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风险的源头治理与决策优化——基于H县拟建垃圾焚烧发电厂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问题的日益严峻,邻避类公共设施在各地非建不可,但政府现有决策模式经常触发邻避风险,造成邻避冲突。以H县拟建垃圾焚烧发电厂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为个案,深入分析邻避风险生成中的政府决策诱因,提出实现邻避风险源头治理的政策建议:再造邻避项目决策程序,推进开放决策,加强风险沟通,建立邻避设施补偿机制,注重舆论造势与引导,创新邻避项目治理体系。     

重构公众风险认知:邻避冲突治理的一种途径

公众对邻避风险的认知受其知识状况、邻避风险特性、伪科学谣言、媒体传播状况、政府信任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公众对邻避风险的认知与实际风险存在偏差,这种偏差及对应的风险行为选择是邻避冲突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基于重构风险认知的途径,从强化科普教育宣传、提升政府公信力、完善邻避决策的公众参与、发挥媒体积极作用等方面综合施策,以消减公众风险认知偏差,有助于更好治理邻避冲突事件。     

“邻避”冲突困境的政策成因分析及政策规划

<正>一、"邻避"冲突事件及其政策影响公共问题无小事,上升到政策问题的公共问题更是与公民利益息息相关。近几年,环境污染型"邻避"冲突事件不断发生,这些矛盾和冲突基本上表现为化工厂、垃圾处理厂、核电站等项目修建过程中因环境的污染、潜在的风险、规避的困难而引发的群体性对抗事件。"邻避"是台湾学者对英文Not In My Back-yard(直译为"别     

核电项目引发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机制研究

发展核电项目是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是核电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核电项目引发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具有风险认知的"心理台风眼效应"、冲突的非直接利益性和风险的窗口期效应三个特征。可从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加强风险沟通机制和构建信息公开机制方面入手,预防和治理由核电项目引发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     

风险集聚类邻避冲突事件随机演化情景分析

随着中国现代城市管理社区制的推行，由公共设施引发的社区冲突逐步凸显，其中，风险集聚类邻避设施成为引发社区冲突的主要诱因。邻避冲突事件演化过程的复杂性和随机扰动要求现有研究不应局限于确定环境下事件的分析，而应在更加真实的不确定环境下对冲突本身展开探讨。鉴于此，本文以演化博弈论为理论基础，引入高斯白噪声随机干扰项，构建风险集聚类邻避冲突事件中营建企业与周边民众两类群体的随机演化博弈模型，对比分析在无政府监管与政府监管情景下群体策略选择行为的随机演化过程，并利用Matlab进行数值仿真。研究发现：（1）无政府监管情景下，当营建企业采取强硬策略收益小于成本，且周边民众采取抗争策略成本大于收益时，（合作，妥协）是其演化均衡策略组合；营建企业与周边民众策略选择演化速度与初始策略选择概率密切相关。（2）政府监管情景下，当政府监管力度大于营建企业采取强硬策略收益与采取合作策略收益之差，且政府监管力度大于周边民众采取抗争策略收益与采取妥协策略收益之差时，（合作，妥协）是其唯一策略演化均衡点；政府监管力度对营建企业策略选择有显着影响，而对周边民众策略选择无显着影响。（3）随机因素对风险集聚类邻避冲突中营建企业与周边民众策略选择行为产生干扰，但随机模型演化趋势与确定性模型相一致。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完善监管机制，赋予公民参与权利，企业建立"柔性"冲突协调机制，民众合法表达利益诉求，推动风险集聚类邻避冲突治理框架的构建。     

公众参与——化解“邻避冲突”的新途径

政府积极与民众进行交流和沟通,找到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方可实现“双赢”。“邻避冲突”的内涵与特征“邻避”(Not In My Backyard,NIMBY)一词起源于西方,是美国学者O’Hare在1977年最先提出的。主要是指社区居民害怕核电站、垃圾处理站等产生的环境风险,反对设置这类公共设施,称之为“邻避设施”(李永展《邻避症候群之解析》,《都市与计划》,1997年第1期)。而因这类设施引发的抗争就演变为“邻避冲突”、“邻避     

