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主动加码与上下级政府博弈探析

中国行政体系存在着自上而下压力传导和自下而上政策变通两条逻辑,其具体过程展现为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策略博弈。基层政府主动加码嵌于上下级政府博弈中,上级层层加码促使基层政府选择变通策略,主动加码就是变通策略之一,其既能够减少基层治理成本又能够实现责任上移;对于上级政府来说,基层主动加码有利于自身政绩优势,因此其倾向于认可这种形式,形成上下级政府共谋。基层政府主动加码是一种官场"潜规则",鉴于其损害人民利益的强可能性,需要对其有效引导与规治。上级政府应精准识别主动加码,避免主动加码引发的懒政怠政;基层政府要科学运用灵活原则,坚持人民利益与治理创新导向;完善上下级良性互动基础上的正式制度,强化基层治理正式化、规范化,保障人民群众利益。     

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政府激励行为与非国有资本策略选择的主观博弈分析

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经济利益格局的重塑,作为政策供给者的政府和作为政策核心反应者的非国有资本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参与主体。本文利用主观博弈理论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历程中政府和非国有资本两大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行为逻辑,并通过Matlab软件模拟不同初始状态下非国有资本策略选择受政府激励行为影响的动态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受非国有资本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额外收益和政府激励成本的影响,当政府支持的激励力度较小时,"不参与"是非国有资本的最优策略。当政府支持的激励力度较大时,"参与"是非国有资本的最优策略。从政策层面推动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实现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在各自比较优势基础上发挥协同效应时,政府应进一步构建合理的政策制度,降低非国有资本的准入门槛,赋予非国有资本公平的进入机会,并推动资本间重组兼并,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以此降低混合所有制改革参与主体的交易成本和进入壁垒。     

基层治理效能衰减的制度性原因与对策

基层治理效能衰减主要表现为行政过程效能衰减、行政协调效能衰减、行政成本隐性膨胀。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看,我国职责同构的行政体制主要以政策复制和配额管理作为行政控制和执行策略,其在有效保证中央大政方针落实的同时,也对行政机制形成了负反馈,这是基层治理低效的主要原因。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应调整纵向各层级政府的职责结构,建立行政组织间的协调裁决机制,以增强基层政府对社会服务需求的回应性为导向,将基层"一票否决"刚性要求纳入行政裁决的法治化框架,激励基层干部敢做事、做实事。     

基础设施PPP项目绩效协同提升机制研究

随着公众在基础设施PPP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作用显著提升,针对如何发挥公众在基础设施PPP项目绩效提升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构建了政府激励、社会资本提升、公众参与的基础设施PPP项目绩效协同提升演化博弈模型,构建了考虑绩效提升目标区间的社会资本利益分配模型,并通过仿真分析探究了三方协同提升绩效的行为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任一方行为策略选择及其演化路径均与其他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紧密相关,且它们对彼此初始策略的影响存在差异;公信力提升、上级部门奖励等收益、罚金对政府的激励行为具有正向作用,而政府的激励成本对政府的激励行为具有负向作用;提升绩效获得的收益与罚金对社会资本具有正向作用;参与绩效提升获得的收益对公众的参与行为具有正向作用,社会资本进行绩效提升获得的收益对公众的参与行为具有负向作用;社会资本的利益分配与目标范围、奖励因子和惩罚因子等参数息息相关,且随着绩效目标范围的增大,社会资本的利益分配逐渐减小。研究成果有利于丰富和完善项目绩效管理理论,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设计PPP项目绩效提升机制提供参考。     

博弈论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应用

计划生育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本文通过基层政府监督与居民超生行为选择之间的动态博弈分析,发现只有基层政府认真监督才能扼制超生行为。又通过基层政府罚款与居民超生行为选择之间的博弈分析,得出限制超生的策略如下:对基层政府采取财政拨款,降低其监督成本,加大认真履行监督职能的奖励和监督不力的惩罚;减少居民超生的超常收益,加大对居民超生的惩罚力度及对居民不超生的奖励力度等结论。     

基层扶贫干部“微腐败”行为分析与精准治理

基层扶贫干部"微腐败"问题主要出现在资金管理使用、政策制定执行和干部思想作风三个方面,体现为腐败主体的集中性、腐败环节的关联性、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和社会危害的直接性等主要特征。解决基层扶贫干部"微腐败"问题,必须从监督问责、成长渠道、容错纠错、激励表扬、心理关怀等方面精准治理,精准施策。     

