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社区复合空间结构的生成机理及治理困境

住房商品化重构了中国城市的居住空间和治理模式，国家在城市进行社会治理的对象不再是固定的单位组织，而是高密度、原子化和异质化的城市社区流动空间。理解城市社区治理，就必须了解城市社区空间中复杂的权利关系。运用空间生产理论，从空间维度解构城市社区内部权利格局，并对引发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原因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房权政治下的城市社区结构以物权归属为划分依据，是由私有空间、共有空间和关联空间整合而成的复合空间结构。复合空间中相互缠绕的权利关系最终表现为个人主义的无限扩张、集体行动的难以实现和关联主义的不断弱化，成为裹挟城市社区陷入治理困境的病理要素。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

本文试图运用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研究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通过梳理社会资本的概念以及自主治理的主要内容,发现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互惠、规范、规则等核心要素与自主治理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社会资本不仅是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理论框架构建的基础,同时也能有效促进其发展,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是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理性选择。     

集体行动的逻辑对公共组织的启示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提出使人们对集体行动的认识上升了一个高度。他以分析集体中的个人行为为基础,从而分析集体行动。奥森尔指出"搭便车"行为是集体行动的困境所在,那么,对于规模庞大的公共组织(大集团)来说,此理论对其有何启示?     

西方社会治理的伦理形态及其批判——兼论走向善治的中国社会治理

作为社会治理核心价值的观念表达,伦理形态与社会治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延续了制度构建下的社会治理理论,以制度设计的方式将资本作为社会治理的展开逻辑,并使受资本统驭的人逐渐丧失主体性而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导致当代西方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缺乏合法性基础,难以摆脱社会“不可治理性”困境。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善治模式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嵌入“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在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上实现了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超越了西方社会治理的理论预设。     

网络化治理理论与社区治理路径创新

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在互信互惠的伙伴关系上做到共享资源,共同实现公共价值。这一理论对突破传统治理模式造成的主体缺失困境、资源不平衡困境、信任困境和合作困境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为此,可借鉴网络化治理理论的合理内核,结合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的要求,重构社区治理主体,明确社区治理价值导向,构建协作治理机制,坚持依法治理以实现社区善治。     

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房产泡沫治理研究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加强对房产泡沫破灭严峻性以及政府房价治理困境的认识,是促进楼市健康发展的前提。造成房产泡沫治理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人们对泡沫风险认知困难、政府施政的囚徒困境以及制度性缺失等,只有通过引导公众重新认识房产泡沫治理并促其参与政策制定和评估、理顺多元博弈主体间的关系以及完善各种房产泡沫治理机制等路径,才能更好地规避和控制房产泡沫风险。     

寻找社会治理与舆论治理的最佳切口

正社会治理强调对社会逻辑的包容与尊重,把社会力量纳入公共治理框架,从而让社会主体性得到尊重和体现。社会舆论是社会公众意见、意愿的汇合。社会治理与舆论治理在理论上本应一致,但在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与舆论治理是错位的,两者各按一定的轨道运作,缺少必要的交集,致使"软风险"和"硬风险"处于高位态势。社会治理和舆论治理不能在两条道上平行展开,而应该结合起来,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切口。首先,在理论层面,要找到社会治理和舆论治理的内在规律,在此基础上找到两个规律的交集。其次,在实践层面,将社会治理与舆论治理有效结合起来。社会治理不能关门造     

“和谐”政治思想对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

"和谐"政治思想内涵可分为"贵和""守和""持和"三部分。社会主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困境具体表现在"和谐"的社会治理理念尚未有效贯彻、缺乏稳固的社会治理结构、社会治理方式缺乏有效性导致社会发展失衡三个方面。"和谐"政治思想对提升社会主体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贵和","和谐"治理理念深入人心。二是"守和",形成稳固的社会治理结构。三是"持和",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共同参与。     

浅析理性官僚制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作为在近现代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组织理论范式,韦伯的官僚制以其理性化的精神内核在西方工业化时代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随着社会情境的激烈变迁,理性官僚制陷入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理性官僚制的弊端被人们所诟病。通过对其面临的困境进行反思,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理论蕴含的理性精神、法治意识以及科学化的设计思路,对转型期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元主体视角下社会治理困境的产生根源与破解策略

社会治理有助于整合治理资源、提升治理成效,但现阶段社会治理呈现出形式主义化、诱发新问题、治理主体创新能力不足等困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公众的双重行动逻辑以及逻辑偏差是产生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社会治理本应遵循"中央政府充分赋权—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社会公众有效参与"的基本逻辑,实际却呈现出"中央政府留权大于赋权—地方政府偏差执行—社会公众无效参与"的逻辑,从而形成多种形式的困境。为此,中央政府要加大赋权力度,注重赋权与留权间的合理比例;地方政府要严格执行政策,保障公众参与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社会公众要正确表达诉求,提升自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要通过三者合力,破解社会治理困境,提升社会治理成效。     

集体行动理论:中国现代治理下的反思与参照

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理性人假设和个人主义方法论是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主要特色,然而奥尔森在对人性进行假设时偏执于理性的经济人基调而忽视了许多其他有效影响变量,加上奥尔森偏向于将集体行动理论的博弈过程视为静态的一次性博弈而非动态的重复性博弈,将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之道局限于有限的、单一的几条路径,这使得集体行动理论受到相应的质疑和诘难。     

