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利国家及其危机的实质

福利和福利国家概念在当代社会和政治思潮中居于重要地位.福利源于人的需要,对人的需要满足的要求决定了福利国家及其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重要意义.福利国家是在基本需求方面为其成员的幸福承担法定责任的制度表征.福利国家的实质是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其理论论争的本质内涵也是围绕需要满足.福利国家危机的表现,是其制度不能满足某些基本需要,福利国家危机的实质问题体现在其对人们需要满足的危机和福利国家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上.福利国家的国家干预本来是反危机的一种原则,但在实践中却长期取代了自由资本主义固有的合法性基础,最终导致福利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系统内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危机.     

东亚福利体制下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变迁的比较研究——基于1996—2016年ISSP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1996年、2006年、2016年政府责任主题调查数据,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东亚福利体制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三个国家和地区公众在1996年、2006年、2016年期间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发生较大变化,1996年日本公众对政府社会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较高;2006年韩国公众对政府经济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得分最高,中国台湾省的社会性福利态度得分最高;2016年中国台湾省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得分均最高。三次调查数据显示日本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福利态度变化较大,其次为韩国,中国台湾省变化最小。研究进一步发现同一福利体制下公众福利态度的差异化特征受时间、国家和地区以及个人因素的影响。福利态度国别地区比较研究说明东亚福利体制内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并存。本文丰富并发展了东亚福利体制理论,具有基于本土福利态度发展政策的意义。     

东亚福利体制中儿童照顾的福利态度——基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数据的比较分析

在福利体制的分析框架下,东亚福利体制国家在儿童照顾领域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福利态度.利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 2012年的数据,对东亚国家社会成员儿童照顾的福利态度进行判断,从国家与个人特征两个层面分析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到有限的儿童照顾政策影响,东亚福利体制国家中儿童照顾的福利态度总体倾向于家庭化,由韩国、日本到中国家庭化程度逐步加深.儿童照顾福利态度更多受到个人特征影响.性别、城乡与劳动力市场因素是影响中国、日本与韩国儿童照顾福利态度的主要差异点.日本与韩国女性的不利地位使得处于育儿阶段的女性期待在家庭之外获得更多儿童照顾支持,快速城市化使中国的大城市居民对儿童照顾支持有着更高的期待,隔代育儿的传统则使中国的就业者与育儿阶段的女性能够从家庭获得更多帮助.     

日本残疾人福利法制的特征及启示

二战后,在保障残疾人的生存权和维护残疾人的尊严思想指引下,以身体残疾人福利、智力残疾人福利、精神残疾人福利为三大支柱的日本残疾人福利法制,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日本残疾人福利法制在保障残疾人福利的立法理念、尊重残疾人选择福利服务的自我决定权以及贯彻实现残疾人福利的国家责任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借鉴日本残疾人福利法制的先进之处,我国应尽快构建科学的残疾人福利法制体系,明确残疾人福利立法的权利保障理念,并通过立法使保障残疾人福利的政府责任得以切实履行.     

西方困境儿童家庭支持福利制度模式探析

作为一种福利范式,儿童"家庭支持福利"体现了理念上的革新,注重以上游干预为主的预防性政策与支持性服务的提供,并涵盖了更广范围的儿童照料.以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框架为分析基础,西方困境儿童家庭支持福利制度划分成"广泛支持型""辅助支持型"和"隐性支持型"三种模式.比较研究发现:尽管不同模式的福利理念、政府与家庭责任划分以及对家庭支持的力度与范围均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制度内容安排及发展价值取向等方面也体现了一定的趋同效应.该制度对中国在适度普惠福利背景下,强化儿童福利政策,建立与完善困境儿童救助制度给予了有益启示.     

