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权力距离导向与领导者惩罚权的使用策略

领导者惩罚权的具体实施可以分为权变惩罚和非权变惩罚,非权变惩罚又包括惩罚过度和惩罚忽视。基于内隐奖惩理论,不同的惩罚实施会对员工造成截然不同的影响。其中,领导者的非权变惩罚可以通过社会交换路径对员工产生消极影响。具体而言,非权变惩罚可以通过削弱员工的组织支持感进而抑制员工的积极行为、引致消极行为,员工的权力距离导向在其中发挥着重要调节作用。因此,领导者使用惩罚权过程中,应通过注重惩罚公平、过程尊重、结合员工的权力距离导向、维护员工的组织支持感等策略充分发挥惩罚权的积极作用。     

儒家文化视角下领导惩罚权的运用策略

领导善用惩罚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但现代管理中的领导惩罚权注重权力、制度和权变,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员工潜意识中对规则和权威的抵触。儒家文化倡导的“以礼律己”“教人知耻”“见贤思齐”等观念从道德维度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基于儒家文化视角运用领导惩罚权能够有效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具体来说,领导运用惩罚权时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使员工知错,营造集体主义的制度环境使员工认错,采取奖罚结合的权变手段使员工改错,从根本上化解问题。     

参照权获得与互联网时代个人领导力

正一、引言领导力来自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领导力。领导者权力的来源有两种:岗位权力和个人权力。岗位权力分为法定权、奖赏权、强迫权,个人权力分为专长权和参照权。所以,一个领导者有五种权力。互联网时代是大众的时代,是人人可以展现自我的时代,是一个"高手在民间"的时代,更是一个诞生魅力领导者的时代。人人都想当领导者,但是在传统组织结构里,人们获得权力的渠道更多地依靠组织授予的法定权、奖赏权、强迫权及专长权,以此来形成个人的领导     

权力距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领导行为研究

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作为法定权力赋予的领导者,它的领导行为及实践会影响权力距离,进而放大或弱化群体性事件的效果。以权力距离—集权需求为维度的四分图,提供在中观的层面上理解如何提升群体性事件中政府领导行为的理论框架,结合江苏启东"7.28事件"的探讨,提出在一定限度内的低权力距离社会和高集权需求社会都有利于弱化群体性事件的效果,且交易型领导行为、精神型领导行为、变革型领导行为、传统型领导行为等四种政府领导行为,需要根据群体性事件具体情境的变化,完成与权力距离、集权需求的动态匹配。     

有效追随者如何提出建议

正一、领导者与追随者一个优秀的组织内只存在两种人:领导者和追随者。要么领导别人,要么追随别人,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是在把自己边缘化以至于郁郁不得志,甚至出局。领导者是掌握权力的人,其权力有两种来源:岗位权力和个人权力。岗位权力包括合法权、奖赏权、强迫权、生态权、信息权,个人权力包括专家权、参照权。追随者是指在领导活动中与领导者有共同利益、信仰、目标的人,即     

“以智为本”还是“以智为贼”？——组织智治的本质、误区与完善

组织管理中到底该如何面对智之体现与智治行为，始终存在争议。主张“以智为本”者认为，正确的智慧引导可以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并有效维系员工激情，减少对刚性权力的过分依赖，增强管理柔性而营造良好的整体氛围。但认同“以智为贼”者认为，所谓领导智慧的充分发挥，归根结底即对权术伎俩的操控，反而更容易引致利益争夺、权力争斗而为民众带来不便。事实上，智治本身并不存在对错之说，其在管理中到底能产生何种效果，主要取决于外部环境和实施者自身的价值取向。这就需要实现法治、德治与人治的协调融合，认识到实施智治的前提是构建成熟的法治体系，智之体现应该聚焦于技术路径层面，智治效果的正向提升必须立足于善智取向。在智治行为得到认同前，领导者须先反治自身。     

论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与依法行政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法律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应有普遍的权威,而掌管着国家最活跃、最具体的行政执法权的领导干部就要严格依法行政,防止权力滥用。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的违法行政行为却屡禁不止,使政府形象严重受损,其主要表现有:一是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最大、最顽固、最具有破坏性的障碍物就是崇拜权力、蔑视法律,主要表现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这无疑会对法律的公正实施造成不良影响。二是滥用职权、徇私枉法。权法关系倒置,法律权…     