信访治理中基层政府公信力的弱化及其防治

基层政府作为现代行政体制的基石,在"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信访治理中尤其关键,在现实中却存在担当不足、弱化政府公信力之虞。若要消除耗散基层政府公信力的原发性、继发性乃至转移性因素,必须坚持和推进科学、协调、均衡、全面的发展理念和政策;贯彻党政兼任信访长制度,落实初信初访首办责任制度;加大对重复信访、越级信访等的治理力度,防治政府公信力的耗散;加强民众监督和监察巡视,提升基层政府行政效能与法治水平;加强网上信访平台建设,促进信访的协同治理。     

基层政府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发展

在基层政府的建设中,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积极引入新观念、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提高人力资源在政府政策最终执行上的效能,促进基层政府的建设与发展。本文主要针对基层政府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问题,提出基层政府人力资源创新的管理策略。     

属地管理背景下我国基层政府执行疲态及其消解——对基层权责失配的审思

基于权责适配逻辑,当前属地管理的认知偏误引致行政层级延长下的资源过度虚耗、基层政府权责失配与执行惰性以及刚性绩效考核制催生基层执行的副作用,生成显性的基层执行疲态和基层属地政府权责失配困惑。提升属地管理效能,增加基层治理实绩,有必要嵌入行政扁平化的良性制度安排,赋能"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重置弹性灵活的基层绩效考核体系,以裨助基层靶向施策、辨证治理。     

中央—地方政府关系和政策执行力:以外资产业政策为例

政策执行力一直是政界和学界所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从中央—地方政府关系的视角,同时考虑政策特性(冲突性、明晰性),提出了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框架,我们认为,在不同的政府间关系和政策特性条件下,地方政府将会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执行策略行为。而且,我们还认为,由于中央—地方政府关系本质上是一个多阶段讨价还价过程,因此,政策制订本身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策略都将是一个动态性均衡。本文以中国外资产业政策在江苏省的执行案例对政策执行框架进行了说明,案例分析结果证实了上述动态性均衡观点。     

基于低碳视角的政府监管与制造商生产的演化博弈研究

政府制定的监管政策对制造商生产策略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低碳视角，引入政府碳税系数、补贴系数、低碳产品生产成本等参数，针对税收与补贴混合政策、单一税收政策和单一补贴政策三种模式，分别建立了政府与制造商之间决策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不同监管政策下政府和制造商达到均衡所需条件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了影响政府、制造商决策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当初始生产低碳产品的制造商比例相同时，政府实施混合政策比单一税收政策或补贴政策对制造商生产低碳产品的激励作用更加明显。政府监管与政府低碳税收、高碳产品罚款和监管成本有关，制造商生产低碳产品受到产品成本、收益的影响。研究结论不仅为政府制定低碳产品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制造商选择低碳产品策略给予了决策支撑。     

政府的公共补贴对风险投资的促进作用

结合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契约设计和存在双边道德风险的激励问题,考虑在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的最优契约关系中,政府的公共补贴对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的收益关系的影响。发现在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财富传递效应",即政府对风险投资者投资损失的补贴可以增加创业者的期望收益,因此这种补贴政策可以激励更多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投入到创业活动中来。在没有政府公共补贴时,一些因投资价值相对较小而无法获得风险资本投资的项目,在有政府公共补贴后能够获得风险资本的投资,即政府的公共补贴不仅能增加风险资本的供给,也能增加创业企业对风险资本的需求。     

基层领导工作中引导和借重民意推进棘手问题解决的方略

当前,城乡基层社会治理面临基层社会结构变化、传统治理效能打折,基层政府权小责大、基层干部本领不足,个体意识高涨、利益矛盾错综复杂等问题,这些问题涉事主体多、利益平衡难、问题成因杂,是基层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要引导和借重民意推进棘手问题解决,就需要确保问题诊断从群众中来,保证问题的精准性;解决方案要借重群众力量,确保方案的针对性;落地执行应及时沟通反馈,确保效果的预期性;讲究沟通策略,推动问题解决。     

基层政府间“共谋现象”

在执行来自上级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各种政策指令时,一些基层上下级政府常常共谋策划、暗渡陈仓,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手段予以应付。     

