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吸纳到双向嵌入：国家—社会关系视域下的网格化治理——基于苏州渭塘的经验探讨

当前盛行的网格化治理主要是通过再造基层管理组织和整合基层服务功能,在社会治理秩序层面带来一定的成效,但它背后是一种行政吸纳社会的逻辑。就社会治理层面国家—社会关系良性发展的方向来看,网格化治理的逻辑应从行政吸纳社会向国家—社会的双向嵌入演进,即在网格化治理建设过程中,要同时兼顾国家将自身的目的和意志借助网格化治理嵌入基层社会和社会主体依托网格化治理嵌入国家两个维度。     

社会治理创新与群体性事件的治道变革

<正>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治理秩序,群体性事件频发需要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社会参与扩大需要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把"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为基层政府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提升群体性事件治理能力指明了方向。一、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伴随着我国政治及行政管理民主化、法治化改革,     

三元主体视角下社会治理困境的产生根源与破解策略

社会治理有助于整合治理资源、提升治理成效,但现阶段社会治理呈现出形式主义化、诱发新问题、治理主体创新能力不足等困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公众的双重行动逻辑以及逻辑偏差是产生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社会治理本应遵循"中央政府充分赋权—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社会公众有效参与"的基本逻辑,实际却呈现出"中央政府留权大于赋权—地方政府偏差执行—社会公众无效参与"的逻辑,从而形成多种形式的困境。为此,中央政府要加大赋权力度,注重赋权与留权间的合理比例;地方政府要严格执行政策,保障公众参与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社会公众要正确表达诉求,提升自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要通过三者合力,破解社会治理困境,提升社会治理成效。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参与社会治理创新

<正>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社会组织改革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但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整体缺乏活力,并没有出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社会治理创新需要社会组织参与当前,社会治理在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基层民     

公众参与制度化:社会治理创新的突破口

公众参与制度化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石,也是社会治理的基础。近年,我国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不断扩大,公众的参与热情日渐高涨,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从静态上来看,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缺乏制度规范的支撑;从动态上来看,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不畅通;从个体来看,公众制度化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和能力明显不足;从整体来看,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对此,应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筑牢公众参与的制度基础;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创新公众制度化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提升公民主体意识,提高公众制度化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提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化程度。     

被动还是主动的社会行动者?——中国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性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社会新兴力量的民营企业如何能够有序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制度理论研究新进展发现,在面对制度压力时,组织不只是制度环境的被动遵从和接受者,因其主观能动性还具有对制度环境的反塑作用。目前这方面研究大都认为企业家影响政策过程以"非制度化"和"非组织化"方式为主,而文章基于2002~2010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的研究发现,企业家已经开始有效运用"制度化"和"组织化"方式(工商联、行业协会和企业内部基层党组织),协助执政党共同推动营商环境改善和市场化改革,这一共建共治共享进程。     

公共突发事件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困境与化解路径

公共突发事件下,社会治理面临社会秩序协调和失衡并存、社会情绪乐观与恐慌交织、社会关系和谐与分层共生的现实境遇。当前,共建、共治、共享是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取向,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成为社会治理的实践进路。为此,要实现从"单一"到"多元"、从"隐蔽"到"公开"、从"自发"到"自觉"的治理转变,激励多元主体参与,促进信息的公开透明,建立韧性社会治理共同体,从而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不断优化。     

社区治理中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的领导逻辑——基于“情境—目标—策略”分析视角

在"情境—目标—策略"分析视角下,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的领导逻辑表现为三重逻辑,即面向社团协会的以合法性与关系性策略为主的权力逻辑、面向专业社会组织的以过程性和任务性策略为主的效率逻辑以及面向民间和社区社会组织的以参与性和建设性策略为主的治理逻辑。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领导的逻辑限度要求预防领导过程中的价值偏差和"赶超"思想,规避过度控制和社会组织工具化现象,坚持公正和共进原则,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实践。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政府在社会深刻变化中遭遇社会治理困境,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具有政府不可比拟的优势:有利于弥补国家政权组织治理资源不足的情况,有利于迅速、灵活回应社会问题,有利于促进社会治理理性化、专业化,有利于促进社会源头治理等。同时社会组织的外生性使其在社会治理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要恰当定位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加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和监管作用,才能促进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社会治理作用。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及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

