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有效性研究

本文运用1979～2000年的资料 ,研究和分析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有效性。我们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划分为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中央政府政策可细分为审批权限、外汇资金、财政信贷资金和税收优惠 ,地方政府政策可细分为物资供应、资金筹措、外汇收支和行政管理。分析结果表明:中央政府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力 ,而地方政府政策则较少或没有影响作用。因此 ,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竞相提出过于优惠条件的做法是无效果的。     

全国政府网站内容数据中的知识发现：从注意力分配到政策层级扩散

价值不断提升的政府网站内容数据不仅可以描绘政策注意力，也为中央政策向地方层级扩散的测量与评估提供了新的机遇.在我国多层级政府组织治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贯彻落地是政策生效的前提条件.对纵向政策扩散的有效测量和评估将有助于理解政策扩散机制，提升政策落地效果.本文基于全国省、市级政府门户网站每日内容更新数据，通过概率主题建模方法建构主题概率矩阵，刻画政府对不同主题的注意力分配差异，并基于概率主题建模结果构建函数测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扩散速度与扩散程度.本文讨论了测度建构的原理和细节，并引入机器学习方法进行鲁棒性检验，通过多政策主题扩散的混合回归分析了影响短周期政策层级扩散的因素.研究以测度建构为突破口打通文本数据挖掘到有价值公共管理知识的“中间层”,对政策信息学在政策扩散及评估监测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初步探索.     

企业科技创新政策国际比较研究

政府通过财政资金引导和激励企业加大R&D投入，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与地区矫正R&D活动市场失灵的通行做法。本文全面梳理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政策，将发达国家创新政策分为“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综合支持型”三种模式，并对三种模式的主要政策机制进行对比分析和分类研究。研究发现，市场主导型模式偏向于选择间接政策工具，而政府主导型模式偏向于选择直接政策工具，综合支持型模式因为强调市场机制，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基本和市场主导型类似，其区别在于该模式下的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有直接的财政资助，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扶持也更为全面到位；市场主导型模式政府较少直接干预企业科技创新，而是通过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为企业科技创新制定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政府主导型模式政府深度参与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制定产业科技计划、重点研发计划、产学研专项等引导企业科技创新；综合支持型模式在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实现较好的平衡。     

强化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破解“二元困局”的必然选择

经济繁荣度与社会成熟度之间的不对等性的“二元困局”已经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也是引发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实现两者对等的关键性工作在于通过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来提高社会成熟度,而我国现实国情和国际经验表明,这一切离不开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的强化.就目前而言,强化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首先是强化和调整政府经济职能,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加强政府组织建设,特别是激发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关键是建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倡议联盟.     

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的智慧旅游发展研究

运用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对我国智慧旅游发展进行分析。在梳理总结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现状及理论模型基础上,构建适用于智慧旅游发展的政策创新扩散模型。从时间维度,运用政策创新扩散“S型”曲线扩散模型进行分析;从空间维度,运用“试点—学习模仿—全面推广”模式进行分析,探讨智慧旅游发展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不同阶段扩散动因和扩散特点,并根据智慧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动因和扩散特点,提出促进智慧旅游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政策工具优化组合与实体经济有效运转——基于“晋江经验”的研究

地方政府作为地方治理政策工具创新的主体，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特别是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晋江经验”的长时段考察，发现晋江地方政府适时的政策工具创新，促使实体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跃迁性特征。晋江在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设计与执行过程中，以政策目标为基础，以工具优化组合为关键，以工具执行权利与监督为保障，既符合实体企业家的利益和要求，又符合政策制定者的治理目标和方向。“晋江经验”内含的“政策工具包”对于地方发展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的在地化组建具有政策扩散意义。     

省级政府大数据发展政策的扩散分析——基于政策扩散的视角

大数据发展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我国政府从2012年开始关注大数据的发展规划,如今已有23个省级政府出台了大数据发展政策,然而对于我国大数据发展政策在省级政府之间的扩散过程以及影响因素并未得到深入研究。本研究以大数据发展政策为切入点,以政策扩散为视角,分析大数据发展是如何在我国各省级政府之间兴起的。通过对我国32个省级政府的内外部行政生态环境进行整理,基于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政策主导者、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中央政府以及邻近政府对大数据发展政策出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省(市)委书记的年龄与任期、中央政策以及邻近政府对大数据发展政策的扩散具有显著性影响,而省(市)长的年龄、任期、岗位交流经历与省(市)委书记的岗位交流经历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未对大数据发展政策的扩散产生显著性影响。     

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分析

现有分析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研究较多关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通过构建以中央政府行为为外生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型,对中央政策给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种种政策选择做出分析,对地方政府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给垄断部门实施保护以及民营企业对地方官员的公关、民企参与国企改组迟缓等现象做出了解释,借助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央政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     

央地博弈、帕累托改进与政策制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博弈地位的获得、央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利益分化等现实情况表明,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央地博弈已成为影响政策制定是否科学合理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我国现实经验出发,以博弈次序的先后为划分标准,将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央地博弈归纳为中间扩散型与强制型,运用经济学模型分析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央地博弈效应,并通过数理的方式证明,只要满足政策实施后的社会纯收益大于政策实施前的社会产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讨价还价的博弈行为就会形成一个帕累托最优的公共政策。     

