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思想三题

一 陶渊明与玄学 关于陶渊明与玄学的关系,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他是“服膺‘自然’的玄学信仰者”,他的世界观是“玄学自然观”;一种意见认为他的思想“与魏晋玄是截然不同的”,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持这两种针锋相对意见的人,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都认为魏晋玄学是当时门阀士族的官方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因而,持后一种意见的人就将陶渊明思想和玄学严格地区别开来,并以此为基点来论证陶渊明思想的进步意义;持前一种意见的人就判定陶渊明的“《形影神》诗是消了佛道迷信的毒,     

庄子与魏晋清谈及品题

魏晋清谈的几个重要品题都与庄子哲学相关.庄子思想也借助清谈而广为传布.这不仅是对于玄学,进而对文学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是加深了文人对言、意及性、情等的理性认识;二是启迪文人的创作思维,促进了魏晋文人的“自觉”.     

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之关系再探

关于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考察魏晋时人的看法,并征诸于汉末清议名士郭泰、汉末述德性碑文及士大夫“题目”文辞品议人物的特征可知,“清议”与“清谈”在某些方面有着渊源关系,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而“清谈”一词在汉末即见记载,他们之间的演进并非是简单性的发展与承续式的衔接关系,而是一个交错发展、主次升降的过程.魏晋时期,“清议”的式微与“清谈”的兴起,其外因是政治暴力对士人的打击,而内因则是士人学理思想的演变,而士人学理思想的变化又主要受到道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不断成长的影响.     

玄学清谈与山水清音——魏晋文章之思想与艺术探源

由于对自身审美意识的充分自觉,魏晋时代的文学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取得了高度的成就。魏晋文章以析理绵密见长,得益于其时盛行的玄学清谈风气;其辞藻之清雅优美,则得力于“江山之助”。可以说,以论理辩难为主要内容的玄学清谈使魏晋文章显得犀利明快、攻守有余,而士人们对于山水清音的重新体味与由衷叹赏,也赋予了其时文学清新自然的审美特色。     

“清”与魏晋审美精神

魏晋时代的自由解放思潮,孕育了觉醒的主体意识和自觉的审美精神,推崇“清”成为时尚。以“清”为美,“清”在玄学清谈的氛围中升华为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清”的人格之美、风度之美和艺术之美,充分体现了中国的独特的审美精神。     

“竹林七贤”之得名

魏晋之际,世道凌夷,文人风气为之一变。其始作佣者,当推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得名,最早见《世说新语·任诞》第一则:“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该则指出,“竹林七贤”的得名在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此观点也为传统观点,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陈寅恪先生却提出新的见解,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认为:“竹林七贤”一语,当“先有‘七贤’,取《论语》…     

魏晋名士服药释

魏晋年间,名士们的服药、清谈等行为,将生活点缀得斑斓多彩;这种斑斓多彩的魏晋风度令人难以忘怀,并不断引起人们对它的评论。其中有颂扬的,有低毁的,如对魏晋名士的清谈就是这样。然而,对魏晋名士的服药之事的评价,则远不如对清谈的评价来得辩证,常常是否定的居多。现代学者余嘉锡先生就将名士们的服药喻为“以毒药为嗜好,其祸人家国。”(《寒食散考》)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名士们的服药是一种消极腐朽人生观的折射反映。魏晋名土服药果真是这样吗?本文持有不同看法,现将叙述如下,望有识者赐教。魏晋名士服药是因生活之需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魏晋时期呈现出特有的异质;它的特异现象表现为其间战争和灾荒不断。《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指出:“献帝即位,而董卓兴乱,火焚宗庙,劫御西迁。京师萧条,豪杰并争。……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凶     

明代之佛郎机与拂菻辨

一、引论关于明史中佛郎机与拂菻的地理位置,及两者的相互关系,历来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两种: 其一,如张维华先生言:“再吾国史内,有‘拂菻’一国,今人考之,均言为佛郎机之转音”。张星烺先生也认为:“时南洋各地波斯阿拉伯人甚多,称西方欧洲人为佛郎机(Franks),即唐代之拂菻,明代即指葡萄牙人”。按照他们的说法,佛郎机和拂菻都是     

《夜半乐打明皇》“打”之考辨——与谭正璧先生商榷考辨

谭正璧先生在《话本与古剧》中对《夜半乐打明皇》题目的解释为：“‘夜半乐’为词调名：‘打,字与‘打字谜’的‘打’字同义。”这个“打”字,乃习惯上各种动作的代称,如：“打水”、“打草稿”之类．不含敲击、拍打之意。文章认为,《打青提》、《夜半乐打明皇》等剧目中的“打”字应源于中国古代戏曲表演中的“打诨”传统与扮演人物之意。     

道家、玄学与《文心雕龙》

陈寅恪先生说过,“(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这段话对于研究古代文艺理论大有指导作用。两汉的社会思潮,以儒家和阴阳家思想为主干。魏晋以后,玄学与佛学代兴,而玄学大体属道家范畴。有关艺术创作理论的发达,正是在魏晋以后,势必要反映时代的这一特性。《文心雕龙》研究中有一类望文生解的谬误,如见到“神理”,就说是鬼神观念;见到“道心”,又说是宋儒“文以载道”论之祖。凡此都和忽视六朝的时代特性有     

