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政策冲突治理模式的新探索

协同治理是地方政府突破"公共事务政府管理"局限,走出政策冲突困境的新思路,既是政策冲突治理的新探索,也是"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现实选择和发展方向。本文通过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治理结构,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集体决策机制与政策利益协调机制等途径,多元协同治理政策冲突。     

多中心治理:贵阳市沙南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基于共同利益,将利益相关者结成利益共同体,以自愿参与、自主治理为前提,通过一系列参与管理的方式,为公民提供更多的选择权和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有效地解决治理过程中的公共问题,提高了管理决策的科学性。本文试图以贵阳市沙南社区为模型,介绍多中心治理模式在我国基层组织中的应用。     

公共科研机构的非营利化治理机制研究

公共科技机构的非营利化治理机制,应坚持分类治理,针对各类公共科技机构的业务活动规律、业务成果、社会经济效益上、相关利益相关者等方面上的差异,在理事会与管理者（院所长负责人）在治理角色上差异间设计出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模式,促进公共科研机构在非营利化运行中有效履行其应有的社会公益职能。     

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机制分析 ——基于天津市X区L街道的个案研究

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对网格化管理存在的"泛行政化""服务供给有限性""社区治理主体协调困境"等局限的全面超越,从"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转型是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新趋势。从天津市X区L街道的社区网络化治理实践来看,其在纵向组织的构建上,实现了行政—党建复合网络架构和治理资源整合;在横向机制上,通过民主恳谈会实现了交流机制的设立,实现了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动员与组织参与。该个案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社区网络化治理必须坚持整体性治理思维,把社区网络化治理看成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把人放在系统环境中,不断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政府应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并实现社区善治的框架内,致力于寻求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平衡点;要充分重视社区精英在社会合作和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重视社区精英吸纳工作。     

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评价与治理指数分析

利益相关者的相关问题已成为现行公司治理框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设置公司员工参与程度、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与公司监督管理部门的关系、公司诉讼与仲裁事项等利益相关者治理评价指标,考察中国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和利益相关者权益的保护状况,并得出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数.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数较低、治理机制较为薄弱、治理机制在不同上市公司之间差异较大.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较好的上市公司只是少数,多数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特别是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有待加强.建议在公司治理中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鼓励利益相关者适当而有效的参与公司治理和管理.     

网络化治理理论与社区治理路径创新

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在互信互惠的伙伴关系上做到共享资源,共同实现公共价值。这一理论对突破传统治理模式造成的主体缺失困境、资源不平衡困境、信任困境和合作困境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为此,可借鉴网络化治理理论的合理内核,结合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的要求,重构社区治理主体,明确社区治理价值导向,构建协作治理机制,坚持依法治理以实现社区善治。     

遮蔽与重构：基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实践逻辑

公共性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与根本指归。作为社会治理的重点,基层社会治理更需要实质公共性的回归与重构。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环境愈加复杂,公共空间碎片化、风险化趋势明显;治理主体互动不足,畅通融合的公共治理空间尚未形成;治理方式有待更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仍存在二元悖论。重构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公共性,需要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广泛参与,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公共性价值,培养基层公职人员的公共性职业素养。     

基层情感治理的作用逻辑与运用策略

将情感带回基层治理是重新认识基层治理样态的重要议题。在中国基层治理中发挥情感因素作用,需要建构社会认同机制、诚信声誉机制、公共领域机制、信任互助机制和公共参与机制,而在基层治理中实施情感治理,需要采用"以理驭情"(利益协调、价值嵌入和道德约束)和"以情驭情"(虚拟意象、陌生关系的熟人化和群众路线的深化)两种不同的运用策略。这些发现揭示了基层情感治理何以可为和何以实施。     

基层领导工作中引导和借重民意推进棘手问题解决的方略

当前,城乡基层社会治理面临基层社会结构变化、传统治理效能打折,基层政府权小责大、基层干部本领不足,个体意识高涨、利益矛盾错综复杂等问题,这些问题涉事主体多、利益平衡难、问题成因杂,是基层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要引导和借重民意推进棘手问题解决,就需要确保问题诊断从群众中来,保证问题的精准性;解决方案要借重群众力量,确保方案的针对性;落地执行应及时沟通反馈,确保效果的预期性;讲究沟通策略,推动问题解决。     

公共突发事件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困境与化解路径

公共突发事件下,社会治理面临社会秩序协调和失衡并存、社会情绪乐观与恐慌交织、社会关系和谐与分层共生的现实境遇。当前,共建、共治、共享是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取向,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成为社会治理的实践进路。为此,要实现从"单一"到"多元"、从"隐蔽"到"公开"、从"自发"到"自觉"的治理转变,激励多元主体参与,促进信息的公开透明,建立韧性社会治理共同体,从而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不断优化。     

