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伙的第三民事主体资格

关于合伙的法律地位之争由来已久,学者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合伙是否符合传统的民事主体的建构。作者认为,是否确立合伙的法律资格取决于其契机是否已经出现。为澄清合伙的法律地位,我们首先考察了民事主体的历史逻辑,以为合伙法律上的“正名”提供法理依据;其次讨论了合伙的发展过程,表明目前组织体形态的合伙在经济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通过对合伙的实体性进行法律分析,指出合伙是与自然人、法人不同的一种社会存在形态,确认其第三民事主体资格是必然的。     

论巴什拉“认识论断裂”的双重意蕴

巴什拉揭示的“认识论断裂”说一方面认为“前科学”与“科学”之间存在的“认识论障碍”构成了科学精神的阻碍,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障碍又构成了诗学想象的策源地。“认识论断裂”的双重意蕴既揭示了科学与诗之间的差异,又展现了两者之间的有机关联。这种二重性张力之保持,既集中体现了法国哲学传统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动力所在。     

朱熹“祝告先圣”及其诠释学意蕴

朱熹“祝告先圣”的礼仪实践,为理解儒者的精神生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要诠释这一“文本”的深层意涵,应呈现其结构要素,聚焦于揭示礼仪实践中的意义经验。“祝告先圣”这一礼仪行为,涉及朱熹的三个基本信念：祭祀、祈祷与先圣。朱熹相信,祭祀是与祭祀对象的真实“感通”,祈祷是安顿自身情感并“悔过迁善”的精神活动,先圣则是道学事业的神圣“原型”。“祝告先圣”是朱熹遭遇“先圣之灵”的当下时刻,会在对自身的反省和观照中实现生命的超越和转化,具有深刻的精神性意涵。朱熹“先圣祝文”中充满敬畏、谦卑和懊悔的语词,正是这种精神活动的外化表达。因而,对朱熹来说,先圣作为“道”的象征,成为“神圣”介入其生活的基本方式。从思想与生活交织互动的角度对这一“文本”的分析,可以为如何更深入探究儒家传统的精神特质及其落实,提供视角上的有益启发。     

城市文明、城市功能与城市精神

城市正日益成为人类最主要的生存与发展空间,21世纪的城市化应该更关注城市文明的扩散和辐射效应。城市精神的提出标志着城市文明进入“后建设”时期,城市功能建设将是连接城市建设和城市精神的中介,以“生活”为中心的“三生(生产、生活、生态)”是现代城市的基本功能。城市文明的提升是一个渐进过程,城市精神的核心是现代的市(公)民意识,“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是城市精神的基干。     

中国古典诗歌的“不隔”之域——叶嘉莹先生对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特质的相关探讨

在叶嘉莹先生看来,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特质,应该从超越心物二分的“不隔”世界去体会。这一世界,叶嘉莹先生概括为“兴发感动”或“感发”之作用。从本体角度看,这种“兴发感动”是宇宙之“大生命”中的“共鸣”世界;从其显现或体验的角度看,这种“大生命”之“共鸣”即人类精神的“本质”世界,更确切说,是人类精神中“真诚纯挚”的伦理世界。叶先生认为,这种心物一体“不隔”的“真诚纯挚”之域,应该是中国古典诗歌“赋、比、兴”传统的要义所在。     

五颗新星升起来

“五个一工程”对于精神产品优中选优,精中选精,已经进行了三年,每年都有“新星”升起。因其年年不断,涵盖面宽,辐射了精神生产的几个门类,它就给我们的精神世界增添了色彩、气氛和生机。 尽管精神生产领域大,层次多,“五个一”的分配不可能面面俱到,层层都有,人们仍然反映,今年的“五个一”在更有成效地干预人们的精神生活,干预文化市场方面,比往年又有进步。 “五个一工程”之所以称为“工程”,不只在其层层“选拔”,尤其在其层层“组织”,在其运用党和国家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精锐,组织生产高精尖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这是共产党人及其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从思想方法上讲,这符合     

风景建设与审美心理

审美心理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古代思想家墨子就说过;“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墨子、非乐》)这说明,一旦基本的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就会产生审美这种高级的精神需要。这种需要使人们不再满足于局限在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中,而足要求不断扩大审美领域,丰富自己的审美经验,这种审美需要正是旅游活动不断发展并迅速     

合伙民事主体论

<正> 合伙能否成为自然人、法人之外的又一民事主体?这是民法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二元主体结构(即自然人、法人两种民事主体)被认为是公理,不容推翻,民事立法无不按照这一主体结构作出规定。然而,随着民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合伙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变迁和发展,人们对二元立法结构产生了怀疑,自然人、合伙和法人这种三元主体结构为某些学者所倡导或赞同。我国《民法通则》把合伙放在民事主体中加以规定,可谓民事立法的一大突破。但是,《民法通则》公布以后,不少民法学者继续对合伙的第三民事主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正确认定合伙的民事主体资格具有一定的理论及现实意义。为此,笔者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康德与费希特之争”初探

康德与费希特关于康德哲学之精神的争论,既根源于双方对“自我意识”概念的不同理解,更源于双方对“形而上学”和“科学”概念的不同理解,正是这种分歧构成康德哲学与费希特哲学以及康德之后的德国观念论的不同之处。     

论风险投资有限合伙协议中的合同自治原则

风险投资有限合伙协议在内容的安排上往往是十分松散的，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看，我们起初担心如此灵活的安排会损害风险投资有限合伙中有限合伙人的利益。然而事实证明，外部投资人是乐于接受这种松散而偏颇的协议安排的。笔者认为，其原因就在于风险投资行业信誉性的束缚机制取代了法律的约束机制。有限合伙协议作为风险投资有限合伙关系的基础是合同自治原则的典型体现；风险投资的信誉性比法律更能有效规避有限合伙人的风险，即风险投资的信誉性替代了法律，成为了保护有限合伙人利益的有效机制，由此才使得有限合伙协议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自由意志。     

