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赋税时代村干部负面情绪影响、肇因及应对

零赋税时代,村干部群体中社会情绪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乡村社会处在转型和利益调整时期,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焦虑、紧张、愤怒、沮丧、悲伤、痛苦等负面情绪,并产生不利影响.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心理状态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密切相关,因而村干部负面情绪防治问题就成为当前乡村治理的新课题.     

新乡贤一定会受欢迎吗 ——乡村治理中新乡贤参与的困境破解与路径优化

新乡贤对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具有积极价值,但在一些地区,新乡贤的参与遇到了"局外人"困境,身份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对称的状况使得乡村社会对新乡贤的接纳程度有限,新乡贤作用的发挥受到了制约。根据信息与利益不对称的程度不同,可将新乡贤与乡村社会互动划分为排斥型、合作型和观察型三种类型,其中合作型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双边互动状态,也是排斥型与观察型调适的核心方向。为此,新乡贤要主动实施本地化融入,积极获取"局内人"身份;政府要完善和改进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各项机制;村干部要营造乡村社会良性氛围,并提升村民的主动精神、合作意识。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村干部、村民与新乡贤在内的乡村共同体,以多元主体和谐共生促进乡村振兴。     

三元主体视角下社会治理困境的产生根源与破解策略

社会治理有助于整合治理资源、提升治理成效,但现阶段社会治理呈现出形式主义化、诱发新问题、治理主体创新能力不足等困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公众的双重行动逻辑以及逻辑偏差是产生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社会治理本应遵循"中央政府充分赋权—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社会公众有效参与"的基本逻辑,实际却呈现出"中央政府留权大于赋权—地方政府偏差执行—社会公众无效参与"的逻辑,从而形成多种形式的困境。为此,中央政府要加大赋权力度,注重赋权与留权间的合理比例;地方政府要严格执行政策,保障公众参与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社会公众要正确表达诉求,提升自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要通过三者合力,破解社会治理困境,提升社会治理成效。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村干部的政治素质现状分析——基于豫北五县十村的调查

<正>村干部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中坚力量,不单是村民自治实践的组织者,同时也是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和执行者。村干部政治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农村的社会治理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农村治理的研究成为显学,但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乡村改革、选举、管理等制度和体制层面上,对村干部这一政治实践主体本身的研究并不多,专门分析村干部政治素质的成果更是鲜见。由此,我们决定在实证调查的基础     

技术治理情境下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及体制重构

在当前简约治理转向技术治理、间接治理转向直接治理的大背景下,乡村两级的实际治权在不断弱化,由此衍生出诸多问题,主要包括行政力量过度下沉、乡村工作软指标的硬指标化、乡村两级责权利不对等、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缺乏、村民自治演变为村干部自治、谋利型上访的"刁民"增多。为维护乡村公共利益,探求建立一种公共规则之上的、契合乡村社会基础的、简约高效的乡村治理体制,成为当今乡村治理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     

嵌入式治理：基层治理中的政党逻辑——基于浙西北L村“功能型党小组”的个案分析

当前,乡村社会基础结构变迁与乡政村治的科层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悬浮化与边缘化,因此,新时代乡村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基层党组织组织嵌入、制度嵌入和意识形态嵌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构建基层治理中的政党逻辑。其中,组织嵌入通过组织重构和组织联动,增强治理动力内生;制度嵌入通过正式制度嵌入与非正式制度嵌入相结合,优化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嵌入则通过引导意识形态统一和文化认知整合,强化主体认同。这一嵌入过程,贯通了组织体系建设的“最后一公里”,确保党的执政基础长久稳固、国家政权建设扎实推进。     

村干部贪腐的生成逻辑及治理对策

<正>村干部贪腐是指村干部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方针和政策等,滥用村庄公共权力,损害广大村民的切身利益以谋取私利的一种行为表现。这里的村干部主要是指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成员,也包括驻村干部及外派管理人员。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由于乡村社会结构性的空间转换,一些村庄的村干部贪腐现象越发明显。同时,村干部贪腐因其"小""微"等特点一度被遮蔽,因而近些年来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并以经济腐败、政治腐败和道德腐败为具体表现形式。因此,     

国际金融危机中乡村治理人才困境的应对

乡村治理旨在为乡村提供公共物品,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管理人才问题是乡村治理好坏的重要因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乡村治理状况的好坏取决于农村管理人才素质的高低。然而,在诸多原因的影响下,我国乡村社会中出现了“能人不干”、“干人不能”、管理精英“净流出”等现象,乡村管理人才的匮乏成为乡村治理的瓶颈。     

扶贫工作中的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

正农村扶贫工作暗含两套逻辑:一个是政策执行,具体表现为相关政策自上而下逐步落实,遵循行政逻辑;另一个是基层治理,是各利益主体围绕政策及其资源展开的博弈和互动,遵循治理逻辑。在扶贫工作实践中,存在治理消解行政的现象,即国家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并非完全按照科层制的逻辑自上而下严格执行,而是会受到基层治理     

什么人在当村干部?——对村干部社会政治资本的初步分析

在当今农村,什么人最有可能成为村干部?本文的分析表明:多数村干部拥有中学文化程度;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中共党员和男性村民拥有绝对的优势。宗族之外的宗教、协会等民间组织背景尚未成为促成村干部出任的因素。村干部在乡村已乏道德权威,其权力与权威出现分离。从村干部的成长路径看,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军“;富人村官”和“村官谋富”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的村支书是从其他村干部位置转任过来。对出任村干部,家庭成分和父辈职业已无明显影响,但父辈的文化程度却有一定的相关性。不同区域之间的村干部群体尽管有着共同的特征,但在村庄、宗族与职业背景等方面却有一定的差异。     

