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困扰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基本上实行了乡级基层政府加村级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治理模式。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乡村自治和基层民主选举推动了乡村民主化的进程,并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农村政治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最近有学者仍然认为,由于宪法和法律有关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国家的行政权力被限制在乡镇一级政府,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这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国家在农村的行动方式开始法制化、契约化和政策化。因此,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扮演了农村社会…     

后简政放权时代的乡村治理

<正>比较理想的乡村治理模式应该是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社会中介组织、村民等多种治理主体构成的网状治理结构。通过这种多元合作治理模式,乡镇人民政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及其他社会组织和村民等都能平等、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对乡村社会各项事务的管理中,并通过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平等合作,维护和实现乡村公共利益,推动农村社会有序良性发展。要明确县级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和责任,使其担负起乡村治理的财政保障职责,并监督乡村良治在本区域的顺利实施。要切实建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困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在农村全面推行村民自治,其基本特征是乡镇政府作为国家的基础政府,依法行政,村设立村委会,依法自治,乡镇政府"指导"村委会的工作。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提供了契机。     

“和谐”政治思想对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

"和谐"政治思想内涵可分为"贵和""守和""持和"三部分。社会主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困境具体表现在"和谐"的社会治理理念尚未有效贯彻、缺乏稳固的社会治理结构、社会治理方式缺乏有效性导致社会发展失衡三个方面。"和谐"政治思想对提升社会主体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贵和","和谐"治理理念深入人心。二是"守和",形成稳固的社会治理结构。三是"持和",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共同参与。     

乡镇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结合统一研究

实现乡镇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结合,是我国目前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出路。这种治理模式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但问题依然存在,如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与乡镇管理部分关系处理不当。为此,在新形势下,乡镇管理部门与村民自治的有效结合,不能仅以理论成果为支撑,更要从当期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分析研究。本文首先对我国村民自治与乡镇政府管理现状进行了阐述,之后对产生的矛盾及冲突进行分析,依据分析结果,为实现两者有效结合,提出了一些策略。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探讨

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面临诸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基本原则和重点举措: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城乡平等的资源要素交换制度,大力培育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健全农村党的组织和村民自治制度,转变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合理配置城乡公共服务资源,加快构建城乡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和服务机制。     

乡村治理视角下农村“两委”“一肩挑”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农村"两委""一肩挑"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具有加强党的领导、促进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有机结合、优化农村"两委"干部队伍、提高村民自治效率的制度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两委"干部思想观念落后、乡村精英外流、组织权力过于集中、"一肩挑"不具普适性等难题。为此,需要从"两委"干部教育培训、人才引进与培养、规范权力运行、稳步推行"一肩挑"等方面完善农村"两委""一肩挑"制度,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促进村民自治发展。     

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机制分析 ——基于天津市X区L街道的个案研究

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对网格化管理存在的"泛行政化""服务供给有限性""社区治理主体协调困境"等局限的全面超越,从"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转型是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新趋势。从天津市X区L街道的社区网络化治理实践来看,其在纵向组织的构建上,实现了行政—党建复合网络架构和治理资源整合;在横向机制上,通过民主恳谈会实现了交流机制的设立,实现了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动员与组织参与。该个案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社区网络化治理必须坚持整体性治理思维,把社区网络化治理看成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把人放在系统环境中,不断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政府应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并实现社区善治的框架内,致力于寻求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平衡点;要充分重视社区精英在社会合作和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重视社区精英吸纳工作。     

权能锁定视角下的乡镇政府行为研究——YZ乡个案的质性社会学分析

一、研究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对乡镇政府的深入研究,是分析和研究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和政府机制运作的一个较为理想的切入点.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乡镇政府的角色研究.陈华栋、顾建光和蒋颖认为,"从改革开放到1998年政府机构全面改革之前,乡镇政府自身经济利益越来越突出,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可称之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本集团利益、获取自身利益,它表现出相当强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带着明显的实用主义的色彩.‘分税制’改革的实行使地方政府手中握有的资源总量增加,进一步强化了乡镇的自利倾向,最终促成乡镇政府向‘国家型经纪人’角色的转换"(陈华栋、顾建光、蒋颖:《建国以来我国乡镇政府机构沿革及角色演变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2期).于建嵘、董月玲认为,"某些乡镇将政府权力私有化,成了‘掠夺性政府’,这才是认识‘三农’问题的关键"(于建嵘、董月玲:《某些乡镇政府成"掠夺性政府"》,《中国青年报》2003年7月9日).二是关于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研究.胡荣认为,"村委会虽然不是乡镇党委和政府的附属机构,但乡镇的许多工作都要通过村委会在行政村里得到贯彻实施","乡镇政府对村委会仍有一定的控制权",不过"现在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这种控制权与过去公社对大队的控制已有很大不同.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社会风险及化解之道

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村居民分化加剧可能带来乡村社会割裂与集体行动困境、营利型经纪人主导下的项目进村可能导致乡村公共决策失误,土地大规模流转后经营不可持续可能带来村集体债务累积风险、村民自治弱化与组织叠加可能带来乡村基层组织内卷化风险。要化解这些社会风险,需要形塑乡村基层组织新框架,厘清各组织主体及负责人之间的权责关系;通过设置公共议题推进公共事业发展,弥合乡村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以乡村中长期发展规划为蓝本,创新下乡财政资源的配置机制和项目验收方式;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一支擅长乡村治理和运营的"国家队"。     