商合伙的主体法律地位与责任承担规则

商合伙兼具有组织体色彩与个人契约性。协议效力优先原则决定商合伙更倾向于个人契约性,它能够为商主体更充分提供私法自治的空间。商合伙的本质及其主体地位的认识不应停留在传统民法理论上,把其作为自然人或法人的特殊表现形式,应将其明确为"第三类主体"。商合伙制度蓬勃发展必须克服现行法律缺陷,其关键在于确保商合伙财产与责任组合上形式的极大灵活性,并确立灵活的双重责任承担规则。     

论合伙纠纷与合伙诉讼

论合伙纠纷与合伙诉讼杨立新，王辉合伙在实体法上为独立的民事主体，抑或为非民事主体，虽主张前者的居多数，但未为法律所承认。实体法上的这种争论局面，必然导致合伙在程序法上是否为独立的民事诉讼主体乃至在诉讼程序上的种种问题的争论。因而，探究合伙纠纷与合伙诉...     

门外谈艺——“艺术世界”的物质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出发,艺术形象的真实性,是指它的描绘真相、抒写真情、揭示真理,更高、更尖锐、更集中、更突出地反映社会生活的这种品质而言。历代美学家们也都认识到:艺术是一种感觉过的、思考过的、按人的方式使其达到完美的“自然”,艺术家一旦把握住一个“自然对象”,那对象就不再属于自然了。这更完美的“自然”,既不再属于自然,说是特殊的思维形式,又该怎样去理解这种“特殊”的思维形式?     

美在自然美在和谐——试析汪曾祺小说中的道家文化

汪曾祺的小说描写了自然状态下世界的美和人性的美,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美。这是一种超越功利超越世俗,在精神领域更高层面的追求,也是人们向往能生活得更美好的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在市场经济竞争异常激烈和越来越强调人自身全面发展的今天,研究汪曾祺小说中道家文化呈现出来的这种美就变得很有意义。本文欲从“生活空间”“人性人生”“精神境界”三个方面对汪曾祺小说中所表现的道家文化进行分析,进而认识其始终生机盎然、经久不衰的奥秘。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

“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批判和自由创造的精神，可是这种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却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后现代主义”就是“现代性”为要彻底实现自身而进行的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后现代主义”孕育于“现代性”之内。“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对传统的“主体性”概念、理性至上主义、旧形而上学的批判，而最终归结为人的自由生活——审美生活的彻底实现。因此，美学问题和文艺评论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话题。文章专门以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的文艺理论为例，具体说明了“后现代主义”的彻底批判精神和自由创造精神。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尽管有些过激之谈和片面性，但其彻底批判和不断自我超越的精神，却是值得赞赏和吸取的。     

合伙协议治理规则属性的法律分析——以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治理为视角

合伙人权责不对称、合伙人行为失范以及合伙人关系不平衡,是我国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实践中突出的问题.究其理论根源,在于对合伙协议治理规则属性认识不足.应对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合伙协议这一“基石性”文件的作用.具体而言,可在厘清合伙协议治理规则属性的法理基础上,完善合伙协议的基础条款、扩张合伙协议的安全港条款等,进而提高我国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治理水平.     

论象山先生的人生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探讨象山先生的人生精神，并寻求其在现代社会的价值。象山先生以“天爵”与“人爵”来群分人生价值的大小；以是否“堂堂做个人”来区分人生理想的有无；以能否徽“大人”来判别人生境界的高低。这一较独特的人生精神，发而为象山先生个性鲜明的人生践履。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象山先生倡导的这种人生精神仍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谭嗣同就义精神的文化解读

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本可以逃走存活,但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为了唤醒国人,他甘愿流血牺牲,于是选择了从容就义。这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不只是体现了儒家“铁肩担道义”的君子人格,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佛教“无我”境界的证悟。他用勘破生死、从容就义的实际行动,践行近代“人间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体现了佛教智慧在近代历史转型中的积极性。     

理想的生活之道：自制与外制的统一——基于对中国古典哲学重新审视所获得的新生活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天命（道）与人事的关系问题;一是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与之相应,中国古典哲学可被分为“人事论”和“人心论”两大部分：先秦两汉哲学以“人事论”为主,着重从客观方面探讨天道（命）与人事的关系问题;宋元明清哲学以“人心论”为主,着重从主观方面探讨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魏晋隋唐哲学则显示出“人事论”与“人心论”并重的特点。以人事论和人心论为基本内容的天人关系论,本质上是探讨人的物质活动（“事”）和精神活动（“心”）及其相互关系的生活哲学。这种哲学以追求理想的自制生活为基本精神,它与以追求理想的外制生活为基本精神的西方哲学应可相互融合,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生活观,即理想的生活之道是自制与外制的统一。     

论晚明文人生活美学中的“尚奇”趣味

“尚奇”审美趣味在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它是其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合力的美学显现,更从晚明的一种生活样态升华为时代美学精神。具体表现为“厌常喜怪,喜新尚异”的时尚追求,“新之有方,异之有道,不失情理之正”的品位推崇,以及“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的审美个性。晚明的“尚奇”美学精神突破了儒家的“温柔敦厚”之美,而立足于个体感性生命与日常生活,是对自身力量的全面开发,具有浓郁的现代气息,体现了审美的进步。然而,这种趣味还未得到充分发扬和开拓,就被随着改朝换代而来的假古典主义所湮没和扼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