乡村积分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性重塑及其逻辑——以S省L村积分治理为例

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失已成为掣肘乡村治理的一大难题,如何重塑乡村公共性是推动乡村治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积分治理是当前一些地区乡村治理实践中出现的新治理措施,该措施通过对乡村公共规制的重建、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空间的重构和公共精神的培育为重塑乡村公共性提供了可能。积分治理之所以能够促进乡村公共性的重塑,其背后的逻辑在于该治理方式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利益、社会关系、道德三个层面的有效嵌入。发挥积分治理对公共性的塑造作用,应因地制宜地将建构性治理与内生性治理进行有机融合。     

参与式治理与协商治理的对接与融合

治理模式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和政治发展的重点。在代议制民主疲态渐现和弊端日增的背景下,作为代表性的两大创新形式,参与式治理和协商治理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参与式治理主要强调社会管理者的开放包容和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而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是核心和关键;与之对应,协商治理更强调公民理性参与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其基础是平等高效地对话和协商。为了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必须实现参与式治理与协商治理的对接与融合,而解决现实治理困境的关键是既能突破原有制度设计瓶颈,又能协调体制内外各种力量和利益,而网络则是新形势下的有效载体。     

通过公共组织促进民主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既有民主的公共治理也有非民主的公共治理，要实现民主的公共治理，前提是要有民主的公共治理主体，即民主的公共治理由谁实现。以往讨论民主一般是忽视主体的，着重从程序方法制度层面研究如何实现民主，本文主要从民主主体角度思考，提出民主的公共治理需要明确的利益主体和畅通的表达渠道；民主的公共治理需要不同主体之间及时和有效的沟通；公共主体只有在推动民主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才能最终形成和作用；公共主体又在促进和推进民主公共治理中发展和完善自己。     

中国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研究

现代企业公司更多地被描述成一个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不再满足于古典企业中的一个生产函数就能描述其所有特征,大规模现代公司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公司治理结构就是研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条件下的"代理人"问题(Fama,Jensson,1983),如何降低代理成本是治理结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公司治理结构也被定义为旨在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结构经历了两种治理模式的变迁,一种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治理模式,另一种是全面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治理理论,现在两种治理结构趋同的发展趋势表明各个国家在实践中结合自身情况探索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各国公司永恒的主题。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是随着西方国家企业的发展而发展的。     

探析民间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价值取向

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有赖于多元合作的应对模式,民间组织在危机治理过程中要突出自身优势,发挥整合资源的纽带作用,以维系整个危机治理系统的良性运转。同时,民间组织应该秉持非营利性、公益性、自治性的价值取向,加强自身能力的建设,增进与政府良性的互动合作,培育社会资本,在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同时,推进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     

刍议公司治理的核心:财务治理

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降低因两权分离而产生的利益主体次优化导致的效率损失,节约交易成本;公司治理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公司财务治理完成,公司治理以财务治理为核心,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财务行为的优化与财务管理的效率,进而影响企业价值。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化治理

不断兴起的共享经济与平台经济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突出的社会问题,平台情境下社会责任缺失现象与异化行为频频出现,亟需进行有效治理。本文针对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现有研究的不足,从平台型企业"作为独立运营主体的社会责任"、"作为商业运作平台的社会责任"和"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社会责任"3个层次,结合担责的"底线要求"、"合理期望"和"贡献优势"3个层级,系统界定了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点对点的原子式社会责任治理、传导式的线性化社会责任治理、联动型的集群式社会责任治理等传统社会责任治理范式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它们在平台情境下容易出现治理的错位与失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契合于平台情境的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新范式,指出其本质是一种内生型、整体性与可持续的全过程治理范式,核心是分层次治理与跨层次治理,个体、情境和系统的全景式治理,以及跨生态位互治与网络化共治。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的实现机制包括主要生态位的6项社会责任自组织机制、扩展生态位与主要生态位之间的两项责任共演机制。     

治理技术创新中清单治理的实践困境与完善建议

公共管理领域中清单治理的形式逐渐兴起,清单成为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与工具。清单治理具有明显优势,有助于行政信息公开明确,促进政府各部门间的协调合作,优化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清单治理的功能发挥是以科学规范为前提的,行为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精神是提升清单治理价值的重要保障。但现阶段清单治理出现了实践困境,表现为清单制定缺乏规范性、清单内容公开度不足、清单执行目的偏私性、清单调整与反馈不及时等。基于此,应构建清单治理的法律体系,加强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增强清单治理的公共整合,强化地方政府的清单执行力,使得清单治理成为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动力。     

新形势下中国基层治理与农村社会发展与变革——两岸“基层治理与农村社会发展”研讨会综述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当前社会日益多元化、城乡差距扩大、利益分化加剧、农村社会矛盾突出的背景下,要实现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对基层治理无疑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值此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     

临时性组织中关系治理机制核心要素的本土化研究

立足于本土社会情境并以公共建设项目为例,从关系契约视角出发,应用扎根理论,通过三级编码对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公共建设项目关系治理机制的构成要素进行了质性研究,并结合进一步的文献比较分析,明确了中国公共建设项目的关系治理机制由信任、承诺、沟通、合作及行业惯例5要素组成。对各要素结构与内涵的深入阐释与分析表明,中国情境下的信任具有重视"关系基础"的特点,且行业惯例也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