公债流通市场上投机现象严重、流通市场稳定性差 ,来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公债市场监管力度不够 ,笔者认为这些大多数都是非市场因素引起的 ,远非公债市场监管体制本身所能解决     

试论我省证券市场的拓展

现状分析。云南的生产建设资金在1981年前均由国家财政和银行两大块统包,证券投资是个空白。1981年以后,我省代理国家发行各种有价证券,到1992年共发行国库券8亿元(其中1990年发行1.4亿元、1991年2.5亿元,1992年3.5亿元;特种国债1990年发行7千万元,1991年发行了3千万元,1992年1亿元,共计2亿元;转让的有价证券48917、67万元,其中国库券31450.08万元,保值公债1739.24万元,基本建设债券45.32万元,重点建设债券30万元,金融债券49.63万元,地方企业债券10653.41万元,企业短期融资债券49.50万元。近几年,则连续发行了一些大中型企业的企业债券,这些债券一上市,就出现了群众争相抢购的可喜局面,有些公司债券在代销银行内部就被售完。同时,有些企业还发行内部股票,到1993年1月10日,我省已有29家企业开展股份制试点,股份制企业已有51户,其中股份有限公司12家,有限责任公司39家,股本总额达26.47亿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丁资金紧张局面。同时,金融市场也有了较大发展,到目前为止,全省已形成了7个大的资金市场,即昆明、曲靖、楚雄、玉溪、文山、思茅、大理,公开进行资金拆借,证券转让、外汇调剂等各项业务,并代理发行有价证券35.9亿元,其中企业债券28.6亿元,金融债券6.3亿元。 从以上现状可以看出我省证券市场     

建立我国地方公债制度的探讨

举借地方公债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增强财政能力的普遍做法。本文从分析我国发行地方公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入手 ,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做法 ,结合我国国情 ,全面设计了我国地方公债制度 ,并提出建立地方公债的监督管理机制以及注重地方公债与国债在发行和使用上的协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期公债发行述论

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筹集革命经费而首次发行的公债。在临时中央政府的详细部署和积极动员下,公债在很短时间内就超额完成了发行任务。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次发行的公债,它标志着革命根据地债务举借开始走向规范化;公债发行中的政治动员成为以后根据地公债发行普遍采用的方式;公债发行中的不足也为以后根据地公债发行政策的完善提供了经验教训。     

地方公债、财政分权与宪政的实现

面对国内外严峻的金融和经济形势,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地方政府的18万亿配套资金.但地方政府的钱从何来,则是一个非常现实和紧迫的问题.近来,地方公债问题再次被讨论并拟建立由国务院审批、财政部代为发行的地方公债制度.对于存在一定程度财政分权的中国来说,地方政府应享有发行地方公债的权力,基于立法保留原则的限制,该制度应由全国人大通过立法程序建立.事实上,地方公债和分税制是财政分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其不但与中央、地方的权限划分有一定的渊源,也关乎我国宪政建设的进程.     

广东近代地方公债史研究(1912—1936年)

民初广东政局跌宕,经济封闭。公债发行竟多达20余次,实售总额近2亿元,其次数多,债额大,居各省之冠。且债券币制特殊,自成体系。巨额债务用途殊异,尽管曾对北伐战争和本省实业建设有过贡献,但大量的却是为新旧军阀混战服务,具有浓厚的封建军事性质。发行公债是统治当局筹措财政经费的重要来源,借此积累财富,扩充地方官僚资本实力。公债养肥了金融投机势力,扼杀产业资本,实为沉重的超额经济负担。历届政府不守债誉,骇人听闻,徒增商民的苦痛。一部混乱的公债史充分反映出广东近代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状况。     

统一公债案述评

国民政府1936年发行的统一公债不是新发债项,而是以发行新债票的形式对原有各项内债进行的第二次整理。国民政府因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对各项内债的本息延期偿还,发行统一公债五种债票换偿各种旧债未偿债票,同时延长各债的还本付息年限并降低利率。统一公债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负担,但其负面影响仍是主要的。     