“互联网+基层治理”：以数字化手段推进整体性治理

碎片化是中国基层治理不可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权力体系碎片化、利益诉求碎片化、空间结构碎片化。浙江省绍兴市杨汛桥镇"4+X"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互联网+大桃"模式有效证明了数字化手段与整体性治理的耦合性。基层政府应借鉴和学习相关经验,疏通多向互动整合渠道,整合多元主体参与治理,重构弥合互补网络关系,树立服务导向治理观念,实现权力、利益与空间的整合。     

乡村治理过程中“寡头政治”逻辑与解释

乡村治理中的"寡头政治"也就是由少数人控制村庄权力和资源的政治模式,表现为村级权威结构的相对稳定、资源与权力的相互嵌入以及公共利益的隐蔽攫取。"寡头政治"的产生有其相应逻辑,从内部视角分析,政治空间扩张、乡村精英联盟和村民伦理道德催生了"寡头政治";从外部视角看,外生利益输入、政治庇护结构、社会力量薄弱是其产生的基础。"寡头政治"是对乡村治理目标和治理秩序的一种挑战,不利于国家政权巩固、现代公民培养和公共服务提升,因此须加强对"寡头政治"的规约,通过乡镇政府监督、完善权力运行机制以及解决文化权力不对称问题等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基层民主政治取代"寡头政治"。     

村民自治：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它帮助了基层政府管理，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扩大了农民利益诉求的政治渠道。但是，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立法上的不完善，权力结构的不协调，法制意识不强等等。为此，应不断完善村民自治配套建设，正确处理好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党支部之间的关系，增强村民法制意识，建立有效完善的冲突解决机制和监督保障机制。     

三元主体视角下社会治理困境的产生根源与破解策略

社会治理有助于整合治理资源、提升治理成效,但现阶段社会治理呈现出形式主义化、诱发新问题、治理主体创新能力不足等困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公众的双重行动逻辑以及逻辑偏差是产生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社会治理本应遵循"中央政府充分赋权—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社会公众有效参与"的基本逻辑,实际却呈现出"中央政府留权大于赋权—地方政府偏差执行—社会公众无效参与"的逻辑,从而形成多种形式的困境。为此,中央政府要加大赋权力度,注重赋权与留权间的合理比例;地方政府要严格执行政策,保障公众参与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社会公众要正确表达诉求,提升自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要通过三者合力,破解社会治理困境,提升社会治理成效。     

如何顺利实现村级主要领导“一肩挑”

抓好农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工作,是新形势下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消除农村"两委""两张皮"现象的有效措施,但同时也是农村党建工作中的一大难题.根据多年的工作实践.笔者认为,实现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要在四个方面下功夫.     

新形势下农村经济工作要走创新之路

面对新形势,乡镇一级政府只有在农村经济工作中实现一系列创新,才能有效增强农村经济综合竞争力,促进农民致富,加快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从而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早日实现。一、实现新形势下农村经济工作的思路创新要解决农村利益主体和利益矛盾日渐多元化、复杂化的问题,乡镇政府必须适应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显著变化,克服模式化、行政化的弊端,及时进行发展思路的调整与创新,以掌握农村经济工作的主动权。首先,要找准乡镇政府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走出长期以来乡镇政府实际充当农村经济发展责任主体的错…     

“村霸”现象及其治理路径

"村霸"是由于对各种资源的追求以及次生的利益矛盾、村民自治制度存在缺陷以及宗族势力和人情社会的不良影响所产生或导致的为害一方的特定个人、人群或现象。"村霸"会造成一系列危害,主要有扰乱秩序、侵占资源、危害群众等。因此,治理"村霸"要从以下方面着手:基层党员干部增强使命意识,农民要增强法律意识;规范选举制度;加大监督力度;转变治理结构;发展农村经济。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域下“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路径

利益相关者理论源于商业领域,但其治理目标、治理结构和治理动力与社会治理具有高度耦合性,"共建共治共享"本质上就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包括利益相关者的发现、参与、合作、创新和满足。"共建共治共享"实践过程中有三个关键环节:一是利益分配机制是否足够公平,能够让所有利益相关者满意,这是社会治理"共建共治"的动力;二是利益相关者合作分工机制是否足够有效,达到最优的治理成果,这是社会治理"共享"的基础;三是利益相关者权利和责任是否平衡,这是"共建共治共享"可持续动态平衡的保障。     

“板凳会议”上的乡土民主推进群众自治三大对策

“板凳会议”上的乡土民主 土地使用、山林纠纷、集体经济项目，这些与村民利益相关的大大小小事情，在广东省阳东县都要经过各个村的村民在“板凳会议”议过并拿出意见后，村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才最后拍板决定。阳东县农村民主建设的“乡土”形式，有效破解了农村普遍存在的“干部难当、事情难办、经济难上”的问题。     

论乡与村之间的三重关系

乡镇与村庄之间具有三重关系:一是乡镇党委与村党支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二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事务范围内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三是乡镇政府与农民在政府依法行政事务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第一重关系体现了党的领导原则,第二重关系体现了村民自治原则,第三重关系体现了依法行政原则。乡与村之间的这三重关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其中任何一种关系来否定其他两种关系,或以其中任何一个原则来否定其他两个原则,都会造成乡村关系的失调。从我国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出发,建设良性互动的乡村关系,关键在于融三重关系为一体,使其有机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