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治理中政府的权责定位

大数据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政府在大数据治理中的权力和责任,则是大数据治理的核心命题。在大数据治理中,政府应该打造一套"四权分置"的权力机制和"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责任机制,需要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过渡。政府探索大数据治理的责任机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合理的数据资源分配机制,二是制定大数据治理责任清单,三是建立健全大数据监管机制,四是完善政府问责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政府简政放权的五维建构

政府简政放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考量指标。积极推进政府简政放权,需要我们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契机,实现五个转换:一是理念原则的转换——遵循以人为本、人民幸福理念,打造政府简政放权的内部强大磁力场;二是价值目标的转换——把握公平正义价值取向,找准政府简政放权的内外共通连接点;三是机制体制的转换——法律手段的积极"进场"和行政手段的悄然"退场";四是方式路径的转换——实施协商民主途径,扩充政府简政放权的外部空间能量域;五是自身形象的转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避免掉入"塔西佗陷阱"。     

档案管理视角下的政府数据资源治理刍议

本文将档案管理思路嵌入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阐述依托档案管理思维治理政府数据资源的意义,分析档案管理与政府数据资源治理协调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数据资源、数据挖掘、开放共享三个方面指明档案部门参与政府大数据治理的发展方向。     

政府数据开放驱动、博弈与优化——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

数据开放是制度变迁大背景的产物。根据新制度主义分析,制度观念倒逼政府数据开放,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非均衡促进政府数据开放,现实价值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政府数据开放是内外双向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在驱动力包括强制驱动、模仿驱动和规范驱动,内在驱动即数据开放的现实价值。借助委托代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外在驱动与内在驱动的博弈进行分析发现,政府部门与立法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均存在着博弈困难,而提升数据开放程度需要相应优化策略。为此,应完善数据开放法律法规,为政府行为提供精准抓手;健全数据开放监督制度,减少政府的自利性行为;满足利益相关者诉求,以社会回应彰显数据开放价值;提升社会共治程度,促成社会与政府的合作性博弈。     

数字政府视域下政府数据价值增值研究

政府数据具有不可估量的生产价值和创造潜能，政府数据价值增值过程涉及的相关主体应不断提升自身技术能力，善于发现政府数据实现价值增值的机会，不断优化政府数据价值增值过程，让政府数据更好地服务于数字中国建设。数字政府视域下，应通过培育政府数据价值增值理念来提高参与主体的积极能动性，健全政府数据价值增值基础以优化政府数据价值增值过程的技术支撑，完善政府数据价值增值制度使得政府数据价值增值朝着法律化、程序化的方向发展，健全政府数据价值增值机制为政府数据价值增值过程提供整体的运行保障。     

新兴产业的政府数字治理研究——以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平台为例

新兴产业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带来治理难题.数字技术广泛和深化的应用,正在改造和提升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为新兴产业的政府数字治理提供了条件.本文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背景,以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平台为研究案例,总结提炼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平台在事前预防阶段、事中控制阶段和事后检查阶段起到的主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新兴产业的政府数字治理进行情境识别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1)识别了支持型治理理念、有序的治理关系和科学的治理工具构成的政府数字治理有效性的情境框架.受到宏观层面的制度环境、中观层面的组织场域和微观层面的交易安排等外力作用,以及治理理念、治理关系和治理工具之间相互作用内生关系的影响,形成了新兴产业的政府数字治理情境演化模型.(2)情境因素会提升新兴产业政府数字治理的有效性,支持型治理理念促使形成政策体系,实现安全发展,牢牢守住底线;有序的治理关系进一步加强组织保障,实现多方共赢,做到即知即改;科学的治理工具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生态.三者共同促成数字治理有效.本文围绕新兴产业的治理问题,分析了政府数字治理有效性的情境因素和作用机制,为新兴产业的政府数字治理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     

地方治理的变迁逻辑与现代转向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发生了很大改变,已逐渐完成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的转变。地方治理的发展脉络从集权行政时期、分层放权时期发展至多元治理时期和善治智治时期,其中的变迁逻辑主要体现在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实践和行为规则四个方面。地方治理的现代转向是:治理理念的善治导向,治理机制的协商民主,治理实践的多元主体培育,治理方式的智慧治理。     

完善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四大关系——基于实地调研及微观数据的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要治国理念,是政府管理主导的传统治国方略的根本性的升级,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处理好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贯穿国家生态治理的一条主线。本报告认为,在构建和完善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政府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与民众的关系、各级政府之间(包括同级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等。     

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现代运行机制——基于盐城市的调查与思考

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形成共生性的多元主体联动态势,实现政府、企业、非营利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良性互动格局,是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的迫切需要。盐城市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的成功之路,给我们带来深刻启示。针对当前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应加快构建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文化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开放多元的供给机制、激发内生动力的群众参与机制、文化人才培养使用机制、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机制等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运行机制。     

