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考量、规则意识与拆迁冲突的治理

拆迁安置引发的各种社会冲突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焦点问题。与以往学者研究的着眼点和逻辑进路不同,以利益自我实现要求的视角分析拆迁农民缺乏规则意识的深层次根源,可以得出结论:利益考量的精致化是拆迁农民缺乏规则意识的动因,利益比较的自我功利化是拆迁农民缺乏规则意识的起因。因此,基层政府治理拆迁冲突必须真正了解拆迁农民的利益需求,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依法行政,培养拆迁农民的公民意识,如此方能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困境与突破：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原则。然而,由于长期强势社会管控模式的延续依然对农民的主体地位产生消解效应、保障农民主体地位的法律制度供给不足或保障乏力、农民主体地位实现的组织载体功能严重退化等原因,坚持农民主体地位面临诸多困境。要真正实现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保障其主体作用的发挥,就需要以"扶志""扶智"激发内生动力,唤醒农民的主体意识;强化法律赋权维权功能,筑牢农民主体地位的法治保障之基;构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提升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实践能力;支持鼓励农民组织载体建设,提升农民群体的利益博弈能力。     

乡村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及协调

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当今尤其是欧美国家的公司治理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以帮助其走出经济发展的低谷。乡村旅游业的性质决定了它与利益相关者的紧密关系,并且不可避免地在会发生相关利益者利益的相互冲突,因此,本文把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乡村旅游领域,对其利益相关者作了基本的界定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乡村旅游与其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透析利益冲突的原因,提出协调冲突的途径以及具体方法,为乡村旅游业发展提供有效借鉴。     

财务治理结构视角下的财权配置

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是财权配置。财权是财务治理主体为保障其自身利益而追逐的对象。对财权的配置贯穿于财务治理活动的始终。利益相关者为实现自身的利益追求而将要素投入企业，他们在本质上是利益共同体。由于各利益相关者向企业投入资源的性质不同，所以享有的财权也不同。企业根据各利益相关者投入资源的性质、多寡来配置财权，各利益相关者借此承担相应的风险和分享相应的收益。各利益主体都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基本目标，因此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就是财权的合理配置，使权、责、利对等。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乡村关系变迁研究

乡村关系是乡村治理的核心之所在。新制度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从乡村关系变迁的角度来研究乡村关系的矛盾和冲突,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回顾建国以来我国乡村关系变迁的历史,找到了乡村关系矛盾和冲突的"历史依据"。在此基础上,针对乡村关系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以期有助于推动建构"以农民为主体、让农民得实惠"的乡村治理机制,实现乡村善治。     

城乡社区治理中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的制度分析

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需要一定的媒介、平台和载体。通过对山东省某地L村"三治"融合的治理案例研究发现,信用体系作为城乡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它提供了城乡社区治理各主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的界面,通过对治理主体的角色界定、渠道提供、规则设定、作用保障等建立起公众参与的城乡社区治理框架;另一方面,它将制度逻辑带来的压力转化为主体创新和实践的动力,使得政府、社会和农民群众都能够以城乡社区治理主人翁的意识和心态参与城乡社区治理,在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逻辑框架下实现法治为本、德治为引、自治为基的"三治"融合。     

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从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和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两方面构建了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指数。以此为依托,实证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权益的有效保护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并且,在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的各层次评价指标中,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中小股东参与治理、投资者关系管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均表现出了对公司价值的正向影响。但是,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债权人参与治理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却不显著。而且,在人力资本参与治理上,不但没有表现出对公司价值的正向影响,反而出现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本文在解释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基础上,指出中国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根源在于"立法水平的相对滞后"以及"对现有法律法规的执行力不足"。因此,在公司治理复杂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利益相关者权益得以保护的关键,一方面取决于对现有立法的执行力度,另一方面则在于尽快实现"立法与实践"的对接。     

让群众自主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

正尊重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农民群众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也是共享发展成果的主体,更是长期有效治理的主体。要坚持以农民群众为中心,请农民上"舞台",让群众唱"主角",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确保广大农民群众真正参与主导乡村振兴。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要发挥农民的首创精神,把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加强农民主体意识培养,依法保障农民群众在村务治理     

领导者统筹复杂利益关系的原则与策略

<正>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社会结构、利益关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社会利益结构日趋多元化的条件下,不同地区、阶层、行业、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成为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要想实现社会治理结构的成功转型,领导者必须认真研究利益多元化背景下各种利益矛盾所呈现出的新特点,从而以全新的视野和方法面对新情况,处理各种新问题,统筹各种复杂利益关系,为经济社会发     

“深康佳”中小股东维权:“庶民的胜利”抑或“百日维新”?——一个中小股东参与治理的分析框架

本文以我国资本市场上中小股东首次在董事会选举中击败控股股东并成功控制董事会的上市公司"深康佳"为例,探讨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因、途径及局限性。主要发现和结论是:首先,互联网时代下,随着法制环境的改善和信息渠道的日益畅通,中小股东的维权意识更强,更容易了解和辨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利益的侵害行为,也更可能借助网络等新媒体渠道沟通协作并联合制衡大股东;其次,股东网络投票制度降低了中小股东投票的成本,而累积投票制则大大提高了中小股东选派董事代表的可能性,成为中小股东制约控股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渠道;最后,由于中小股东利益联盟脆弱、治理角色定位不当、短期偏好等局限,中小股东掌握控制权可能造成公司在治理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混乱。因此,我们需要客观全面地评价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意义及其局限性。本文提供了一个中小股东参与治理的完整分析框架,丰富了现有中小股东治理的相关文献,也对有关当局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尤其是股东投票机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乡贤一定会受欢迎吗 ——乡村治理中新乡贤参与的困境破解与路径优化