社会治理中棘手问题的治理困境与网络化治理

棘手问题具有跨界性、非结构化和顽固性的特点,因此被称为社会治理的"烫手山芋"。现代化治理要求棘手问题能够有效得到解决,但现阶段依然存在着利益多元化与价值碎片化、理性与技术失效、被迫放弃与责任缺失等诸多问题。网络化治理与棘手问题具有很强的耦合性,能够有效破除棘手问题治理困境。应构建良性对话与协商机制,搭建网络化治理的基础性平台,促进公共价值的生成,并通过多元利益主体公共责任的履行将公共价值转变为社会现实,真正有效地解决社会治理中的棘手问题。     

基于思政教育的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研究 ——评《高校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治理实证研究》

正网络舆情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开展了"网络综合治理"战略部署,明确了网络空间治理的方向。在网络时代,新媒体是高校网络舆情汇聚的平台,也是大学生表达意见的主渠道。由于大学生价值观及思想均不成熟,对网络舆情事件缺乏理性思考和评判能力,很容易发生高校网络舆情事件,而一旦爆发负面网络舆情,涉事高校即被裹挟,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解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使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深入研究和挖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丰富内涵,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发展环境,适应新的国内国际形式发展需要,成立专门机构,有效整合协调政府职能,实现改革发展的各项目标,最终完全实现依法治国的治国理政方式常态化,使制度的力量充分体现出来。     

社会治理中非营利组织的参与——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公共管理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的理论,它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人们开始质疑政府作为单一权力中心治理社会的有效性。自19世纪中叶非营利组织产生以来,在全球掀起了广泛发展的浪潮,也让人们开始关注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尤其是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本文拟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视角,研究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具体作用及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借鉴意义。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公共治理的行为逻辑与策略选择

通过对公共治理困境进行系统分析梳理,认为元治理作为对治理理论的反思,其理论优势对于政府改善社会治理具有启发意义。基于元治理的内涵,剖析了公共治理下政府的行为逻辑,即政府应承担远景规划、组织引领、冲突处理的责任。研究发现,在元治理的视角下,政府提升治理能力需要加强内部治理,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扶持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强化它们的责任意识;平衡利益需求,有效应对治理失灵;构建治理主体互动平台,提升协同治理能力。     

公共池塘资源自组织治理的文献综述研究

自组织治理的制度安排是国外学者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解决公共事物问题的制度设计,它突破了传统的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束缚,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集体行动的新理论,基于此,本文主要对公共池塘资源自组织治理的提出背景及其理论体系做一综合性的文献概括和阐述。     

信任、治理策略与合资企业社会困境

 合资企业管理面临的重要挑战就是如何解决社会困境，困境管理能力直接影响合资企业的有效运作。合资企业的社会困境主要体现为合资伙伴个人自利理性的选择导致合资企业的失败。因此，探讨合资企业社会困境的影响因素和治理策略，并以此提升合资双方的合作关系，降低合资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解决社会困境，对理论研究者和合资企业实践者都非常重要。        在社会困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关系交换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信任、合约治理、关系治理对合资企业行为影响的模型，将信任、合约治理、关系治理对合作和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以242家合资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的统计方法实证分析信任对两种治理策略、合作和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将信任分为高信任和低信任两种情景，将其作为调节变量，探讨信任、治理策略和合资伙伴行为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高或低信任情景下，合资企业间信任对关系治理比对合约治理的正向影响大；与低信任情景相比，在高信任情景下，信任和关系治理对合作的正向影响大，合约治理对合作的正向影响小。        研究结论提供了有效解决社会困境的思路和治理方式，强调学习如何运用治理策略以破解社会困境是至关重要的，认为合资企业高管应考虑结合双重治理方式解决社会困境。由于不同类型的治理策略具有不同的功能，特定治理策略的使用取决于合资企业伙伴相互信任的密切程度。也就是说在低信任情景下，合资企业高管应重视运用合约治理促进合作行为；在高信任的情景下，运用关系治理处理社会困境的效用更大。此外，研究结论有利于提升对合资企业管理的认识，有效指导并改善实践以降低合资企业的失败率。     

政党治理现代化与执政党软实力的转型与适应

现代化的深度发展对现代政党治理的转型提出新要求,同时也给政党治理带来了困境,即治理对象的大众化风险导致的理念困境、治理主体的参与风险导致的权利困境和治理结构的转型风险促生的合法性困境。中国的政党治理面临内外部的现代性风险与发展困境,政党软实力的转型十分必要,主要需要解决政党身份与党员代表的约束、政党吸纳与成员发展的管理、治理结构与政党定位的调适这三重发展型问题。针对现代性风险与发展型问题,从结构、资源与技术三方面对政党软实力进行结构优化与资源整合,是政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策略。     

国家、市场与社会三重视角下公共治理机制的生成逻辑——基于长三角经济区公共治理实践的分析

文章从国家、市场、社会三者间矛盾运动的宏观视角出发,对公共治理机制的概念进行界定:为有效治理公共事务,由科层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有机融合而生成的集体行动新规则。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推演和对长三角经济区公共治理实践的考察,做出关于公共治理机制生成逻辑的理论解释:公共治理机制是转轨期中国国家、市场与社会三种力量矛盾运动的产物。具体来说,公共治理机制是在市场机制扩张与科层机制束缚的双重逻辑下,由政府主导、市场驱动和公民社会有限性参与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