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小官巨贪”治理的成效与展望

近年来,我国的制度反腐包括反腐法律规范、相关机制与机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小官巨贪”现象并未根绝,当前,“小官巨贪”呈现发案领域的扩大化、作案手段的隐蔽性增强、群体性腐败仍广泛存在的特点。“小官巨贪”治理不足的行政生态困境主要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未完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转型仍未完成,官民沟通系统与公民反腐参与度仍待提升,社会廉政教育与廉政文化建设尚需加强,权力配置与监督机制还需理顺。为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推进社会转型和政府内部结构转变,改变政府考核指标;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提高民众参与民主监督的意识;重视思想建设和廉政教育;完善国家监察体制,加大审计监督力度等,进一步改善“小官巨贪”治理的行政生态。     

“颜色革命”四周年祭

颜色革命国的分化，后颜色革命国的转向，其实体现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确保政权的合法性。     

“互联网+”社会治理: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耦合与优化

在加强社会治理的情境下,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外部嵌入,既打破了治理技术瓶颈,也使得治理策略更为精准化。以效率原则为工具导向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回应社会公众诉求、及时纠正制度偏差提供了技术支撑,然而,作为新制度安排,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也将面临嵌入阻力,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分治下的技术性阻力、部门分利秩序下的价值性壁垒和碎片化管理下的协同性障碍。为此,互联网+社会治理应强化以民为本的技术治理理念,优化供需匹配的技术治理体系,构建条块衔接的合作治理格局,在保障社会公众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实现技术治理效率最大化,在完善数据共享平台的基础上,使社会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下走向善治。     

数据“回流”: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之举

加快数据向基层回流是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之举。数据回流可以为基层治理赋能增效,有助于推动基层政府决策智能化变革、服务模式精准化转型以及业务流程协同化联动。当前,加快数据向基层回流仍然困难重重,面临着基础设施拥而难用、支撑系统统而不通以及数据资源汇而不慧等瓶颈。未来,必须做好建设规划,使基础设施有效覆盖,让数据回得去;完善实施细则,明确数据主体职责划分,使数据接得住;加强育才引智,打造专业化数字人才队伍,使数据用得好。     

“颜色革命”偃旗息鼓

乌、格、吉三国的各个政治派别现在都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如何赢得一场大选,而不是再发动一场革命,这可以说是"颜色革命"到目前为止对三国最大的贡献。     

钱袋子如何“革命”

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看到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是社会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 ——温家宝     

公共卫生危机的中国治理：反思、优势和前景

从容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是世界各国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公共卫生领域内实现善治是将危机消弭于无形的最理想状态,实现这一状态则须尽凭良法以实现治理的合法性、恰当反应以实现治理的高效性、官民共治以实现治理的责任性、信息公开以实现治理的透明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克服了数次公共卫生危机,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的坚决配合、中国国力的坚挺支持等制度优势,但也还存在习惯管理而疏于治理、擅长组织而短于科技、偏好严控信息而戒惧公开、智库依附而权威缺失等问题。然而,这并不妨碍中国的治理模式成为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世界典范。     

基于“家文化”的视角看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

在“家文化”及其泛化背景影响下，我国家族企业打上了浓厚的家文化的烙印。本文试图通过对“家文化”其本质特征分析，着重探讨“家文化”对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影响，寻求在“家文化”的影响下构建中国家族企业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以实现传统家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结合。     

中国的“英雄”定义将发生变化

目前中国大约有34万家庭以他们的被授予“革命烈士”头衔的亲戚而骄傲。但随着当局有意更好地反映中国的新面貌，这一旧有观念行将改变。根据一项向公众推出并接受一周评议的新规则草案，“革命”的字眼将被移除。     

参与式治理与协商治理的对接与融合

治理模式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和政治发展的重点。在代议制民主疲态渐现和弊端日增的背景下,作为代表性的两大创新形式,参与式治理和协商治理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参与式治理主要强调社会管理者的开放包容和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而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是核心和关键;与之对应,协商治理更强调公民理性参与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其基础是平等高效地对话和协商。为了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必须实现参与式治理与协商治理的对接与融合,而解决现实治理困境的关键是既能突破原有制度设计瓶颈,又能协调体制内外各种力量和利益,而网络则是新形势下的有效载体。     

内部治理、内部控制与债务契约治理——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我国债务融资契约的治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治理效应遭到严重扭曲,债务融资不能很好地发挥激励约束作用;本文还发现,在内部治理的各因素中,最终控制人性质、股权集中度、经理人激励程度对债务治理效应的发挥有显著的影响,董事会独立性与勤勉程度、监事会监督力度对债务治理效应发挥的影响不显著;内部控制对债务治理效应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笔者提出了强化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的一些建议.     