新乡贤对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具有积极价值,但在一些地区,新乡贤的参与遇到了"局外人"困境,身份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对称的状况使得乡村社会对新乡贤的接纳程度有限,新乡贤作用的发挥受到了制约。根据信息与利益不对称的程度不同,可将新乡贤与乡村社会互动划分为排斥型、合作型和观察型三种类型,其中合作型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双边互动状态,也是排斥型与观察型调适的核心方向。为此,新乡贤要主动实施本地化融入,积极获取"局内人"身份;政府要完善和改进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各项机制;村干部要营造乡村社会良性氛围,并提升村民的主动精神、合作意识。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村干部、村民与新乡贤在内的乡村共同体,以多元主体和谐共生促进乡村振兴。     

公共利益悖论与公共利益实现的可及性提升研究

从"成本—利益"视角出发,一旦具体政策措施的受惠主体不统一,就必然出现政策成本承担者和政策利益享有者,只要出现"成本—收益"的结构性失衡,则必然造成民众公平感的缺失,引致公共利益悖论。避免公共利益悖论的关键在于弱化政策利益与政策成本的"分散—集中"态势。领导者在关注总体性激励情境实现的同时,还应兼顾大众的政策成本支付情况,多履行权力掌控者的责任和义务。同时,领导者要增强科学规划意识,以兼具可及性与公众接受度的操作工具避免政策成本或利益的过度聚集。     

单位员工隐性结盟的表现、影响与调控策略

单位员工隐性结盟主要有组织关系型、地缘关系型、社会关系型和利益关系型几种表现形式。隐性结盟将会产生利益之上的"利益"、规则之外的"规则"、身份之外的"身份"和文化之中的"文化",需要从认清结盟情况、分析结盟性质、缩小结盟规模、消除结盟团体等方面进行调控化解。     

农民的网络反腐:身份政治、抗争特点与成因治理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的普及,农民在学会利用互联网以后就多了一重身份,再加上农民的网络反腐,故而作为网民的农民就成为一种身份政治背后的抗争主体。农民在这样的境况下所进行的网络反腐和政治博弈呈现出五个特点。导致农民选择网络反腐的原因在于基层干部的乱作为和不作为,以及线下利益表达的不通畅。为此,在治理农民网络反腐时,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如何治理"苍蝇"的腐败,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待遇与依法治村是不二的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农民的话语模式需要治理,对夸大其词、诬告和污蔑的农民网络反腐则应该依法处罚,也需要"送法下乡",以让农民的反腐和抗争在法的框架内行事,从而在"作为"和"法治"的双重作用下,杜绝暴力性群体性事件发生,从而维护底层社会的稳定。     

乡村振兴中的“政经分开”改革与乡村社会治理创新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是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实施的制度基础,而要促使目前封闭、排外的村民自治制度实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就必须以"政经分开"改革为先导,并由此推动中国的农村民主实践由村民自治向社区治理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农村的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以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为引领,通过"政经分开"改革以构建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原则、以社区治理为主要运作方式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并推动以生活共同体为范畴的、超越单一行政村为治理单元的更加丰富多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     

基层政治合法性流失与农民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探析

当今中国基层社会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急速转型时期,在这一"历史的起承转合点"上,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也以空前的速度和程度凸现出来。特别是长期以来以"顺民"和"保守的政治力量"而存在的农民群体,通过进行"生存理性"、"权利意识"抑或其他方面的算计,在制度化渠道不     

农民流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读《流动中的乡村治理》

<正> 改革开放以来,长期被禁锢在土地上的中国亿万农民开始了缓慢而又艰难的从无序到有序的流动,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工潮”。农民流动,实质上就是通过乡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使农民逐步从土地的束缚中摆脱和解放出来,实现农民职业与身份的分离。作为我国社会变迁和转型的缩影,农民流动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三农”问题本身,农民的流动为国家对农村的有效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由徐勇、徐增阳所著的《流动中的乡村治理》一书,在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之后,对现阶段农村流动人口的特征、农民流动与乡村治理的关联性(影响),从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分析——以上海市“拟收取交通拥挤费”为例

公共政策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公共政策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公共政策制定需要公正、公平,才能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配置,社会才能和谐发展。拥挤收费是城市交通需求管理的措施之一,文章以此为例着重揭示了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联系,用利益博弈的方法,分析各方的利益得失。     

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困境及破解之策

法治框架下推进乡村治理创新面临法治推进与自治、德治传统难以有效融合,法治路径的地位边缘化,"知情祛魅"现象凸显等现实困境。其原因在于乡村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治理主体的法治素养不足,治理机制法治化程度较低,治理环境的法治氛围不足。为此,需要坚持立法先行,构建层次分明、结构有序的乡村法律制度规范体系;理顺乡村治理体制,健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组织体系;以规范权力运行为重点,依法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创新法治宣传的途径和方式,营造乡村治理法治化发展的氛围;提升基层干部的法治素养,打造法治化的基层干部队伍;优化公共法律服务,强化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发展的人才保障。     

“选来选去总是那几个人”:中国农村选举微观困境及应对——以W村为例

农民对村"两委"选举态度冷漠,参与程度低,"选来选去总是那几个人",主要是经济上不自由、家族势力影响大、民主意识淡薄、村委会自治程度低、村干部待遇差等造成的。因此,必须大力发展乡村集体经济,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民政治参与奠定经济基础;消除家族势力影响,为农民政治参与营造良好环境;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为农民民主意识提升创造条件;提高村民自治制度,为农民参政议政提供制度保障;提高村干部工资待遇,为农民积极参与竞选提供权益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