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人执行制度的构建意义和适用原则

依照执行措施针对对象的不同,强制执行分为对物执行和对人执行.对人执行是强制执行的重要方法,是对物执行的基石和后盾,是解决执行难的重要武器.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丰富了对人执行的手段.当前,亟须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现代对人执行制度.     

论我国非诉行政执行的制度分析与重构

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现有的立法模式可以概括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行政机关自行行政强制执行为辅”。其主要价值是确立和强化了司法权对行政强制执行的介入程度。在对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规范性和正当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分散行政强制执行设定权、分离审查主体和执行主体、增强对间接强制执行的监督等改进措施。     

对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时效制度的立法探讨

执行时效作为行政执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世界各国行政立法中皆有较为详尽的规定。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兼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和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两种模式。对于前者，执行时效的立法规定较为简单、粗略，且具有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对于后者，执行时效的立法规定阙如。加强行政立法中有关法院强制执行时效制度的立法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对策建议

法律制度的供给不足是造成我国执行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效解决执行难,要从制定单独的强制执行法入手,通过重视执行和解的特殊作用,强化媒体曝光、劳务抵债、征信系统＂黑名单＂记录等执行方法和执行措施,并引入检察机关对执行程序的监督机制等。     

论民事强制执行的改革与完善

“执行难”在我国的民事司法中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有体制原因,也有立法和执行人员方面的问题。对民事执行进行改革和完善是必要的,也是势在必行的。应从我国民事强制执行现状及成因出发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     

论民事连带责任案件的执行

就连带责任司法裁判的全过程而言,连带责任案件的执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连带责任案件执行的不确定性及司法实践中的执行乱象,连带责任案件的执行应以连带责任承担的常态为着眼点,原则上应对全体连带责任人予以强制执行;执行要符合法定程序,并设置救济手段,赋予连带责任人按份执行抗辩权.     

论对债权执行的边界——兼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中的债权执行条款

对债权执行边界的确定,关乎执行债务人责任财产的认定与第三人的利益保障,对于确保执行正当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法典编纂之际,如何界定债权执行客体的应然范围,是推进债权执行制度体系化建构的关键问题。债权执行边界的生成机理包括责任财产理论、执行标的有限原则以及利益平衡原理。依据责任财产理论,作为执行客体的债权须具备经济价值、独立性与可让与性,且该债权归属于执行债务人所有。基于维护公益与尊重人权的需要,对债权的执行应当遵循执行标的有限原则,不得强制执行实体法上禁止让与的债权与程序法上禁止执行的债权。而利益平衡原理则要求执行机关适度平衡多元主体之间的权益保护,避免对债务人和第三人造成过重的负担。在宏观上,应当将债权执行划分为“基本型”和“占有型”,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客体形态分别予以重构。“基本型”用于实现给付金钱之执行名义,其执行客体应当涵盖非到期债权与非金钱债权。唯将来债权的扣押须受一定限制,应结合作为债权基础的法律关系、将来债权发生的可能性、主体的特定化予以斟酌。在继续性给付债权扣押效力范围的判断上,应当秉持债权基础关系的单一说,同时对立法草案的相关条文予以调整。“占有型”用于实现交付物之执行名义,其适用场域应限定为第三人对执行债务人负有交付义务的情形。若第三人属于当事人的继受人、为当事人或者继受人利益而占有标的物者,不得适用债权执行方法。较域外而言,由于我国对第三人采用径为执行方式,阻却“占有型”债权执行的事由亦呈现特殊性。     

中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的模式选择与构建

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理论和实践表明 ,中国现行的司法执行模式存在着种种不足。中国宜借鉴德、奥等国家的强制执行立法 ,完善行政救济 ,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 ,有效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民事执行制度“执行难”的根治与改革

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现行的有关强制执行法的法律规定存在着内容过于简单、程序过于笼统、规定的强制措施力度不够等漏洞，严重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本文针对我国在民事上“执行难”的现状，提出了根治“执行难”的几个观点。     

强制执行法基本原则研究

民事案件“执行难”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理论界和司法实际部门为解决这一难题进行了多方的和长期的探讨。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　执行难”问题，必须尽快制定一部独立的强制执行法。本文在此前提下探讨了强制执行法的　基本原则构成，着重论证了优先清偿原则、执行标的有限原则以及财产执行为主人身执行为辅原则，为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建立提供一些参考。     

