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共同利益促进中美关系发展

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中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扩大共同利益、妥善解决分歧 ,是中美关系良好发展的基础。近年来中美关系不断改善 ,布什总统两次访华和江泽民主席访美 ,推动了中美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的进程。中国努力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实践 ,也为处理同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提供了经验 ,从而为我国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奠定了基础     

中美关系与箱形理论

中美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极为敏感而又举足轻重的大国关系之一 ,处理好中美关系对于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本文将引入证券投资学中的“箱形理论” ,尝试着分析中美关系与箱形理论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 ,以期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有所裨益     

邓小平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作为20世纪国际关系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中美关系正常化既是本世纪国际局势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也与中美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政治睿智和勇气密不可分。毛泽东、尼克松、周恩来、基辛格首先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奠定了中美新型关系的坚实基础。邓小平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直接参与和决策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实现了毛泽东晚年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之一,其发展与走向对世界有着深刻而实质性的影响.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可以和平相处吗?学术界对此争论不已.本文从国际社会环境的变迁出发,在回顾历史与分析现实的基础上,论证了世界和平共处历史趋势,进而指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走向,认为,中美关系是一种具全球性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也不可能是战略结盟关系,而是在事关世界和平与安全、发展与繁荣的重大问题上,进行广泛、深入、长期合作的关系.     

论1945-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在长达两个世纪的中美关系史上,1945—1955年是最困难和敌对的10年。在这10年中,两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战场上刀戎相见。后来,又隔着台湾海峡武力对峙,两国之间的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潮。认真研究这段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对于今天加深两国了解,使中美关系以三个联合公报为基础,在全面恢复与发展的基础上步入21世纪,必然是有益的。     

对布什上台后中美关系的认识

冷战后中美之间由于存在着分歧与矛盾 ,并没有真正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布什政府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 ,两国关系曾有恶化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大框架发生根本变化。当今中美两国之间有严重的分歧 ,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根本原因 ,但也有共同利益 ,这是两国开展合作的基础。美国对华采取遏制还是合作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中美之间共同利益的认定。加强两国间的合作 ,扩大共同利益是改善中美关系的有效途径。     

主持人的话

正2013年是中美两国开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元年。在中国快速崛起而美国的力量相对衰落的背景下,新兴大国与既成大国之间如何建立起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特征的21世纪的伙伴关系,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国际政治理论价值。对中美关系研究者来说,分析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客观条件,跟踪研究两国探索双边关系新模式的历程,更好地把握新形势下中美关系发展与变化的轨迹,是研究者的使命所在。有鉴于此,我们本期推出了吴心伯、宋国友两位教     

论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策略与现实意义

中美关系是影响世界格局的大国关系之一,关系到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 稳定.邓小平以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美关系的精辟 论述,并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21世纪的中美关系 中,邓小平有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对解决当前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数据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把人类社会带入新时代,也使国际关系领域出现新内容、新变化。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重要也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大数据将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大数据强大的分析预测能力和其中蕴藏着的巨大商业价值有利于中美两国增进互信,拓展合作领域,同时数据安全、数据主权问题也会给中美两国关系带来竞争与博弈。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语境下,大数据作为新思维与新视野,为中美两国营造一种新的互动氛围、开创新的局面提供了条件与可能。中国应把握大数据时代提供的新机遇,从技术、立法等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向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     

论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核心部分。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同中美之间台湾问题处理的好坏紧密相关。因台湾问题引发的中美关系危机的责任在美国政府。中国人民最后完成和平统一大业的信心绝不会动摇。     

论清代以前中越宗藩关系

清代以前中越关系之演变可概括为关系模糊时期、越南对中国的北属时期和越南对中国的依附时期三个历史时段。清代以前的中越关系有一个较为复杂的演变过程，研究这一演变过程，对认识并正确处理好今天的中越关系非常重要。     

论和谐社会视域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值得重新探讨的问题。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试图解决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而且在实践上同时为二者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西南地区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研究

用中国西南地区1978～2006年反映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数据,利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定量探究中国西南地区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中国西南地区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关系,但其关系不是十分显著;同时,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助于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产业结构升级不能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提供支持.     

中心与边缘:西南地区民族社会与国家权力结构刍议

西南地区民族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结构关系是一种"边缘"与"中心"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民族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     

60年代中苏边界谈判的历史探索

在60年代,中苏关系最低落的时期,两国边界出现严峻的武装冲突的同时,也有许多重要的利益相互重叠;两国不仅避免了战争的爆发,而且建立了相当频繁的接触;两国关系的改善,是由于两国谈判达成的谅解,对缓和中苏关系注入有限的、可贵的成分。     

中国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978~1991年两者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发展和Granger因果关系;而1992~2005年中国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存在协整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通过建立协整回归方程对未来中国公路交通发展进行数量方面的预测,并将预测结果与“十一五”交通部公路发展规划比较,从而提出合理规划公路交通发展的建议:“十一五”公路发展规划接近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但在一定程度上还不能满足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将公路交通发展历程分为两个阶段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不同阶段的内在逻辑关系和数量关系。结论认为: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应保持长期均衡并适度超前的发展战略,中国公路交通规划应超前2~3年为宜。     

中国政企关系的演化逻辑——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视角

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国政企关系失去了自然演进的可能。在政企关系的调整过程中,政府尽管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政府也是有限理性的,不可能对政企关系进行理性构建。自始至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是影响中国政企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这种影响还将继续。鉴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的未来政企关系演进应该考虑行业、地区和时间三个维度,逐步构建“三维一体”结合态的新型互动关系模式。     

论铁路客运关系的公私法竞合属性——以曹大和案为例

在我国,铁路运输部门既是一个民事主体,同时也是一个行政主体。铁路客运关系是一种公私法的竞合关系。自乘客进站之时起,乘客与铁路客运部门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竞合关系。由于现实生活中人们对铁路部门行政主体身份的认识模糊和我国现行铁路行政法规的缺位,导致铁路部门在行使行政管理权力时,缺乏公法和私法上的合法依据。据此,未来的《铁路法》改革需要在一种公私法结合的研究视野下展开。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门限效应的实证研究

采用门限模型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虽然存在门限效应,但门限模型表明除股票市场外无论是金融发展处于较高水平还是较低水平,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表现为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中国金融发展抑制了经济增长,同时也验证了中国现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仍为线性关系.     

日本媒体涉华报道的传播视阈——以《朝日新闻》2010年1月至9月报道为例

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给中日关系走向蒙上了神秘＂面纱＂,媒体此时发挥了微妙作用。从2010年开年至＂撞船＂事发前后《朝日新闻》的涉华报道可以发现,日本政府是国际传播的强势主体,报道的题材选择和倾向性选择受两国关系中的利益和文化主导,同时也受传播规律的引导,这种传播还能反作用于两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