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流动儿童抗逆力提升的小组干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本研究运用校园抗逆力理论,设计随机对照试验,通过开展六节抗逆力干预主题的小组活动,试图提升流动儿童的抗逆力水平并探讨活动设计的有效性.广州市白云区农民工子弟小学中的流动儿童被随机分配进入活动组和对照组,在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参加了本活动.参加小组活动的流动儿童填写了基线问卷、后测以及4个月后的跟踪问卷,以测量参加活动儿童的抗逆力、社会排斥感、积极情绪水平、新冠恐惧水平以及消极情绪水平在活动前后不同时间点的变化情况.共有68名学生完成了活动以及所有测试(年龄8到11周岁,M=9.29,SD=0.79;干预组为29人,对照组为39人).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疫情下的抗逆力小组改善了活动组的抗逆力水平[组间主效应:F(1,66)=8.31,p=.01,η=0.11]、提升了积极情绪[组间主效应:F(1,66)=6.51,p=.01,η=0.09]、减少了社会排斥感[组间主效应:F(1,66)=4.04,p=.05,η=0.06]以及减少了新冠恐惧水平[组间主效应:F(1,66)=4.74,p=.03,η=0.07].活动组和对照组在消极情绪水平上并无显著差异.活动干预效果可能受到疫情变化以及学校教学周期的影响.抗逆力提升小组工作是一种有效提升流动儿童抗逆力以及心理健康水平的有效手段.同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校园环境抗逆力干预活动对流动儿童的长期效果需要进一步探讨.     

新生代海员职业认同感提升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海员队伍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基础力量,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产生和维持希望"是社会工作"基于优势"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构建了基于希望思维的小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并通过随机对照组试验探究其对提升新生代海员职业认同感的有效性和持续性.研究招募44名新生代海员开展随机对照组实验,采用《希望量表》《职业认同感量表》《职业使...     

族群与教育不平等: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一项实证研究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族群（民族）分层的文献,认为有必要把“民族”纳入到中国的市场转型和社会分层理论框架之中,并从教育获得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因素主要包括：城乡地域区隔、职业结构（阶层）、文化差异和国家政治进程（政策变迁）。基于对2004年中国西部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作者发现：（1）基础教育阶段入学的族群差异主要由城乡差别和阶层不平等造成,族群不平等已不显著;（2）少数民族子女高中升学概率依然显著低于汉族,其原因部分在于城乡、地域和阶层因素,部分在于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差异（如语言环境）等因素;（3）与汉族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模式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承以资源转化模式为主,从而影响了不同族群在教育扩展中的获益程度。总体而言,虽然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仍显著落后于汉族,但其教育不平等更多地来自城乡和阶层之间的差异。     

专业实习中同辈督导反思小组的设计与实践 ——一项基于F大学MSW项目的行动研究

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是专业教育的核心环节,而反思能力则是实习质量的试金石.本文基于行动研究,尝试在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情境中,通过同辈群体的资源配置来探索提升学生反思能力的督导路径.在借鉴结构化同辈督导小组模型和反思实践模型的基础上,经过四次实践与调整,形成了一套涵盖确定焦点问题、多角度审视、总结反馈和结构性因素探讨四个阶段的...     

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

借助“嵌入性”和“合法性”概念,本文将关于社会公平感形成的基本共识理论与自我评价理论整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关于分配公平感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解释。本文认为,社会成员对自己所获得的社会资源是否公平的感受取决于社会成员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共识之间达成一致的程度。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低于社会评价的地位时,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不公平的;相反,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与社会评价地位一致或更高时,个体则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公平的。基于上述命题,本文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相对于主观阶层地位达到或高于其职业声望者,主观阶层地位低于其职业声望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收入是不公平的。对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分析结果较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命题比基于理性选择的自利理论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依然会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     

城市基层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一项以上海社区为例的实证研究(英文)

在建设基层民主的过程中,政治效能感是反映政治体系民主和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研究表明,特定的政治参与行为对个人政治效能感有正向或负向影响,但目前探讨中国城市基层政治参及其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综合现有理论文献,将政治效能感分为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进行分析,并根据政治参与影响效能感的两种不同机制,将政治参与分为教育型和诱导型两类,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本研究以上海社区的抽样数据为样本,分别建立“教育型参与-内部效能感”和“诱导型参与-外部效能感”两个回归模型。前者分析“抗争”和“竞选业主委员会成员”两项教育型政治参与行为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后者分析“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和“参与业委会选举投票”两项诱导型政治参与行为对外部效能感的影响,两个模型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但作为教育型政治参与的“抗争”,因其在大部分情况下会以失败告终,故可能对政治效能感起不到一般教育型参与的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数据分析,本文也发现“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和“参与业委会选举投票”的差异：虽然根据已有研究两种“投票”均应归入诱导型政治参与,但是参考中国城市社区的现实情况,业委会选举机制的不成熟以及行政手段的介入,都有损于业委会选举的“政治诱导性”,故可能对外部效能感产生负面作用。本文根据上述问题和本研究的不足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规模视野中的公民参与和效能感——达尔关于规模与民主问题的一项相关性分析结论与启示

达尔认为公民之间的政治参与和效能感与一个国家的规模有关但并非完全依赖于它。然而在国家之内单位的规模对于参与和效能感的影响确实是重要的。地方政府培养了参与并加强了公民的效能感。使参与和效能感的价值最大化可能需要的单位大大小于我们通常假设的规模。在参与和效能感的价值方面是最优的一个单位,在其他的价值方面也可能不是最优的。达尔的分析结论对规模与民主的理论及其实践均有重要启示。     

组织、工作与情感异化:一项对厦门保险代理人的调查

在借鉴西方保险业营销模式的同时,中国的保险公司对其代理人实行了激进的情感管理。由于较为普遍的社会抵制,保险代理人经常体验到负面情感。而在工作中,对人际关系过度的商业化使用,不仅破坏了代理人原有正常的社会网络,还妨碍了代理人在生活中与他人建立非商业性的关系。“保险生活化,生活保险化”的工作意识形态更是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使保险代理人的工作不可避免地陷入深刻的情感矛盾和冲突之中。尽管代理人通过一系列的策略试图消解这些矛盾与冲突,但是任何的努力都可能加深个体的非人化问题,最终带来情感异化的后果。     

“关系”与“结构”的双重视角:一项工作绩效与社会网络关系的实证研究

社会网络日渐成为非个体层次上研究工作绩效影响因素的重要方面,但相关研究的缺陷在于,仅仅关注组织内部结构层面的社会网络对工作绩效的影响,而忽视了组织外部关系层面的社会网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地产销售从业人员的实证调查,探究销售人员的“关系性”和“结构性”社会网络对工作绩效的不同影响,并分析了产生这两种社会网络影响结果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