资本结构治理效应: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资本结构影响公司治理的结果最终会体现在公司绩效的变化上。本文通过对1992-2004年间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发现:资产主营业务净利润率、经营费用率和资产利用率三个指标比股票价值能更好地解释资本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国家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负向影响越来越不显著;法人股比例和负债融资比例对公司绩效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等。这些结论表明,完善资本结构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提高公司绩效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股票市场的"月份效应"和"月初效应"

就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显著的"月份效应"和"月初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并不存在绝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股票市场和其他某些新兴股票市场所普遍具有的"一月份效应";但是实证分析显示,沪深两市均存在显著的"月初效应".在样本期内,两市从前一交易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到本交易月的第六个交易日期间的日平均收益率均在统计上显著为正,并且远远高于剩余交易日的日平均收益率,表明沪深两市在某种意义上都缺乏有效率.     

公司治理环境、治理行为与治理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电信产业演进的证据

本文将公司治理环境、治理行为及治理绩效间关系这一研究问题寓于作为复杂经济系统的中国电信产业演进和改革过程之中,通过事件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结合运用,在搜集中国电信产业1949年-2009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1997年-2007年发展数据以及对其进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公司治理环境和治理行为的发展过程遵循间断均衡演进规律;中国公司治理行为呈现对治理环境的整体跟踪与滞后效应,并积极应对环境变化,对环境产生影响;治理环境与治理绩效具有密切关系,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完善以及战略能力的提升是治理缋效提升的前置因素.     

Governance Implication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In the financial debacle, 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failed to protect owners and stakeholders from calamity. Given the immense financial bubble, could improved governance have made a difference? Many large complex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y not be sufficiently governable to avoid unpleasant major surprises. Ponderous processes of enac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substantial influence of powerful stakeholders in those processes, mean that fluid markets are likely to mitigate or even avoid the impact of regulatory improvements that policymakers suggest. Better information must flow to decision makers, but the dynamics of a bubble may impede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by financial firms and government.     

IT治理及其思路:“信息技术生产率佯谬”的治理

“信息技术生产率佯谬”是困扰企业信息化进程的核心问题。本文在介绍“信息技术生产率佯谬”现象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把“信息技术生产率佯谬”归因为技术原因与管理原因的不足，指出IT治理的缺失是导致“信息技术生产率佯谬”产生的核心原因，最后提出“信息技术生产率佯谬”IT治理的思路；同时，针对我国财政部2007年3月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及《企业内部控制具体规范第××号——计算机信息系统》提出看法。     

“元治理”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治理精细化——基于湖北省荆州市S村的调查分析

以湖北省荆州市S村为研究范本,从"元治理"理论视角考察该村的治理精细化过程,研究发现:该村的乡村治理精细化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与村级自治有机结合、双重发力,但在实践中存在治理预期与村民诉求错位情形。提升村级治理效能,需要充实、培强村干部队伍,培育村民的治理主体意识,合理赋予村级组织权力。     

Ryan White CARE Act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e-Examined: the South Florida Experience

This research sequel employ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with the aim to ascertain whether HIV/AID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till works in Broward and Palm Beach Counties of South Florida within the context of efforts to provide care and treatment to target populations. The study uses interviews, observations, and document reviews to garner data from all relevant sources of the Councils and focuses on 2000–2006 and 2009–2013 time frames. The collected data was subjected to integration of themes and concepts based on category analysis. The analysis reveals represen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target populations, service providers, non-elected community leaders and other relevant stakeholders in decision making enable collective problem solving. The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theory and praxis by highlighting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resents public managers the viable option of serving as advocates of various interests in society.     

关系投入、治理机制、公平与知识转移：依赖的调节效应

公平是社会和经济交换关系维系的基础之一,已有研究大多探讨公平在改善组织间合作及关系绩效中发挥的作用。但是,对于如何提升渠道关系中成员感知的公平尚缺乏深入探讨,并且不同维度的公平作用效果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基于公平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提出关于关系投入、治理机制、公平与知识转移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从制造商关系投入(交易专项投资)和关系治理机制(契约控制和信任)两个角度探讨分销商感知的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的影响因素,并检验两类公平对分销商知识转移的影响以及分销商依赖在其中的调节效应。选取中国家电、电脑、手机等行业,对制造企业和分销商同时发放问卷,最终获得213组制造商-分销商配对样本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10个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制造商交易专项投资能提升分销商感知的分配公平,但对程序公平无显著影响;使用契约控制能提升分销商感知的分配公平,对程序公平的作用则呈倒U形关系;信任机制的使用对两类公平都有积极作用;分销商感知的公平对其知识转移有促进作用,但随着分销商对制造商的依赖增强,分配公平的作用被削弱,而程序公平的作用则更加显著。检验公平的影响因素,揭示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的提升机制,从知识转移这一视角为公平在合作中的重要性提供新的实证支持,通过引入分销商依赖揭示两类公平的不同作用效果,为制造企业的管理者在渠道合作中有效地进行关系投入、选择合适的治理机制提升分销商感知的公平,进而促进分销商的知识转移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