基层党组织“短命”制度的产生根源与治理之策

一些基层党组织制定制度的动机不纯、制定时民主不够、内容上质量不高、执行中执法不严、落实中督查不力,导致"短命"制度大量出现,具体表现为制度虽建未立、虽立未用、虽用未彰。"短命"制度会对制度建设造成阻滞作用,使制度权威难以建立、基层党组织难以发力、良好政治生态难以树立。治理"短命"制度,目的要明确,过程要民主,修订要及时,监督要改进,文化要培育。     

资源约束、角色分化与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基于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的案例研究

当前关于政策执行的研究多从政策属性与政府结构来探讨执行差异。然而，为何处于同样层级、同样获得中央财政拨款的地方政府在执行同样属性的政策时仍然呈现出较大差异？基于对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案例的数据集观测，本文提出，尽管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时普遍面临着资源有限的约束性条件，但是，为了获得不同类型的资源支持，地方政府在执行同样属性的政策时逐渐形成联合决策者、政治激励者、社会动员者、网络治理者的角色分化，从而导致政策执行模式的差异化。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在执行面临着资源约束条件的政策时，地方政府在建立政治激励机制、动员社会力量、治理合作网络方面的基础性权力建设至关重要。     

政府治理视角下平台电商信用监管的动态演化博弈研究

为破解不完全信息下平台电商的信用“监管困局”,本研究在平台电商、消费者与政府三元主体联动关系的基础上,分别构建政府动态惩罚机制与激励机制下平台电商与消费者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分析平台电商与消费者之间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演化路径。研究表明：在政府监管下,平台电商与消费者通过长期的反复博弈、调整的过程,最终博弈系统演化轨迹呈逐渐收敛的趋势。具体而言,政府动态惩罚机制下,当政府惩罚力度逐渐增加时,平台电商倾向于选择“自律”策略;政府动态激励机制下,当政府对平台电商的激励逐渐增加时,平台电商倾向于选择“自律”策略。更为重要的是,当政府的惩罚力度大于激励政策力度时,政府实施惩罚性政策但没有激励政策的效果要优于政府实施激励政策但不实施惩罚性政策的效果。而当政府的惩罚力度小于激励政策力度时,政府实施激励政策但不实施惩罚性政策的效果与政府实施惩罚性政策但没有激励政策的效果几乎接近。由此可见,政府应将惩罚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适度监管,以此追求信用监管的动态平衡。另外,消费者对平台电商的声誉评价具有两面性：当消费者对平台电商声誉评价越高时,平台电商倾向于选择“自律”策略;而消费者对平台电商声誉评价越低,平台电商反而倾向于选择“不自律”策略。     

地方政府的角色原型、利益选择和行为差异——一项基于政策过程研究的地方政府理论

通过研究地方政府在国有产权分配中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分析了政府行为背后的利益取向和博弈行为,指出地方政府具有代理人和自利者的双重角色原型,进而区分了计划型,竞争型、监管型和保护型4种类型的地方政府。地方国有比例的高低,对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和利益选择有显著影响,并决定了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路径、方式和结果。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体系,迫切需要政府调整其角色定位和行为激励,改变国有产权分级所有的体制,让地方政府不再直接拥有国有企业。     

政府隐性保险政策与银行业风险承担行为——对“国家信用悖论”的理论解释

本文在一个两期经济的框架内,研究了国家隐性保险对银行业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给出了隐性保险对不同银行风险选择的激励条件和边界,并对基于政府隐性保险的"国家信用悖论"给予了理论解释.政府隐性保险并不必然鼓励所有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它只是可能地鼓励了问题银行的风险承担激励.政府隐性保险对问题银行的风险承担激励取决于银行自身的资本充足状况和实体经济的微观基础.当实体经济缺乏竞争性的微观基础时,政府隐性保险越有可能鼓励了问题银行的整体性风险承担行为.     

倾向性视角下县级政府社会政策执行问题及原因分析——基于宁夏Y县两种农村社会政策的比较研究

倾向性是指政策执行中资源分配的策略安排,一方面联结着社会政策的资源分配机制,另一方面联结着县级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成为两者之间的矛盾集中点。分析县级政府部门的人员和资金配置的倾向性策略有利于理解和解释政策执行问题。倾向性策略体现为"本级任务"优先于"上级任务"、"政绩"优先于"民意"、经济发展目标优先于社会发展目标、政策实施重于政策监督四个方面。产生倾向性的本质原因在于县级政府面临的权力双重来源、资源局限困境、追求经济增长的利益取向以及单向的绩效评价和问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