公债发行的宪法实体控制

为维护主权信用健康,在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财政赤字和公债发行均应受到宪法控制。首先,宪法应当分别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种类作出明确限定。其次,宪法应当对公债用途予以明确界定,严格杜绝利用公债支应日常公共财政。再次,各类公债的发行总量要由宪法予以限制。最后,各类公债的最长期限也要由宪法控制,以保障代际人权和维护代际公正。     

1938年广东省国防公债的筹募与社会响应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日军对广东实施野蛮轰炸,同时派军舰侵扰沿海各县。为加强国防建设,广东省政府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决定自1938年3月1日起发行国防公债1500万元。广东当局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和劝募,向广大民众传达购买国防公债与抗战的联系,激发民众的爱国之心。广东省国防公债的劝募得到商人、学生、华侨等团体和个人的支持与响应,体现出社会各界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受时局影响,广东省国防公债实际筹募1100余万元,实属难能可贵。广东民众购买国防公债并非只图回报,更多地是要尽其所能,为抗战贡献力量。     

1928-1937年的电政公债

在1928-1937年间,国民政府多次试图发行电政公债进行融资,却只有民国二十四年电政公债发行成功。此次发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公债券在发行后实际上未进行公开认购及流通,而仅是成为向金融机构借款的抵押品。1928-1937年的电政公债,在制度构建、运作设计及操作过程等环节都反映了当时电信产业发展融资的巨大需求及行业本身要求走向市场的客观性,但受时代局限,其发行屡次未果,仅二十四年公债得以发行。对这一期间电政公债发行的研究,有助于对民国内债史乃至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对于现代产业融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近代经济史视野下的《子夜》文学创作——以南京国民政府早期公债为中心的考察

以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子夜》为代表,从近代经济史视野剖析茅盾笔下的公债,阐述南京国民政府早期公债的概况,包括发行公债的背景、原因、种类以及公债的实际用途.并以中原大战为例分析主要由于时局与军阀混战的因素抑制公债价格,从而得出南京国民政府因政权合法性受到挑战而忙于征战,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缺失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结论.     

梁启超公债思想探微

梁启超的公债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梁启超的公债思想体现在他对公债的某些认识上,如公债是一种有价证券、公债的种种用途、公债发行的必要性、发行准备、偿债基金法的偿还方法等。     

清末“爱国公债”发行探析

在息借商款和昭信股票发行之后,清廷本已衰微的政府债信更加缺失。此后,清廷不再轻言"公债发行"。但辛亥革命爆发导致破落的政府财政更加陷入绝境,使清廷无暇顾及所谓的"舆论反对"、"政府债信缺失",再次发行国内公债——"爱国公债"。从理论上讲,"爱国公债"发行社会对象更具有广泛性;因有金融机构直接参与,现代信用条件也更为具备。但此时风雨飘摇中的清朝政府债信已经荡然无存,普通商民对此公债几乎没有什么认购。清朝统治结束后,该项公债由袁世凯政府接续办理。     

国民政府1932年公债整理案述评

从1927年5月到1932年1月的5年中，国民政府为应付庞大的军政、债务费用的支出 ，发行了10亿多元的内债(internal bonds)，而为这些内债提供担保的各种税收，在“九· 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急剧减少，国民政府不堪重负，遂于1932年2月进行公债 整理，其主要内容是：每月由海关税项下拨出860万元，作为偿付所有债券本息的基金；除 极个别公债不变外，所有债券均改为年息6厘计算，还本期限悉延长为以前的一倍左右，等 等。公债整理案的实行，对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官业余利”并非北洋六镇军费主要来源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其控制的北洋"官业"中,只有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确定每年提取两成余利作为军费来源。而滦州官矿公司、启新洋灰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没有规定将余利或营业额作为军费来源,临城矿务局余利每年只提取2000两白银作为军费。关内外铁路余利只是临时垫拨、挪借,前后总共不超过两次,不可能任意挪用。天津官银号和北洋银元局是通过发行公债间接赞助军费。这说明,"官业余利"并不是北洋六镇军费的主要来源,其在军费筹集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