领导干部之间邻避冲突的本质、特征与化解

邻避冲突除了民众与政府二元主体,还存在着地方政府之间、领导干部之间的冲突。领导干部之间的邻避冲突从本质上来说是领导干部避责的表现,是针对收益与责任不对等的一种对抗。在以领导干部为主体的邻避冲突情境下,冲突时间往往是在邻避项目决策与建设之前,非激进的温和拖延手段是领导干部常用的冲突方式。应积极化解领导干部之间的邻避冲突,促进各方利益平衡。为实现这一目标,公共项目选址要兼顾各方,避免产生冲突;领导干部应提升责任意识,积极解决矛盾;上级政府要完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强化利益补偿。     

邻避冲突治理中的公众情绪引导研究

近年,在我国一些地方,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其中尤以邻避类环境冲突事件为主。邻避冲突事件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公众的情绪因素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公众的情绪会受到公众对邻避设施的风险认知、社会信任、从众心理、社交舆论等因素影响,因此,邻避冲突的防治,不仅要重视对公众情绪的引导,还要善于从情绪影响因素入手,对情绪进行科学引导。     

单维管制抑或协商共治:邻避冲突治理的路径选择

邻避风险治理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新难题。邻避冲突的根源在于邻避设施所致的风险分配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反映出传统的单向度管制型行政模式的失灵。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面对多元的利益诉求,政府垄断决策、压制抗争的治理方式已呈现应对无力的困局,亟须转变治理模式,革新治理手段,以回应失衡的利益结构。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不同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和参与,达成共识,实现利益平衡,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一个理想图景。赋予协商过程以规范性,使平等协商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程序,优化行政决策模式,完善利益平衡机制,由单维管制治理模式迈向多元协商共治模式,是缓解邻避矛盾、缓释邻避冲突的可行性路径。     

单位管制抑或协商共治:邻避冲突治理的路径选择

邻避风险治理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新难题。邻避冲突的根源在于邻避设施所致的风险分配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反映出传统的单向度管制型行政模式的失灵。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面对多元的利益诉求,政府垄断决策、压制抗争的治理方式已呈现应对无力的困局,亟须转变治理模式,革新治理手段,以回应失衡的利益结构。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不同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和参与,达成共识,实现利益平衡,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一个理想图景。赋予协商过程以规范性,使平等协商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程序,优化行政决策模式,完善利益平衡机制,由单维管制治理模式迈向多元协商共治模式,是缓解邻避矛盾、缓释邻避冲突的可行性路径。     

邻避治理视域下城市基站建设存在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通信事业的快速发展,作为网络通信发展载体的基站数量在城市地区迅速增加。然而,我国城市巨大的人口密度与基站的建设分布产生了一些邻避冲突问题。文章从邻避治理角度对我国城市地区基站建设的困境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提出应对当前我国城市地区基站建设问题的建议,以解决我国城市地区的邻避冲突事件,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从而解决邻避危机。     

美国如何处理“邻避冲突”

茂名PX事件让＂邻避＂这个词再次引起关注,所谓＂邻避＂,就是在城市化推进和城市建设中,居民反对某些市政设施建设和土地利用的现象。近年来,由于市政设施建造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趋频繁。纵观国外历史,＂邻避＂现象几乎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而同时出现的。     

邻避维权中的公众负面情绪演化及干预研究

公众邻避设施环境和健康风险感知引发的焦虑和恐慌诱发邻避维权行为的产生;公众对设施风险的揣测与交流加剧负面情绪的衍生和相互感染,相对剥夺感的激化最终导致维权开始;理性维权受挫,挫折感知加深,集体愤怒彻底爆发,引发激烈的非理性抗争行为;可行能力缺失的感知诱发绝望、无力感,诱发怨恨心理,积累更深层次社会风险。规避邻避维权中的负面情绪演化的对策:一是从负面情绪产生的源头入手,科学合理选址,重视设施环境影响评估;二是在设施运行过程中,提升技术手段,加强对设施风险运行监管,降低其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三是优化当前的公众诉求沟通机制;四是转变理念,转变当前以GDP为主的官员考核机制;五是健全邻避设施补偿机制,让公众能够理解和认可赔偿方式,避免强化相对剥夺感。     

