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生态的变迁及其治理

社会生态的变迁和发展,客观上要求社会治理内容和机制也应该不断适应和改善.文章从我国社会生态变化的总体性特征,提出了构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位一体"建设的重要性;指出现代社会治理应注重从社会三大结构要素之间的联结出发,建立综合性的治理机制.从建立和完善七方面机制入手,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支撑,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综合性支持,使之成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形态.     

社会结构转型与我国生态安全体系的构建

社会结构的加速转型,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发展所带来的环境、资源的压力也与日俱增,生态安全面临着一系列新的严峻挑战,全面建设国家生态安全体系刻不容缓。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演变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演变历史,本质上是一个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的过程。其中阶级理论及其一系列实践给农村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土改、合作化到人民公社,这是一个国家政权不断深入农村基层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的取消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政权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

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政治权力自下而上集中和自上而下渗透的双向过程.由不同层级的国家机构构成的政权组织体系则是实现权力集中和渗透的必要条件,由此开始了"政权下乡"的过程.传统社会实行"县官治县,乡绅治乡",国家治理是"无根的统治".20世纪下半期,由于底层经济社会的变革,使国家政权在乡土社会扎根.但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也面临基层官员自我利益扩张造成政治阻隔等新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格局下的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

新中国建立70年在国家治理格局下进行了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稳定和建设政权,国家治理覆盖了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也导致了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产生,社会治理成为必要。市场化、城市化衍生了以民生为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新时期和新时代下政府通过建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尝试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本领域,这也需要对多种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整合。     

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转型

回顾中国国家政权现代化的演进史,可以看到政权的现代化并非必须是光彩的事,从清末到民国的政权现代化,主要目标是汲取社会资源以保证国家所需。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也推行过国家政权向全社会的延伸,这一时期政权的现代化实现了国家汲取社会资源以建立工业化国家所需,政权现代化有得有失。当前,我们要进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到底要达到什么目标及走何种道路呢?以市场和社会为本是政权现代化的考量标准,政权现代化不能以伤害市场和社会为前提。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应做好公共权力制度化建设、市场作用决定性建设及社会力量权利化建设。     

论我国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必须要弄清楚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问题,即"依靠谁、为了谁".我国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基于三个维度:在国家维度上,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国家的富强;在社会维度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个人维度上,实现个人发展和人民幸福.人民幸福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党和政府不断奋斗的终极目标,是党"以人为本"执政原则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生动体现.     

“倚靠体制,面向社会”:体制外公益组织“准社会化动员”的个案研究

"准社会化动员"是体制外公益组织适应"后总体性社会"的产物,其精髓是"倚靠体制,面向社会",其特点是:借用体制因素、以社会资源为目标、采用社会化手段和社会取向。"准社会化动员"显示了"后总体性社会"中,公益组织体制外出生,自下而上,走向与体制良性互动、合作发展的独特路径。     

论中国的可持续社会现代化

由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社会性"的"金融危机",即以"资本"为灵魂、为世界观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安排,无法跨过"可持续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种种"社会"问题之"坎"而显现的危机.21世纪中国可持续社会现代化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发展规划缺失、社会"公共空间"缺失、城乡二元结构四大挑战.中国必须以科学发展现为指导,在推进可持续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积极回应"四大挑战",扬弃经济增长的逻辑矛盾,努力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走出发展方式中的"误区",消除西方国家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现代化痛楚"、"发展性危机"、"社会风险",实现社会全面小康、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     

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考察——"国家-社会"理论是否适用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的本土视角可以发现:从实践角度看,我国乡村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国家政权的把度下进行的,但是,由此将国家权力的下渗设定为国家政权的单一化判断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单向影响,忽略了社会对国家的反向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讨价还价的过程及其正向效应.另外,如果仅将基层组织力量作为社会变迁的源动力又无法从国际领域找到经验证据.因此,"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问题的方法论指导.     

试析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源——知识生产社会控制机制的视角

知识生产具有社会属性,这为社会控制知识生产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不同的知识社会控制机制是造成不同民族国家间知识结构与形态差异的重要因素。中国封建王朝以强大的政治权力为后盾,发展了一套系统而严密的知识社会控制机制,最终形成了迥异于西方国家的知识生产＂范式＂。在这种学术范式中,儒学以＂同心圆＂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循环复制,自然科学研究被边缘化了,从而造成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历史演进及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两位一体"到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三位一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日趋完善的发展历程。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一次次升华,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实现“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重要政策措施。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思想的根本体现。建设科学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改革和发展的成果由全民共享。尽管我国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目前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依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挑战。我们一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努力实现全社会就业充分,劳动关系和谐,社会保障体系健全。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功能研究

我国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组织分化、阶层分化、利益分化及价值观分化等现象,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形成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局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社会整合功能,充分利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资源整合社会,使得社会生活的权力、制度、组织、价值体系浑然一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简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现代国家建构——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框架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面临着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建构两大历史任务;自新中国成立,民族国家建构目标基本实现以后,努力完成民主国家建构、实现国家民主化就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因而,以国家民主化为重要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手段和必要环节,不但不会危害国家政权建构和损害各主流社会阶层利益,还是巩固现代国家政权、保证各主流社会阶层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基础和条件。     

新社会阶层参与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通过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建立起促进和谐的社会机制,使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愿望。“善治”理论强调协同治理,主张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与合作。通过引导、调控,逐步形成一个以新社会阶层为主体的呈橄榄形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从而奠定和谐社会的基础。新社会阶层有序的社会参与将有效促进社会政治力量整合,推动国家政治制度完善和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与国家关系在当代中国的互构——社会建设的一种新视野

在社会与国家关系中的社会是一种利益共同体,既包括狭义的社会,又包括市场,国家则是对社会作出政治安排的权力系统,社会与国家两者之间具有互构的法理机制和解释机制。本文分别对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法理机制和解释机制的变化和新情况做了分析。如果要实现权归于国家,就必须确保利归于社会。制度性行动与非制度性行动的互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原有的制度性行动规则面临挑战。社会建设可以从更加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更加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两个方面调节社会与国家关系。     

从费孝通的双轨政治理论看我国社会管理的困境

费孝通的双轨政治理论认为：“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结合费孝通的观点可以发现：由于缺乏对基层自治组织在民主政治与自我管理层面重要性的深入认识,导致我国社会组织极不发达,公民社会发育缓慢,从而加剧了政府的社会管理压力。要改善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困境,必须重视和发挥以基层自治组织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的功能与作用,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吸取智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实现社会的良好管理与和谐发展。     

“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

现代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得益于政党向乡村的延伸和渗透。正是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政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无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动员到了党的目标之下。由此,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对于现代中国建构中的乡村治理来说,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它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精英的权力化,会产生"脱草根性"的问题,为此需要扩展其民意基础。     

近代甘青地区“土官“制度变迁简论

甘青“土官”制度包括土司制度、寺院制度和盟旗制度三种形态。这三种制度的形成路径,由具体历史阶段的民族关系所规定,反映了复杂的民族结构所产生的不同政治制度。以封地为基础的土官制度与郡县制不仅存在着利益冲突,还包含着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把领地部族关系转变为州县对民户的统治关系,是改土归流变革的根本内容。而这在游牧民族的实施困难重重,反映了社会水平对制度改革的制约。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促成了甘青土官制度改革的急促与近代内容。土官所属的民族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