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激励、地域偏爱与企业环境表现: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是影响地方政府官员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并分别从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两个角度切入分析这种影响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换届后，若继任官员来自本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得到改善；而若继任官员来自异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发生恶化。这一研究结论在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改变度量指标、考虑滞后反应、进行安慰剂测试、调整样本及控制其他可能的遗漏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异地调任的继任官员出于晋升激励的动机而倾向于降低地方环境治理水平；而本地调任官员出于对曾经任职地区的地域偏爱而更重视当地环境治理。本文创新性地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视角探讨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为理解地方官员的决策模式和企业环境责任行为提供了新思路。     

地方政府官员职务晋升的内卷化:成因及调适

地方政府官员职务晋升的内卷化,深刻影响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选择,并可能导致地方官员产生精神懈怠,甚至走向腐败。地方政府官员职务晋升内卷化的形成因素,除了受制于经济绩效外,更在于年龄、政治关系网络及一票否决制和问责制的影响。基于此,为走出内卷化,应从注重个人能力考察、强化竞争激励作用和重视多重方面考核着手进行调适。     

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创新北大核心CSCDCSSCI

以2000年~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地方官员晋升这一独特视角,实证考察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企业政治关联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晋升前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都会显著降低,这种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更低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扩展检验发现,企业在官员晋升前会通过慈善捐赠而非寻租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从而进一步挤出创新.本文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为揭示官员晋升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对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清晰的政策意义.     

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创新

以 2000 年 ～ 2012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选取地方官员晋升这一独特视角, 实证考察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企业政治关联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晋升前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都会显著降低,这种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更低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 扩展检验发现,企业在官员晋升前会通过慈善捐赠而非寻租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从而进一步挤出创新． 本文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为揭示官员晋升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对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清晰的政策意义．     

政企合谋下的土地出让

市县政府官员是中国国有土地的法定批租人,地方官员的个人特征是否会影响土地出让?本文采用2003~2008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发现,平均而言,本地晋升的市长多出让约10%的土地。这一现象不能为地方官员的土地财政、土地引资动机以及地方官员的本地知识和天然的感情联系等因素所解释。本文把这种现象归因于本地晋升的官员具有更大的合谋可能性,初步的直接证据是,本地晋升的市长通过挂牌多出让土地、土地的单位收益不受影响。     

规制官员激励与行为偏好——独立性缺失下环境规制失效新解

环境规制显著受到经济发展的干扰,具有典型的独立性缺乏特征。在此背景下,规制官员既受制于地方政府行为目标,又须履行规制职责,其行为偏向尤为复杂。本文基于中国环境规制体制基础,剥离地方政府官员的影响,集中分析到任年龄、任职年限等规制官员个体特征因素对规制行为的内在影响,并对其规制行为偏好进行探析。研究发现:规制官员到任年龄与规制行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在东部地区明显,中西部地区不明显;规制官员行为偏好在突发事件与不同污染排放间均呈现异质性,而这些异质性与晋升激励制度有关。以上研究表明,规制官员与其他行政官员的行为方式并无显著差异,这与规制独立性的要求相差甚远,在未来环境规制过程中亟待重视与解决。     

“绿色团队”为环境而战

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气候峰会作出影响深远的中国减排承诺。他借鉴反腐经验,组建"绿色团队",即由环境专家组成督察组,对全国各地进行随机检查,以确保地方官员落实政策。为了鼓励官员落实政策,中国还改变了地方官员晋升的标准,把贯彻环境改革作为政府内升迁的一项关键考虑因素。此     

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将中国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政绩信息的载体,研究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外部关注强度、内部治理水平和企业融资能力的提高,是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减少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理论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针对非国有、行业竞争激烈、市场化程度较高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较弱地区的企业,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能够发挥更强的边际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在行业层面具有溢出效应,能够降低与被提及公司同行业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企业家政治关联、竞争战略选择与企业价值——基于上市公司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社会资本互惠交换理论,本文提出企业家对不同层级政治关联的回报形成了企业在竞争战略层面提升企业价值的具体路径差异。在实证研究中,以上市公司动态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家中央政治关联与地方政治关联都能正向显著影响企业价值,其中差异化战略在企业家中央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低成本战略在企业家地方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得到支持。这表明,在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期望的企业发展目标与中央政府可能存在差异,并直接影响了与其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家行为。本文结论为产业结构升级和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     

转轨时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基于代际的视角

经济转轨时期,任期限制和以经济增长为考核指标的晋升激励形成了地方官员特有的“政治生命周期’：,客观上造成了地方政府与经济社会的代际结构的不一致,是导致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重要原因。从代际维度了解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表现,探索纠正此类问题的对策与途径,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政策不连续性与财政效率损失——来自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

"中国特色联邦主义"、"晋升锦标赛"从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的角度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然而无论在哪种机制下,地方官员的更替都会造成地方经济政策的不连续,进而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与财政效率损失。本文首先建立了一套财政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随机前沿法对1999~2012年31个省份的地方财政效率进行测算,然后搜集了同时期各个地级市党政领导的简历资料,采用地级市官员变更比例作为政策不连续性的代理变量,考察了政策不连续性对财政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由地方官员变动导致的政策不连续性显著降低了地方的财政效率,这种影响以地级市市长变更最为显著。每有一位市长更替,将导致该省份财政效率下降约0.15个百分点。(2)市长任期对财政效率有U型影响,新市长上任1年内,官员任期对财政效率产生负影响,因为换届过渡时政策不连续最明显,1年后地方财政效率逐步回升。(3)新任市长为快速做出政绩,短期内会实施大量新政,致使政府消费扩大、财政赤字扩张,引致财政效率损失。     