分歧与共识:邻避冲突主体的认知差异及转化

邻避冲突是民众与政府认知分歧和行为不合作的一种外化表现。主体差异、价值冲突、认知模式、利益分配等因素对民众与政府的认知和行为产生影响,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分歧—对立—共识"体现了主体认知变化和双重建构的过程。摆脱邻避冲突的困境,推动主体从认知分歧向共识转变,需要推动主体价值观念变化、政府与民众之间双向信息沟通以及决策过程改变。     

以闹取胜式邻避抗争的生成逻辑与治理策略

以2009—2018年中国典型以闹取胜式邻避冲突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及多案例研究方法,建立邻避抗争归因模型。研究表明:心理—偏好逻辑是诱致以闹取胜式抗争的内在驱动力,制度—选择逻辑是导致以闹取胜式抗争的外在推力,资源—工具逻辑赋予了以闹取胜式抗争的决胜条件。由此,破解以闹取胜式邻避抗争需要破除引致邻避问题的心理性障碍,消解内因积弊;破除加剧邻避问题的制度性障碍,排除外因故障;构建良性对话机制,多元协同治理。     

污染型邻避设施公众参与影响因素及对策机制综述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邻避设施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需品而不断兴建,但其负外部性和成本效益的不对称性引发了公众抵抗甚至激烈的邻避冲突。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邻避设施的概念、分类,采取文献计量法分析了2007—2015年邻避设施的研究现状和热点,发现污染型邻避设施更易引起邻避冲突,并以其作为研究对象,归纳了在该类设施中公众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对策机制,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及发展方向,以期为下一步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基础项目融资风险的分担比例研究

基础项目融资风险分配是否合理直接决定着基础项目融资能否成功,针对政府和项目主办方共同承担的风险,本文分别研究了影响项目成本和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分担比例模型.     

空间正义视角下的邻避设施选址困境与出路

邻避设施因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而兴建,其选址又因毗邻民众反对抗争事件的发生而受阻.邻避设施选址体现了空间规划属性,因此可在空间理论中探讨.从空间正义视角来看,邻避选址困境是因未平衡和兼顾各主体利益而造成空间分配正义失衡、未保证利益相关者参与而造成空间过程正义失衡所致.所以,空间正义视角下的邻避设施选址要从对相关利益群体进行多样化的补偿来实现空间利益分配正义,从具体规定公众对邻避设施选址决策的参与程度、参与阶段、参与方式等操作性内容来实现空间过程正义这两个层面寻找出路.     

邻避型街头抗议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趋向分析

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的邻避型街头抗议活动对于社会稳定而言是正面促进还是负面冲击?学术界对此存在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应该从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展开。首先,基于理论层面分析发现,邻避运动中的政府与邻避设施承建单位、民众与环保NGO分别组成的两大次级联盟存在建立倡议联盟合作框架的基础性共识,即维护社会稳定;其次,基于事实层面研究发现,邻避型街头抗议活动的抗争策略为典型的依法抗争型,利益诉求导向为典型的就事论事型,民众抗争行为是典型的积怨发泄型。所以,邻避型街头抗议活动实际上是正面促进了社会稳定的实现。     

中国财政风险的制度特征:“风险大锅饭”

中国财政风险具有明显的发散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风险大锅饭”的制度性存在。这表现在多个方面:在政府与国企的关系中,政府总是最后承担了国企的全部风险,给予国企的只是“激励+激励”;在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各个部门都有权力在预算决策范围之外进行各种“准财政”活动,却不承担风险责任;在各级政府之间,下一级政府的所有债务实际上都是上一级政府的“或有负债”;在各届政府之间,本届政府可以通过大量融资来搞各种“建设”,只享受由此带来的各种好处,而风险却可以推给下一届政府。由此导致的制度性后果是各级政府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的避险动机不强,避险能力很弱,致使社会转型期的公共风险不断地积聚和集中,最终扩大了财政风险。打破“风险大锅饭”应成为今后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