中央环保督察与大气污染治理——基于纵向政府和污染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中央环保督察体现了中国纵向环境治理的制度优化与工具创新。通过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污染企业”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影响各主体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并借助系统仿真模拟，刻画主要参数对系统稳定性和收敛趋势的影响，对中央环保督察影响大气污染治理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当前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有效激励污染企业进行整改，但对地方政府监管策略的激励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会将自身责任向污染企业转移，趋向于选择不监管策略。(2)环保督察成本会对督察制度效果产生影响，督察成本过高，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容易选择大气污染治理不监管和不整改策略。(3)相比于大气环境质量考核指标和环境税费，提高不监管策略的处罚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地方政府监管和污染企业整改的策略组合。进一步，从推动督察体系实现常态化建设、探索客观有效的环境政策工具、构建协同参与的环境监管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中的“观望”行为与治理策略——以租赁房制度为例

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是某项创新制度在大范围内进行传播与推广的过程,其有助于国家整体创新能力与治理能力提升。但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观望"行为,即地方政府官员主观性地延迟制度扩展,当创新制度的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且中央重视度不足时,地方政府的"理性经济人"属性就会侵蚀创新制度的社会属性,这是"观望"行为产生的一般逻辑。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中的"观望"行为有违人民利益与社会福祉,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治理。一把手要实现政绩观纠偏与主动学习,同时还要完善创新制度扩散的激励机制、增强创新制度扩散的竞争效应、强化创新制度扩散的监督与巡视,使创新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扩散,推动国家治理目标实现。     

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下的减贫政策瞄准机制研究

研究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下的减贫政策需要考虑地方政府在减贫政策实施中的激励机制和行为模式.一些国家的地方政府由中央政府任命产生,由于中央政府监督的缺陷,地方政府在减贫政策实施中会存在虚增成本和地下交易行为;另外一些国家的地方政府由地方居民选举产生,但是受居民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差异的影响,地方政府容易被富人利益集团左右,减贫政策实施中更多考虑富人利益.通过模型分别描述了任命制和选举制下地方政府的减贫行为,认为任命制下的大规模减贫瞄准效果较好,选举制下的小规模减贫针对性较强,并据此为发展中国家减贫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建议.     

浅析宏观调控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

我国宏观经济在2004年上半年出现了投资和货币规划“超常增长”等虚热征象,下半年政府宏观调控的局部收紧开始发生作用,并得到好评。本文就我国宏观调控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行为及其根源进行了分析,以期解释宏观调控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浅析宏观调控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

我国宏观经济在2004年上半年出现了投资和货币规划"超常增长"等虚热征象,下半年政府宏观调控的局部收紧开始发生作用,并得到好评.本文就我国宏观调控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行为及其根源进行了分析,以期解释宏观调控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政策扩散理论的政府工作人员循环经济认知实证研究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和资源问题,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政府工作人员对循环经济的认知水平是保障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以政策扩散理论为基础,探索了循环经济政策认知是否在政府部门内形成扩散。通过对沈阳、大连两地政府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发现了政府工作人员对循环经济的认识存在两种不同的类别,不同类别之间的认知水平存在显著地差异。这一结论为地方政府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也为进一步剖析如何提升政府工作人员的循环经济认知水平奠定了基础。     

内卷化倾向与设立国家级开发区政策效应的再评估——基于271个地级市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国家级开发区是促进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吸引外商投资的中坚力量,也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着一致的动机,即希望通过设立(申请)国家级开发区以推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开发区自身发展模式存在内卷化的倾向,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效应是一如既往或是正在弱化呢?本文使用271个地级市的数据,以国家高新区为例,采用合成控制法比较2010年与2012年设立国家高新区的政策效应,发现设立国家高新区仍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有效政策,但是：(1)在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上,相较于2010年,2012年设立的国家高新区在带动当地GDP增长的作用上出现弱化,仅在2017年就平均减少了1.54亿元;(2)在带动增长模式转变上,2012年设立的国家高新区的作用平均减弱了0.33。可见,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效应已经弱化,也间接证明国家级开发区存在着内卷化的倾向。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各级政府应放低对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效应的期望,将政策重心放在建立开发区内卷化的规避机制上,以推进开发区转型升级、实现有发展的增长。     

三元主体视角下社会治理困境的产生根源与破解策略

社会治理有助于整合治理资源、提升治理成效,但现阶段社会治理呈现出形式主义化、诱发新问题、治理主体创新能力不足等困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公众的双重行动逻辑以及逻辑偏差是产生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社会治理本应遵循"中央政府充分赋权—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社会公众有效参与"的基本逻辑,实际却呈现出"中央政府留权大于赋权—地方政府偏差执行—社会公众无效参与"的逻辑,从而形成多种形式的困境。为此,中央政府要加大赋权力度,注重赋权与留权间的合理比例;地方政府要严格执行政策,保障公众参与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社会公众要正确表达诉求,提升自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要通过三者合力,破解社会治理困境,提升社会治理成效。     

优化地方政府行为 推进民营经济创新发展

政府行为是政府职能实现的具体形式与过程,依据"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定位,地方政府要注重规范行为、纠正偏差,促进民营经济的创新发展。地方政府行为对民营经济创新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可从提高政策支持的针对性、制度保障的协调性和公共服务的实效性三方面优化对策。     

市县政府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与对策

面对我国经济增长总体上仍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粗放型模式的形势,中央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战略决策。为实施这个决策,中央政府可使用的政策工具有制定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补贴政策等。但对于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一级政府来说,基本没有上述宏观调控手段。市县政府如何立足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在职权范围内采用合适的手段来推进循环经济,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市县政府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态度面对中央政府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决策,地方政府一方面有切实保障中央…     

试论当前我国政策创新的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

政策创新是以新的理念为指导对政策进行改革、完善和发展,以适应新的政策环境的有价值的政府行为和活动。政策创新是对整个政策过程的创新和突破,是政策实践的积极探索。政策创新受内结构和外结构诸多因素影响,当前应着力从观念、主体、配套机制、法制化、政策学习等方面加快推进政策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