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正面效应的分析维度及提升路径

<正>一、引言地方政府竞争是一种客观而常见的现象。关于这一现象,国外学者构建了几种影响广泛的地方政府竞争理论模型,国内学者也展开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地方政府竞争所引致的种种效应。张军(2005)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是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因素。周黎安(2007)认为,地方政府竞争(表现为官员晋升锦标赛)是解释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要素。周业安等     

政治激励、资本监管与地方银行信贷投放

金融监管制度的有效执行依赖于针对监管者行为的激励设计。在中国,与地方官员类似,监管官员的职位升迁也往往由上级选拔决定,即面临政治激励,本文将代表中央金融监管的省级银监局局长与代表地方银行的城商行特征数据进行匹配,考察监管官员的政治激励是否通过影响其监管行为对城商行的信贷投放产生作用。实证分析发现:首先,在资本、资产质量、流动性等监管指标中,资本监管绩效显著影响银监局局长的升迁;其次,银监局局长在政治激励下的监管行为,促使城商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进而抑制了其信贷投放;最后,地方政府信贷干预、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融资程度等外部环境的不同,也使得银监局局长的监管产生差异化效应。     

监管独立性、市场化进程与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的执行效果——基于2003~2012年国企高管职位变更的数据

国企高管职位晋升机制是国企高管激励的重要制度安排,其执行效果直接影响激励效力。本文手工整理了2003~2012年中央与各级地方国企董事长、总经理及党委书记离任后的去向及升降数据,并基于各级国资委对所辖国企高管绩效考核的规定,首次探究了国企高管职位晋升评价机制的执行效果及其有效执行的前提条件。研究发现,央企高管晋升依赖业绩表现及个人能力;而地方省属和市县级国企高管在政治锦标赛的约束下,依赖非业绩的政治关系资源或政策性负担的承担而获得晋升,晋升评价机制在央企和地方国企被差异化执行,即监管独立性影响晋升机制的执行效果。此外,相较于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相对有效执行。     

官员晋级:你今年多大?

近年来国家对官员任职的年龄要求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官员若错过这一轮竞争,未能得到提拔,就可能永远失去晋升机会,这势必影响到地方官员的晋升策略。观察者得出结论: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年轻的官员易升迁。《2009—201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对年龄作出进一步要求,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换届时,要保持以55岁左右官员为主体的梯次配备,其中48岁以     

“面子工程”还是“真才实干”?——基于政治晋升激励下的国有企业创新研究

国有企业CEO同时具备"经济人"和"政治人"特征,这意味着仅从薪酬激励设计角度研究国有企业创新犹如管中窥豹,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可能是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另一机制。本文采用2007~2014年间国有上市公司CEO变更数据,研究了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政治晋升激励使得国有企业CEO更加专注有效的研发投入,在降低研发投入量的基础上,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其次,我们探讨了国有企业政治晋升激励可能存在的"面子工程"和"真才实干"两种机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不仅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产出率,而且提高了创新产出的价值增值能力,支持了政治晋升激励下CEO创新"真才实干"假说。最后,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薪酬激励、在职消费对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低薪酬激励,高薪酬激励时国有企业CEO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更高;相对于高在职消费,低在职消费时国有企业CEO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更高。     

央企“准官员”晋升模式

这一两年间,"走向政坛"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央企高管的晋升通道。一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的文章《"准官员"的晋升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揭秘,对央企高管而言,政治晋升比经济利益更加重要。通过研究2008-2011年189位央企高管的职位变动数据,发现了央企"准官员"晋升之     

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的资历特征、成长路径及启示——基于210名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的信息与资料的分析

一、引言 目前,学者们对我国党政干部的职业晋升研究颇多,Li和Bachman (1989)以市长为研究对象研究职业成长与升迁,发现党内资历对于"快跑者"有负面的影响.Pierre Landry (2003)于1990-2000年在对市长群体进行研究时,发现市级干部晋升与城市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晰.也有一些关于地方官员升迁的系统性研究(Bo,2002;Lin,2003;Zang,2004),如李洪彬和周黎安等(2005)对1979-1995年省长和省委书记群体进行的研究,指出省级领导的职业成长和职业晋升与在任期间所辖区GDP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吴建南等(2009)提出了影响官员晋升的五种主要因素:组织状况、辖区状况、个人特征、政府绩效和政治背景.     

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A股2005~2011年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讨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的关系。突破目前流行的"显性—隐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本文探讨在"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双重隐性激励范式情境下,国企高管如何对两种激励做出权衡和抉择。本研究发现,这两种激励之间存在着非对称的替代效应,即政治晋升可能性越高的CEO,其在职消费行为存在收敛现象。进一步探究影响机制,我们发现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影响路径有两个: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一方面直接抑制在职消费,另一方面它激励更高的"公司绩效",相应地会提升在职消费。综合来看,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大于提升效应。     

利益激励视角下地方政府行为偏好与环境规制效应分析

行为偏好直接反映了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对环境规制效应存在着显著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的产生以信息不对称和目标函数差异为重要条件,同时受到晋升激励机制的导向影响。由于地方政府行为偏好与环境规制效应显著正相关,因而应从中央政府激励与监督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激励与监督环境规制部门双重路径增强环境规制效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整合民众与企业诉求,制定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制利益激励与监督引导机制,促进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