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政策执行组织结构碎片化的表征与系统性矫治

政策执行是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关涉基层治理目标的实现,其碎片化的组织结构具体表现为央地碎片化、同地碎片化、部际碎片化,根本原因在于错综复杂的府际关系、本末倒置的权责关系、南辕北辙的执行关系、复合叠加的职责关系。基层治理政策执行组织结构碎片化的破解之道在于科学运用系统性理论,构建以信任与效能为核心的政策执行思维体系,健全以利益补偿与科学考核为中心的政策执行机制,建构以“三级融合式”为重心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     

浅析政治沟通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

政府过程是政府决策的运作过程,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等一系列活动及其权力结构关系。而政府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必须要综合大量的信息,所以政治沟通是政府决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本文主要分析了政治沟通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     

中国地级市政府的决策实践及其优化

优化中国地级市政府的决策实践,必须坚持决策的专业化,确保政策的稳定性,提升政策的精准度,以推动决策高质量转型;做好政策解读,提升执行效率,强化责任担当,以强化政策执行和落实;完善依法决策程序,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强化决策责任追究,坚持走依法决策之路。     

环境政策执行组织结构碎片化的整体性治理

环境政策执行是环境政策的核心环节,事关中央环境政策目标的实现,其组织结构碎片化表现为央地关系碎片化、同地关系碎片化、部际关系碎片化,产生根源在于复杂的府际关系、倒置的权责关系、逆向的政策执行、同构的职责关系。基于环境政策执行中组织结构的碎片化困境,要整合政策执行理念、完善政策执行机制、创新政策执行技术,以此构建环境政策执行的整体性制度体系和策略系统。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中梗阻”难题及破解对策

<正>在公共政策执行偏差中,学者将因特殊的执行主体——中层干部不认真履行自身职责而导致现有的方针政策不能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的情况称为政策执行中的"中梗阻"现象。为什么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会出现"中梗阻"现象呢?本文基于公共政策执行主体角度,以中层干部为研究对象,从岗位特殊性、行为偏见性、流于形式的竞岗机制三个方面回答这一问题,并寻找合适的措施矫正这种现象,以实现政策目标。一、"中梗阻"现象的成因     

整体政府与我国政府部门间协调

整体政府是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国家公共管理改革的新趋势。它主要强调政府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需要实行跨部门的协作。整体政府的主要特征是:政策整合、结构整合、文化整合、信息整合。整体政府模式对加强我国政府部门间协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决策与执行分开的基础上,加强政策协调;完善等级式和协商式的协调机制;塑造协同性、整体性的行政文化;建设电子化政府,实现信息共享。     

基层组织决策两难困境的化解及风险规避——基于渐进决策理论视角的分析

随着政府职能部门“放管服”观念的贯彻和落实,基层组织发展变革过程中面临着发展的实然与应然间的冲突、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干预与基层组织自主决策的矛盾、组织内部架构职能分割等现实困境。在这些两难困境中,合理的决策方式是破解难题的重要抓手。依据渐进决策理论,基层领导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规避决策制定、实施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关注目标导向;留心不同的意见;善于总结归因;建立选择标准,增加备选方案;扩大参与决策的层级。     

单位重大决策共识难、落实难的深层原因与突破策略

单位圈层壁垒、岗位壁垒、资源壁垒等因素的存在,导致领导者的管理工作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表现在决策工作中,经常会出现重大决策共识难、落实难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传统决策思维缺乏凝聚力、决策信息认知存在偏差性、利益分配过程存在冲突点、决策主体参与程度不均,以及执行制度存在滞后性、关注焦点存在差异性、执行条件存在制约性、决策目标存在盲目性等。破解这一决策难题,应当凝聚共识,广泛汇集民意;优化步骤,加强决策评估;健全智库,完善培训体系;推陈出新,重视方式方法。     

领导预期与实际效果产生偏差的原因及纠偏之术

领导预期与实际效果产生偏差,主要表现为预期目标无法达成、预期效果没有实现、预期进度没有跟上等。组织环境变化、信息传递阻塞、行动方案不合理和决策执行不到位等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应通过提升环境感知能力、疏通信息传输通道、优化决策方案制订和强化组织执行能力等来纠正偏差。     

党政领导干部政策规避行为及其矫治对策

政策规避是政策执行中的常见现象,表现为扭曲式执行、照搬式执行、观望式执行、象征式执行,危害巨大。其原因既有内在的利益诱因、心理诱因、认知缺陷,也有外在的政策执行机制缺陷、政策质量不高。矫治政策规避行为,应做到提升政策执行定力与能力,建立利益整合机制,提高政策质量。     

公共政策建构的过程与逻辑:以计划生育政策演变为例

以计划生育政策为对象,分析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逻辑过程。政策问题构建是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政策议程设置是连接政策问题构建和制定过程的关键环节。议程设置必须依据一定的促发机制,框定政府偏好,减少隐蔽议程,确保公众利益问题及时进入政府政策议程。政策执行是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过程,唯此,才能实现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才能提升公共决策的社会满意度。     