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智慧治理：价值追求和能力维度

政府治理在不同治理模式下有其不同和特定的价值追求。大数据依托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技术内涵为政府治理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时代机遇与技术契机。政府智慧治理的智慧既是技术价值的彰显,也是人文价值的体现,是在运用科技理性价值过程中对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的包容。在大数据支撑下,政府要努力提升数字化的感知能力,信息化的调整和追踪能力,网络化的整合和协同能力,智能化的选择、决定和行动能力,实现智慧治理。     

善治理念下地方政府的社会问责机制探析

善治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公共权力的让渡,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其实质内在决定了以公众、公民社会组织及社会舆论为主体的社会问责方式对政府行为的监督问责。以善治理念为指导,从社会问责机制的要素出发,探讨我国政府的社会问责机制。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官员有效问责,推动地方政府实现善治。     

政府在上市公司财务治理中的作用

国内关于财务治理的研究,往往忽视政府机制在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的作用.本文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政府机制在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中的主体与监管功能,以期拓展财务治理的研究领域和应用价值.     

政府控制和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认为,影响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的主要环境因素为政府控制,同时分析了政府控制对治理机制有效性的影响机理.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行为影响到了董事会、股权制衡机制、薪酬激励机制等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为公司治理的完善首先需要的是政府治理的完善.只有政府治理完善,对上市公司的干预减少,董事会、股权制衡机制、经理人市场和控制权市场才会发挥其相应的作用.     

数字政府建设中数据传播问题与治理策略

打造数字政府是我国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在于数据的有效传播,而当前数据传播面临着条块分割导致"数据孤岛"、技术依赖造成"数据鸿沟"、现有制度难以保障数据安全三大困境,亟待通过制度、平台、技术、资金、体制机制五大方面进行治理。具体而言,就是要制定前瞻性政策与修正法律规章,盘活数据资源与形成配套体系,强化数据整合与加快开放共享,提高数字素养与优化资金使用,重视数据安全与保护公民隐私。     

中央环保督察下地方政府整改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PV-GPG与元治理的双重理论

两轮中央环保督察对地方政府落实环境与资源保护责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督察中暴露出的各种整改问题也引起了各界关注。PV-GPG理论的公共价值建构与元治理理论对央地治理关系的论述有助于追溯治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结合PV-GPG与元治理理论,地方政府环境绩效治理问题的症结是价值建构环节缺失、领导系统协同性欠缺、战略管理虚位以及督察问责错位。根治整改问题要建立地方政府环境绩效治理的社会价值建构机制、完善领导系统协同机制、构建问责联动机制,切实发挥战略决策在政府环境绩效治理中的约束作用。     

大数据发展、制度环境与政府治理效率

为了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大数据正日益成为政府治理创新的新工具。然而,已有文献关于大数据发展水平对政府治理效率影响机制的研究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理论,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点,基于中国31个省区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揭示大数据发展水平、制度环境与政府治理效率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大数据发展水平有助于政府绩效的提升并能有效抑制腐败行为,而大数据发展水平对监管质量和法制水平的影响作用不显著。(2)大数据发展水平与制度环境的有效契合是提高政府绩效和抑制腐败的关键。(3)制度环境是大数据发展水平对政府治理效率发挥作用的主要边界条件,大数据发展水平对我国东西部地区政府治理效率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大数据发展和制度环境对我国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机理,并为经济转型背景下运用大数据实现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提供政策建议。     

社会治理视角下社区矫正中的区块链耦合与运用分析

社区矫正属于非监禁性矫正刑罚,具有公正价值、人道价值和效益价值,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社区矫正面临着“强国家—弱社会”的态势延续、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不畅、调查评估的误差削弱矫正效果等内卷化困境,而区块链技术所具有的去中心化、高信任度、可追溯与不可篡改、开放与匿名、价值性等优势有助于社区矫正形成多元治理格局、冲破数据孤岛、提高调查评估的精准性,实现社区矫正质量提升。区块链在社区矫正中的融入面临着区块链硬件与软件的制约、社区矫正刚性与弹性的矛盾、能力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等挑战。对此,领导干部应转变对区块链的认知态度,强化区块链治理能力;完善社区矫正与区块链顶层设计,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构建区块链运用配套机制,保障区块链价值充分展现。     

有限政府提高治理能力必须充分调动公众参与

<正>公众参与,是指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决定公共事务或公共治理时,由相关机构通过开放途径,从公众和利害相关人或组织获取信息、听取意见,并通过直接与政府互动,对公共决策和治理行为产生影响的各种行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府职能体系的科学化、规范化界定,逐步建立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体系,即建设有限政府。政府既要"有限",对权力加以限制和规范,     

大数据对政府决策机制的影响

大数据(Big Data)是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产物,它和物联网、云计算、IT产业一起促进了互联网技术的颠覆生变革,并在社会管理、产业升级、国家治理等多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决策机制即时引入大数据的管理模式,极大地提高了政府决策机制的有效性.所以,如何借助大数据的科技革命来不断规范决策过程,提高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效果和整合决策资源,是当前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课题.     

善治理念下的公务员学习能力建设

善治,即善于治理,犹善政,是国家在公共利益最大化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善治有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有效等特点。善治理念下的政府治理,是政府运用政府权力和管理方法,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有效管理社会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