民事间接强制执行制度比较研究

为了在保障被执行人基本人权的前提下迅速、经济地实现执行目标,维护法院裁判的国家权威,德、法两国在执行实践中形成了形态各异的间接执行制度,这些制度蕴含了不同的执行价值平衡思想。中国应通过研习域外的间接强制执行立法技术特点,结合本国的执行实践,按照影响债务人财产利益型、影响债务人尊严型、人格利益型和限制人身自由型体系化中国的民事间接强制执行措施并完善实施程序。     

论民事强制执行的警务化改造

制度性障碍是造成我国法院执行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应改变现行由法官行使强制执行权的做法,实行强制执行权与执行审判权分离,将民事强制执行权交由熟悉法律知识且具有司法警察身份的人员行使,同时整合人民法院现有的民事执行机构和司法警察机构,设立执行警务局,实行民事强制执行的警务化改造,以整合司法资源、消除制度障碍、破解执行难题。     

论人身强制执行

“执行难“现象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我国执行理论与现行立法一概排斥将人身作为执行标的应是其中之一。过于僵化地遵循这一原则已无法解决当前民事执行中所凸显的现实问题。通过历史的考察和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人身强制执行制度既有其历史的渊源,又有现代的法例。而基于对民事执行制度构建的目的、执行当事人双方利益衡量的法理分析,审视执行制度面临的严峻现状,在我国建立人身强制执行制度应有其当然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从对峙到共存：执行程序中居住权的保护范围及措施

涉居执行难题涉及《民法典》新设物权与民事强制执行立法的规则协调。经我国本土化改造后的居住权,既侧重传统人役权的生存保障属性,又兼具用益性物权的财产属性。二者背后呈现的价值倾向的差异,有必要在涉居执行中通过细分居住权类型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剖析民事强制执行的基本价值,宜将执行程序中居住权的保护范围限定在“社会性居住权”的概念之内。对于民法典与民事强制执行立法的衔接,分别从民事私法与程序公法两个维度出发,在实体上构建有限保护的居住权审查规范,在程序上完善案外居住权人的救济措施,实现涉居执行中居住权与其他权利的平衡保护。     

中法行政诉讼判决执行制度比较研究

在行政诉讼判决作出后,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判决,行政机关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也可以依职权自行强制执行。而当行政机关不履行判决义务的时候,行政相对人申请强制执行往往障碍重重。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中法行政诉讼判决执行制度进行分析,指出法国行政诉讼判决执行的优势及我国在此方面的不足。     

“不可替代行为”强制执行若干问题研究

“不可替代行为”所具有的特定人身“依附性”,是该类行为与“可替代行”最为基本的区别。为了规范执行实践中对于“不可替代行为”的强制执行,我国立法上应当对于“不可替代行为．”强制执行的“例外”、“执行规则”、“执行程序”、不履行“不可替代行为”条件下的“损害赔偿”等,作出明确规定。并对某些“不可替代行为”的结案期限做不同于一般执行的调整。     

"执行难"之成因及对策

人民法院“执行难”有其客观原因 ,也有其主观原因。要解决“执行难”问题 ,应加快依法治国进程 ,消除“执行难”存在的空间 ;加强立法、完善我国强制执行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 ;改革人民法院隶属体制 ,建立上下垂直的统管体系 ;人民法院要优化内部执法环境 ,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     

仲裁裁决执行许可程序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进路

执行许可是仲裁裁决得以执行的前提，其依据体现在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强制执行请求权与执行名义的关系上，更与仲裁私法自治与国家公权强制间的张力有关。为体现司法对仲裁的适当监督，仲裁裁决执行许可程序的法律路径应当围绕书面审查进行，而非口头辩论，这不仅契合执行许可的规范价值，更与我国集中式执行体制相得益彰。我国仲裁裁决执行许可程序实际呈现出“债权人申请—法院职权审查”的单线结构，法院只需对仲裁裁决事实进行确认。由于仲裁裁决执行许可程序与执行立案审查混合在一起，在适用上也要调和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强制执行法》立法述略

国民事强制执行立法,始于清末,而以中华国民政府1940年颁布施行的《强制执行法》地位最为特殊,它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最后一部民事执行法,它的内容和形式都较以前的民事执行法有颇大的变化,为近代中国民事执行立法之大成。1949年,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后,历经数次修改,现仍在台湾地区施行。     

论行政强制执行中的执行和解制度

行政法学理论通常认为执行和解不得在行政领域实施。但笔者认为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出现,行政权在一定条件下可自由行使。本文采用逻辑类推方式,具体阐释了行政强制执行中执行和解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分析了指出执行和解的限定条件、法律救济以及非诉强制执行中法院审查等相关问题,以期为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法》提供一些立法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