领导权力:一个法律心理学的分析框架

领导权力具有管理学、社会心理学、法学三重属性,其实质是法律心理社会化。在法律心理学视域下,领导权力的心理机制主要表现为增加社会距离、激活趋近系统、诱发控制错觉三个方面。社会距离使领导者容易对他人产生刻板印象或偏见,激活趋近系统则会使领导者更关注奖酬目标而低估或忽视风险的存在,控制错觉常使领导者高估自己的价值、能力而导致决策失误。从外在特性来看,领导权力心理机制具有不确定性、双刃性、强制性、主体间性、用益性等特点,暗含了领导权力扩张和领导权力滥用的条件。因此,对领导权力加以规制具有正当性。领导权力的规制路径有:贯彻落实领导权力观,以法律制度规范领导权力,以伦理道德规训领导权力,使领导权力的行使既有合法性依据,又有以伦理道义为基础的合理性支撑。     

现代社会领导者行为之规范:制度重于人品

对于权力,传统社会主要侧重于人品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寄希望掌权者要廉洁自律,克己奉公,或者宣扬优秀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易忽视加强制度制约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制度建设更具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全局性,以致出现了严重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等现象,这样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因此,在现代社会,更重视通过理性的制度进行权力制约而不是过分看重领导者人品修养的力量,是通向现代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对于领导者行为的规范,制度要比人品更重要。     

组织领导权力运用矩阵的构建与分析

正组织内部权力运用是为了使组织在有效的领导下,正常高效地运转,将组织权力赋予领导者,由领导者对组织资源进行分配,确保组织目标全面实现的过程。领导者为了实现组织目标采取的计划、决策、控制、沟通、激励等措施就是权力作为,而权力作为必然产生一定的后果,这一后果对组织目标造成的正负影响即为权力实施效果。我们通过对领导者的权力作为和权力实施     

传统管理困境下的博弈分析和领导力提升

<正>缓解和解决矛盾是组织经济学、组织心理学、博弈论等各理论的分析重点。在此,笔者对传统管理模式进行反思,以博弈论为工具对社会成员之间、组织成员之间的行为和动机进行分析,以期为领导者治理能力、管理水平提升提供有益借鉴。一、传统管理模式反思组织理论提出以来,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组织管理进行分析,以泰勒、法约尔、韦伯、古利特和厄威克等为首的学者认为,组织管理是一种激励制度和惩罚措施相结合的机制设计,这种管理方式主要是针对那些工作     

官员的非制度化生存分析

非制度化生存是指行为主体在遇到某些问题或处于某种环境时,借助权力、金钱、关系、面子、人情等资源,采用制度外的方式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或做法。当前,党政干部中的非制度化生存主要表现为潜规则、土政策、打招呼、批条子、钱权交易、腐败行为等,这些现象破坏党内民主,影响党的权威,加剧权力腐败,降低制度认同,侵犯基本人权,恶化社会生态,助长暗箱操作,增加     

领导者禀赋、行为、情绪与员工建言机制分析

员工建言是组织发展的持续动力,领导者对员工建言起着关键性影响。领导禀赋、领导行为、领导情绪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员工建言。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认同理论从不同视角对领导因素影响员工建言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员工个体层面的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权力距离倾向,组织层面的领导者个人倾向分化程度、组织公平氛围等也会影响员工建言。因此,当今领导者应提升自我效能感、构建与员工的良性交互关系、实施变革式领导、提升组织公平性。     

争端领导力的内涵意蕴、基本类型与修炼之道

争端领导力是指领导者运用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影响争端当事人的能力,具有个体性、动态性、风险性、可迁移性四个显著特征,最直接的价值体现在提升领导者威信和促进单位内部和谐两个方面。依据解决争端的方式和风格,争端领导力可以分为压倒型、调和型、无为型和预防型四种。领导者修炼争端领导力,要坚持三个原则,灵活应对争端;修炼"三德",提升领导能力;增强问题意识,优化制度流程;塑造和谐文化,创造有利条件。     