论社会责任的弱化

该文是英国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哲学奠基人蒂特马斯的一篇经典性文献.该文在英国首创"福利国家"体制历史背景下,紧密围绕福利哲学的公平、平等、自由、选择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福利政治学的政治权力、国家角色、经济权力、公民权利和国家责任承担等基础议题,以私营保险和附带福利为典型案例,深刻分析自由市场经济的诸多弊端及其对国家政治权力、社会福利政策、公民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致命性负面影响.这对于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社会问题日趋严峻,一味美化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浪潮,国家责任弱化和削减公共服务,尤其是国家、市场、社会、个人责任的社会划分成为国家最重要政治和社会政策议题,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战略规划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期望的历史使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历史、现实、理论和政策的参考意义.     

公民福利权的生成与实施路径

对公民福利权的生成与实施的研究成为近现代公法发展的趋势。从权利的生成角度看,公民福利权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权利实施路径看,法治成为公民福利权保障的主要方式体现在三个层面:宪法为公民福利权提供最高法依据,代议机关以立法形成权将公民福利权内容具体化,司法机关为公民福利权展开适度审查救济。我国公民福利权在权利生成的内在动力与法治实施机制上尚存诸多问题,宪法层面也未确认公民福利权保障理念,立法机关对福利权的回应机制还不健全,健全与完善公民福利权保障制度应加快民主法治进程,从宪法上确立福利权规范,充分发挥人大机关在公民福利权立法与监督上的作用,充分利用人民法院咨询、合作等谨慎而灵活的方法来促进公民福利权的实现。     

论新财产的行政法保护

积极国家理念下的政府提供了大量对相对人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福利和利益,如社会保险待遇、职业许可、补贴、特许等。这些政府福利和利益是现代社会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个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现存的法律体系对这些政府福利和利益的保护并不完善,理论支持也尚显不足。为了保护相对人对政府福利的权益,弥补有关政府福利保护在理论和法律救济途径上的不足,行政法上可以引入"新财产"的概念。同时,尝试归纳出中国行政法上新财产的类型,通过类型明确法律应该保护的新财产范围。在不同类型的新财产之间发生价值冲突时,类型分型能够从立法政策学的角度提供指引,有利于维持政府福利水平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     

透过"橱窗"看到的福利国家--一个基于瑞典的案例分析

瑞典福利国家制度的显著特征是覆盖面广、设计项目多、保障水平高,注重"公平"胜于注重"效率"。20世纪70年代后,这一制度的实施出现了财政危机,然而更深层次的危机,则是高福利所要求的高税率对人们工作积极性和国际竞争力的打击。因此使之成为改革的重点。瑞典改革案例给予中国重要启示: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这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人民的企盼;但制度设计要避免重蹈瑞典福利国家制度"过度"福利供给的覆辙。     

乡村振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基于资本逻辑反思和美好生活创造的思考

文章在反思以资本逻辑制导社会发展给乡村带来的系列问题的基础上,将创造美好生活作为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归宿,构建乡村振兴的路径模式。深思资本逻辑独大的发展方式,可以发现,不仅城市的市场资本积累将乡村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组织到城市,而且资本逻辑下乡支配乡村发展致使乡村产生外部依赖性,无法带动乡村长兴。十九大报告对新阶段社会矛盾的新定位表明,美好生活的创造应当成为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归宿。鉴于美好生活需求的全面性和高质量要求,乡村振兴之路需要从经济增长扩展到对美好生活的全面供给。未来中国乡村振兴应选择经济资本积累、社会资本复建、文化资本培育和生态资本修复同步推进并内在交融的路径模式。     

中国儿童福利的制度转型与政策设计

制度转型凸显三大基本特征中国政府一直将尊重儿童权利、维护儿童权利作为社会核心价值理念来推动。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更加重视以保障民生为重要内容的社会建设,为儿童福利制度建设奠定了政治基础。近年来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儿童福利服务的情况表明,中国的儿童福利制度已经进入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迈进的重大转型时期,呈现出以下三个非常鲜明的特征:首先,政府决策突出重视民间参与。2012年儿童福利领域一个突出现象是全民关注和参与,政府和     