宗族文化的复兴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分析

宗族文化在乡村社会中具有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根源,在国家构建中曾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本文论述了宗族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具有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分析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宗族文化的复兴有其价值合理性,探讨了在推进乡村治理时,必须对宗族文化采取谨慎的态度。     

乡村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治理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我们所遭遇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农民增收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瓶颈、各类群体性事件频发、农村自治组织体制功能不健全等三个方面。因此,完善乡村社会治理应当对创新社会治理理念、进一步完善规范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构筑多元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予以足够的重视。     

流动性治理：乡村社会治理的未来趋向

大流动社会下的时空脱域与乡土脱嵌正改变着乡村社会的治理基础,造成传统的地域性治理难以适应流动化乡村的客观现实。在此情形下,乡村社会治理开始转向开放多元、灵活精准的流动性治理。流动性治理是指通过重新赋予地域以全面的流动属性,将流动性纳入社会治理框架,以应对快速流动的社会现实和乡村多变带来的治理挑战而采取的治理逻辑和行动策略。它既是针对流动性事务所采用的一种治理方式,又是将流动性作为一种关系性策略运用到具体实践的治理手段。     

乡村积分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性重塑及其逻辑——以S省L村积分治理为例

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失已成为掣肘乡村治理的一大难题,如何重塑乡村公共性是推动乡村治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积分治理是当前一些地区乡村治理实践中出现的新治理措施,该措施通过对乡村公共规制的重建、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空间的重构和公共精神的培育为重塑乡村公共性提供了可能。积分治理之所以能够促进乡村公共性的重塑,其背后的逻辑在于该治理方式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利益、社会关系、道德三个层面的有效嵌入。发挥积分治理对公共性的塑造作用,应因地制宜地将建构性治理与内生性治理进行有机融合。     

农村税费改革、农民负担与基层干群关系改善之道

本文基于一个随机抽样的来自中国6省116个村庄1918个村民的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对农民负担以及乡村干群关系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农村税费改革显著降低了农民负担,特别是农民政策内负担的水平,而对政策外负担影响不大;同时,农民的政策内负担水平并不明显影响农民对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因此,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村紧张的干群矛盾,但却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村民对基层党委和政府的信任程度,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干群关系。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镇政府综合配套改革需要充分考虑这一现实难题,通过完成基层治理方式和制度切实改善农村基层治理水平,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     

政策变通应遵循的几个原则

正政策变通的主要类型政策变通一般指政策实施过程中,政策执行者对政策内容和政策约束作出调整后实施的一种政策行为。政策变通后可能与原政策目标一致,也可能与原政策目标不一致或相背离。政策变通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从政策实践看,政策变通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偏好型。政策执行者依据自身利益或立场来界定政策目标含义,对政策作出选择性执行,其余则弃之不顾。尤其在政策界线相对模糊、政策内容和相应操作缺乏明确规范的约束机制下,这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随着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农村社会治理有了更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但农村社会治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理念滞后弱化治理效能、组织惰性导致活力不足、机制缺陷减弱治理动能。推动农村社会治理,应坚持党建引领,增强农村社会治理保障力;强化共治理念,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融合化;聚焦现实问题,找准农村社会治理着力点;推动机制变革,激发农村社会治理新动能。     

利益需要、农民规则意识与乡村有效治理 ——基于徐村拆迁户行为取向的分析

农民的规则意识是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以利益需要为视角,运用"利益需要—规则认知—行为方式—规则意识层次"的逻辑分析进路,能够洞察农民行动的现实目标和规则意识的现实状况。徐村个案表明:农民(拆迁户)不断解读、利用、变通、触碰、膨胀具体的拆迁方案,使得权威性规则被消解;他们总是徘徊在遵守规则和冲破规则之间,一旦现有的规则不能冲破时,他们就会寻找新的途径来为自己利益的实现服务。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必须以利益综合形成合理性规则,培育农民遵守规则的意识;必须以政策分析传播规则知识,培养农民遵守规则的习惯;必须以依法行政强化规则的执行力,使遵守规则成为农民的内在需要。     

“央强地弱”:农民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研究

作为衡量民众政治参与状况的重要指标,农民政治信任度关乎国家治理绩效。政治信任具有层级性差异,即农民政治信任度与政府层级呈正相关关系。社会转型期,"央强地弱"信任级差归因于利益分化、央地资源掌握程度、压力型体制及政治社会化等因素,并影响地方政策执行、社会稳定、社会信任及国家治理能力。为此,从基层治理能力、普遍信任、央地财权事权划分、惠农政策与基层反腐、利益表达机制等路径解决农民政治信任层级差异问题迫在眉睫。     

我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探究

在我国古代社会,国家对于社会管理的方式的演变主要是逐渐由地方分权向郡县制集权发展的过程。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组织发育程度较低,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程度是有限的,这也使得乡村社会拥有一定的自主性。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我国古代长期实行的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具有皇权与绅权、皇权与族权相结合的半自治性特点,通过司法、伦理道德、乡规村约等政治文化手段,对乡村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