领导者依法应对下属误导的可行方法

正下属误导是指下属通过各种手段使领导者接收虚假或片面的信息并产生错误认识,进而使之做出错误决策的行为。行政过程中,个别下属为了一己私利而对领导有意实施误导,同时制度僵化、领导者能力有限又容易诱发无意误导,这就为行政决策埋下了隐患。已有研究主要从剖析下属误导行为的具体表现出发,以提升领导者自身素质为落脚点,缺乏在法律框架下对领导者的现实困境进行系统解析。笔者认为,唯有贯彻民主决策制度以打破决策集中,落实走访制度以改变信息脱节,     

部属心态与领导权威

领导者是依靠权威实施领导的。这种权威体现在领导过程中,就是领导者能把群众或组织中的其他成员吸引到自己周围,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它或是以领导者的职位、职务、权力和责任来引导和影响部属完成组织目标,或是以领导者自身的良好品格、魅力、才能和行为来引导和影响部属完成组织目标。前者为正式权威,后者为非正式权威,二者的有机结合即统一为领导权威。任何领导者只有努力树立并善于运用领导权威,并使被领导者接受这种权威,才能有效地控制和指挥部属,从而实现成功的领导。     

悲剧领导行为的诱发因素、作用机制及应对之策

悲剧领导行为的诱发因素,从内在看,主要包括领导者的偏执思想、先天性格、对事物的判断、处事方法等;从外在看,主要有机遇不可求、分配不均等、组织机制不完善等。防范悲剧领导行为,须强化精神引导,帮助领导者树立正确的职业发展观,提升领导者多重角色运营能力,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减少分配过程中的利益不均现象,减少外界消极因素对领导者情绪的影响。     

下属对抗权:抑制领导者权力腐败的另一路径

领导从来不是领导者向下属发号施令影响下属的单向过程,而是领导者与下属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交换的双向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下属的需求、价值观、个性特质和能力等状况会或强或弱、或明或暗、或积极或消极地左右着领导者手中权力的运用. 一、下属的盲从、逢迎和依赖是领导者权力腐败的重要促成因素 安弗莎妮·纳哈雯蒂的权力腐败循环理论认为,私欲膨胀是领导者权力腐败的开端,而导致领导者私欲膨胀的除了个人因素和组织结构因素外,还有来自下属的因素. 首先是顺从型下属.顺从型下属被罗伯特·凯利看作是“积极的但却没有任何批评精神的依赖者”,是领导者的“应声虫”(yes people).他们缺乏独立性,唯命是从.只要是上级命令,无论是否违反组织原则和规范,他们都毫不犹豫立即去执行.他们行为的动机并不复杂:可能出于对领导者手中权力尤其是强制权和奖酬权的畏惧或期待;可能因为卑躬屈膝和自我轻视的个性倾向,也可能为不想给自己找麻烦而避免与领导发生冲突.无论哪种情况,他们的总是服从让领导者产生“服从的幻觉”——相信自己总是英明正确的,否则下属为什么总是没有异议地服从呢?于是,领导者变得飘飘然而逐渐自我膨胀,滋生并不断强化自我特殊性的意识,越来越轻视下属,从心底认为他们无能并进而无视他们的参与权,直至无视组织规范,大权独揽,独断专行.     

变革型领导行为对科研团队绩效的影响过程研究

科研团队的产出具有高的理论创新与知识含量,组织正式权力的影响作用较弱,这些结构特征对其领导者会提出多重的行为要求。本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科学部资助的科研团队进行了配对问卷调查,分析其中的变革型领导行为、组织公民行为、团队沟通和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变革型领导对团队绩效同时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效应,领导者的个体能力决定其行为有效性,而组织公民行为和团队沟通在领导过程也具有中介作用。以上结论对于科研团队领导者的选拔和培养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惩罚的效果与领导者的运用之道

惩罚种类繁多,从不同视角可分为权变惩罚和非权变惩罚、正惩罚和负惩罚、公开惩罚和私下惩罚、正式惩罚和非正式惩罚、有效惩罚和无效惩罚。惩罚会对受罚者的态度、行为和绩效产生影响,这被称为惩罚的直接效应。同时,惩罚还会对观察者产生影响,这被称为惩罚的溢出效应,其具有群体警示作用,能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领导者无论采用什么惩罚措施,都应当遵循权变惩罚的原则。领导者在实施惩罚时,应向员工说明惩罚理由,保持惩罚的一致性,把握惩罚的时机,实施个性化惩罚,合理运用公开惩罚与私下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