国务院大督查的制度功能与运行机制 ——基于跟进式反馈理论的分析

国务院大督查在促进中央政策有效落实方面发挥了跟进式反馈功能,这是当前我国提升政策执行力的重要突破口。当前国务院大督查所覆盖政策的特征主要有与群众利益联系的直接性或间接性和执行复杂性两个维度,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国务院大督查促进政策执行的四种触发机制,即公众参与型、行政推动型、政治推动型、专家参与型。今后,要充分发挥国务院大督查的功能还应当在三个方面努力:实现当年督查总结与次年决策的有机结合,为下一年决策提供信息和建议;加强技术赋能,使技术运用成为国务院大督查实现迭代发展的催化剂;继续发挥督查过程中专家学者的作用,提升跟进式反馈的专业性。     

公共政策精准性的影响要素与提升对策

随着社会进步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目标的追求,粗放型的公共政策必然被时代抛弃,科学、合理、精准的公共政策才能够满足政府管理和人民的需要。新时代,影响公共政策精准性的要素主要有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等,提升公共政策的精准性须做到精准调研、精准决策、精准执行、精准评估、精准问责。     

利益博弈视角下中央政策执行的科层制损耗

在官吏分离的政策执行体制下,中央政策的执行效果往往由地方政策执行人员而非地方官员决定,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地方政策执行人员往往会利用央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中央政策的弹性空间与中央政府展开博弈,从而导致科层制损耗。通过分析单个地方政府与多个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得出央地之间的利益障碍、制度漏洞和博弈畸形是形成科层制损耗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的制度设计,以实现治理科层制损耗的目标。     

中国农地保护:理论与政策分析

基于净收益最大为基础的土地资源利用私人最优决策与社会最优决策的不相一致是政府实施土地利用干预政策特别是农地保护政策的重要原因,但农地保护政策体系内含的不完全性往往导致政策失灵。实施积极的农地保护政策是中国政府基于现实条件的理性选择。但以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农地征用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保护政策尽管对保护我国有限的农地资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其原因就在于农地保护政策目标出现偏差及农地保护政策执行具有不完全性。要切实实现土地资源的社会最优配置,就必须在理顺国家经济关系的同时,采取诸如修正农地保护政策目标、完善农地保护政策执行合约、强化农地保护政策执行机制等措施。     

国家战略实施中的地方政府政策适应力模型研究

政策适应力突出了政府在国家战略下对信息的动态捕捉和对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强调了政府对政策目标和方案的有效把控,关注了政策的协作落实。本文以复杂理论为分析工具,通过对复杂领导力的学习借鉴,从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角度定义了政策适应力概念的五个维度:环境辨识力、目标明确力、方案选择力、协作执行力和追踪决策力,并从政府的行政、调适和赋能三个功能视角对政策适应力结构进行建模和分析。笔者认为,国家战略语境下政策适应力的提升能够有效实现政策能力的三大功能,有助于政府积极回应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行政环境,在维护传统科层体制的基础上进行政策能力的创新,以此取得更高的执行效率和更好的执行效果,从而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行为规范化的问题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是连接政策与政策受众者的桥梁,是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本文从建立执行主体多元化模式,提高执行人员素质,整合各方利益,完善政策执行体制,加强政策的科学性等入手,希望可以使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得到改善和政策执行目标的全面实现。     

工资结构视角下高校绩效工资公平性问题探析

在当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信息不对称、决策机制行政化以及决策主体差异性等情形下,各所学校的分配政策往往是不对等话语权群体利益博弈的结果,分配的公平性难于保障。所以,高校实施绩效工资制度,迫切需要国家层面针对不同类高校分类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对各类高校绩效工资制度框架给予原则性规定,特别是对同系统高校绩效工资的总体水平、基本结构关系和主要构成项目及其计量标准这三个核心要素作出一致性政策规定,以保证同类高校绩效工资分配的相对公平性。     

县级政府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优化路径

在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确保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其地位和作用愈来愈彰显,而政策目标能否达成关键在执行。     

碳交易和碳税情景下碳减排二层规划决策模型研究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时代背景下,碳交易和碳税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碳减排市场激励手段,实施碳交易和碳税并存的复合型政策比只实施两者之一的单一型政策更易被接受、减排效果更好,该观点已在学术界达成共识。在复合型碳减排政策框架下,政府和企业如何决策以平衡减排与低碳效益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成为碳减排政策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更是实践复合型碳减排政策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分析发现,复合型政策情景下,碳减排决策过程表现为一个二层决策机制,即政府作为负责碳减排总体计划和控制的上层决策者,企业作为享有碳减排自主决策权的下层决策者。同时,政府拥有碳排放权配额和碳税水平两个决策变量,目标是实现碳减排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企业拥有碳排放量和产品价格两个决策变量,目标是实现自身碳减排经济效益最大化。 基于二层决策机制的层次性和动态反馈性,构建碳减排二层规划决策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模型很好地反映了政府与企业间的碳减排优化决策过程,兼顾各参与方的减排利益。政府通过决定初始免费碳排放权配额和碳税水平来实现碳排放总量控制,影响企业的减排决策。由于企业的利益诉求是政府碳减排目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减排目标的同时不会过分损害企业利益,从而保护企业开展碳减排活动的积极性。在政府的决策影响下,各企业积极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并考虑消费者的产品低碳偏好,确定碳排放成本最优和经济利益最佳的实际碳排放量和产品价格。显然,与单一型政策相比,复合型碳减排政策体系下企业享有更高的减排决策弹性。 通过数值仿真分析验证碳减排二层规划决策模型的合理性,该模型可作为政府及企业碳减排的有效决策支持工具,对模型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进行充分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