制度供给与权益改进——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实现与政府责任

社会保障权是农民工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追求公平正义和风险规避之内涵。政府制度供给相对不足、约束力不强已经构成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利诉求的瓶颈因素。政府应加强制度供给和组织协调,在户籍改革、社保体系与法律法规制度建构等方面有所作为,并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中承担必要的财政责任。     

福利治理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基于北京市S社区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案例分析

福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利治理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对于一个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来说社会工作服务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应该被看做是政府对于社会福利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一项制度安排。目前,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福利制度趋于完善和福利政策趋于成熟。本文以老年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机制为切入点,以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为例,深入分析政府福利制度与政策的制定在社会福利治理方面的作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表明政府在福利供给方面有了新的政策视角,链接了新的社会资源,在一定层面表现出政府社会福利治理方面的作为与能力。     

香港安老服务经验及其启示

今天的香港已经形成了"官民合作,官款民营,民间福利组织与社会福利一体化"的社会福利制度格局。在宏观政策和管理层面上,香港的社会福利制度有以下一些特点: 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主要体现在政策和服务规划的制定、提供所需经     

混合福利视角下的城市居家养老服务分析

随着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人口分布日益呈现"倒金字塔"的态势,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很难满足实际需要,居家养老作为一种有效的补充和更新应运而生,但其目前的发展状况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本文从混合福利的视角出发,试图整合政府、市场、非营利机构、志愿组织以及老年自助组织等多个福利提供者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福利支持,以期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     

乡村治理中的权利冲突及司法规制

在民主选举、基层管理之外,新时期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还应关注农民的利益诉求和权利保障.当代中国农村权利体系的不断发展是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一个亟须关注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领域.同时,法治话语下村民自治的权利冲突现象也需要一种理性、审慎的法律力量予以纤解.从新农村建设的长期目标来看,乡村治理的司法救济体系应在程序选择上予以修正.     

布莱尔福利思想来源及启示

20世纪90年代末,以布莱尔为首相的英国新工党崛起,使布莱尔福利思想得到深入实施,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出现了新的转轨。具体表现为:"以他人为中心,为社会服务"的互助共爱福利理念;"给人扶持而非施舍"的积极的福利政策;"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现代福利制度;"社会投资国家"的新型福利模式。布莱尔福利思想对我国社会福利体系构建的启示在于:社会福利标准要与国家经济发展相适宜;社会福利改革要兼顾公平与效率;社会福利制度要划清国家、社会和个人责任;社会福利管理要加快法制化进程。     

以人为本与法治发展——兼论程序公正的权利表达

在法治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应通过法律尊重和保障人的正当权利。现代意义的权利理念是从西方起步的,但权利公理作为本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其论证路径必定依循本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就当下中国而言,需要处理好民本的固守与正当性权利概念的引进、"国家悖论"与地方性权利的参与、回归政治国家与权利的程序法则三个基本关系。中国的权利公理在前现代社会是以福利为基点的,而在现代社会则是以权利为基点的。权利本位导向的"积极福利"理论应是法治发展的基石。权利公理的证成及"积极福利"理论的兴起,都要求在实现以人为本的法治建设中关注权利的程序性规范问题。在司法过程中,司法公正的特殊品质决定了程序公正优先,它是走出"丛林正义"、迈向法治社会的先决条件。     

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活化传承研究

<正>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保障。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应全面发展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小相狮舞作为河南省第一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项目,是巩义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载体,其文化价值、美学价值更是巩义人民的精神所在。笔者在巩义市开展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活化传承的研究,以乡村文化的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一部探讨福利与贫困理论及现实的著作——《福利与贫困研究》评述

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全世界５６亿人口中，有２０％以上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仍是全人类不容忽视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生活？贫困的内涵是什么？当今世界的贫困状况如何？一个贫困的人被剥夺了哪些基本需求和权利？哪些人是容易贫困的脆弱群体？国家在利益与责任的分配中，尤其是在保护和提高人类福利方面都起到哪些作用？贫困的原因是什么？消除贫困的措施都有哪些？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达斯古柏塔教授所著的《福利与贫困研究》（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Ｗｅｌ－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９３）一书，全面地向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