当前,相当一部分社区社会组织具有行政延伸特性,但也呈现出更加多元的趋势;社区社会组织逐步嵌入社区治理网络之中;社区社会组织开始在社区管理服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预期较好;党建对于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议事具有显著作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与参与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没有处理好发展数量与发展质量的关系、政府视角与居民视角的关系、互益性服务与公益性服务的关系、参与服务与参与管理的关系。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在政府层面,应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完善购买服务制度;在社区层面,应加强党建引领,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在社区社会组织层面,应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提升参与和服务能力;在居民层面,应推动居民参与,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     

从“组织性覆盖”走向“包容性发展”——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创新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图景下,中国共产党必须突破传统的发展范式,创新社会组织的现实路径,即从"组织性覆盖"转向"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的主要策略可概括如下:其一,在思想意识层面上,认同社会组织的发展理念;其二,在实践行动层面上,把握社会组织的发展要点;其三,在运行方式层面上,整合社会组织的发展资源。     

“塑造科层制”:行政改革的组织学解释

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双重压力及其内在困境,催生了从中央到地方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行政改革。行政改革的实质是"塑造科层制":塑造科层理性,提升科层组织能力,科层组织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结合,科层组织边界的调整。这种仅限于科层组织的改革努力是国家建设的行政化处理,无法建构起行之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只有将政府组织的制度化、精细化与规范化的变革嵌入合法的制度框架之内,才能真正解开行政改革的困局。     

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以上海闵行区律师社会团体为例

在民主政治日益走向成熟的条件下,社会矛盾的调处越来越需要社会组织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本文以上海市闵行区律师社会团体为标本,对地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矛盾预防和处置中的优势和作用进行了分析,并对政府进一步创造条件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作用提出了建议.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的胜任力研究

社会组织的胜任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有效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转移。当前,我国社会组织难以胜任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转移,存在"塌陷式"鸿沟及能力短板问题。为此,可借鉴胜任力模型的"冰山"结构及其核心能力要素,由浅及深、从外到内地构建基于资源汲取、专业输出、自我约束、社会协同、市场竞争五个维度的能力体系,进而提升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的胜任力。     

从公民社会理论角度看中国NGO对中国政府治理的促进作用

公民社会理论发端于古希腊时期,当时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融为一体,到了黑格尔才正式承认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界,只是地位上后者要高于前者;到了现代国家时期,出现了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三分法,从而衍生出了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是公民社会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当代政府治理社会的重要帮手,更是政府自身治理的监督主体。非政府组织自身也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建设,才能在公民社会中扮演好合适的角色,也才能发挥好政府治理的合作者的作用,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和国家的治理环境。     

有限政府如何成为有能政府

<正>一、引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有能力的有限政府"这一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政府治理能力与限权是分不开的,它们具有相互辩证的关系。限权之初可能会弱化政府的治理能力,但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其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仅能提高政府自身的治理能力,还会促使社会组织协同政府治理社会。当前,应从强化市场和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正确处理好政府利益的界限、建立合理的限权标准体系等方面来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破解社会化媒体与社区治理难题

正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不仅有助于解决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的问题,同时,还可以打破行政管理的层级,使网格化管理从科层制向扁平化、柔性化和网络化转变,为社区参与治理体系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对政府而言,应该从社会基础结构与社会关系变革的高度来理解和发挥社会化媒体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并需要进行制度层面的顶层     

政治秩序三维视域下的中国国家治理

根据中国历史传统与具体国情,良好政治秩序与社会稳定大于自由、民主。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良好政治秩序夯筑于三个维度平衡基础上,即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他认为,中国拥有强大政府,实现次序也正确,但在改革中需要重视法治和负责制的补位。从中国国家治理来看,促进中国政治发展,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国家治理相统一。     

共享式治理：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当前国家治理研究领域重要的议题之一,其治理效果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在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时出现"错位""越位"等问题,需要引入地方治理现代化概念重新理顺地方治理过程中的复杂观念及利益诉求。地方治理现代化既是规范行政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法律,同时也是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二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体,其核心在于制度分权和多元共治的内在本质。因此,地方治理现代化应当坚持观念转向,从统治走向治理;坚持效度转向,从全能管控走向有限治理;坚持功能转向,从管制走向服务。     

全面依法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

当今中国正面临"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大课题。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具有物质层面的"四个现代化",更要体现为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在制度上要实现市场作为主体的经济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组织作为主体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推进政府作为主体的政治现代化(或称国家现代化)。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国政治现代化必然是在遵循人类文明共识即依法治国的基础上,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坚持并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并完善人民民主制度,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