陶渊明诗歌与玄学话语对读

陶渊明诗歌古淡自然，在形式上表现为与东晋玄言诗的巨大背离，但在本质上，却体现了深刻的玄学精神。魏晋清谈的论题以及魏晋玄学独特的语词对陶渊明产生了重要影响。陶渊明援儒入道、儒道会通的思想，是在玄学盛行的大背景下形成的，这种思想对其创作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魏晋风度与盛唐诗人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到吃药、饮酒。空谈是魏晋名士生活的重要内容。王瑤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也系统探讨了魏晋文人的生活习性,其中着重谈到了吃药、饮酒、清谈、栖隐、漫游和求仙学道。魏晋名士的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也就是魏晋风度的重要表现形式。魏晋名士正是依靠这些来区别于众人,建立声誉的。如何晏、王弼、竹林七子、王谢子弟、陶潜等人,要么以清谈,要么以饮酒,或兼而有之,而著名于时的。     

论《崇有论》在玄学中的地位

《崇有论》就其性质言 ,应属玄学。裴危页学兼儒道 ,擅长“清谈” ;“崇有”之论着重于“有无本末”的本体论和“自然名教”的政治论 ,完全符合玄学的基本特征。《崇有论》作为玄学的一个发展阶段 ,上承“贵无论”予以批判继承 ,指出了“贵无论”的理论缺陷 ,提出了“始生者自生”、“外资”和“理”的理论 ;又下启“独化论” ,使玄学理论趋于完善 ,如郭象的“独化”思想以及关于“不可相无”和“命”的理论都与《崇有论》有着理论上的联系。它是玄学发展史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言志与缘情

“诗言志”一语,最早见于《尚书·尧典》。魏晋时代,陆机又在其著作《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说。这“言志”与“缘情”的关系,历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当前学术界也认识不一。有的认为两者是对立的。说“先秦时期人们却没有明确认识到诗表达情感这种特征”,因此《尧典》中所说“言志”的“志”字与“情”字无关,指的只是一种理性。其证据即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歌所‘言’的‘志’要符合‘无邪’的要求,也就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规范。”而陆机提出“诗缘情”,“它要求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强烈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尧典》中所说的“志”,指的就是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意思基本相同。这两种说法都有可商榷之处。     

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新诠

对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可尝试将其置于“文质世运”这一语境来加以讨论。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演变,表现为一个“质文代变、文质互救”的模式,即：汉末文弊,曹魏争之以质,曹魏中期以后,治道又由质转文。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与宦官擅权、选举不实等政治问题相伴而生,是汉末文弊的一种表现。曹魏代汉是一个“救文以质”的社会政治过程,清谈浮华在这一时期自然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不过曹魏中期以后,汉魏之际的政治却又表现出“由质趋文”的中途转向,清谈浮华也得以重新发展。不过,正始清谈更多的是一个思想学术问题,它受玄学的主导。由此,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将到达一个新的阶段--魏晋清谈。     

玄学生成与圣人体无

魏晋玄学的生成,有二层意思,其一指玄学一词形式的生成,这在任继愈先生的《汤(用彤)先生治学的态度与方法》一文中讲及:“汤先生于1936年在北大开始讲授魏晋玄学课。这一哲学形式与内容与以前都有显著的差异。当时我国学术界人士也都感到这一特定阶段的哲学有它的特点,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名称,有人称为‘清谈’之学,也有人称之‘思辨之学’,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称。今天魏晋玄学这一名称已为多数哲学史家所采用。我记得用魏晋玄学概括这一时期哲学的特点的是汤(用彤)先生。”(载《燕园论学     

也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观与审美观——与蔡仪、郭因同志商榷

如何正确评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思想倾向及其意义,特别是如何正确认识《手稿》的异化观与审美观,不少理论工作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譬如,蔡仪同志概括地写道:《手稿》“总的说来,人本主义原则是它的根本思想”①,并认为《手稿》“那些关于人的本质异化这个中心论点的论述,表现人本主义原则的论述,也即《手稿》的主导的思想倾向而为有些人特别欣赏的论述,有些是空洞抽象而毫无意义,有些则是不切实际而根本错误的。前者如所谓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人性的复归等;后者如所谓阶级和私有制是劳动异化的产物等。”②而郭因同志则认为:“从《手稿》到《资本论》基本思想是一致的。《手稿》的思想,是成熟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③再譬如,蔡仪同志说:“我们认为《手稿》中所谓‘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语句,根本不是表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而是表现人本主义原则的。”④而郭因同志则认为:“‘人的对象化’‘自然人化’的观点解决了美在哪里的问题”⑤,等等。     

也谈“何……为”句中的“为”

“何……为”句中的“为”是句尾语气词，还是其他别的什么词？这历来是有争议的。吕叔湘先生在《笔记文选读》一书中注释“何以车为？”②一句时说：“‘何为’等于‘做什么’，照文言的习惯，拆在两处。同样的句法如‘何以家为？’、‘丈夫死耳，何以泣为？”王力先生在分析这件句子结构时，则说得更为清楚，他认为：“这件句子实际上是动词‘为’的疑问代同，宾语‘何’放在作状语的介词结构前面了，意思是‘用……做什么’。……在‘何以……为’这个格式里，“何’字可以用别的疑问问如”奚’、‘恶’、‘安’等来替换。”“最近，朱运…     

可晏文本诠释思想探析

何晏能够作为正始玄学领衔人物和正始清谈的倡导者,不仅仅是因为他对经典的“集解”式理解,还因为其融合儒道思想取向中所折射出的视域的广阔性和包容性;何晏的论文体诠释风格尚未脱离汉代经学注释式诠释模式;对于天人之际的本体诠释思想凸显出其精神追求。何晏在魏晋玄学中并没有建构一个系统的体系,他扮演了一个过渡角色,在他的身上既有汉代遗风,又有魏晋名士们的飘选之气。     

魏晋六朝玄学之风与书法批评理论

魏晋六朝是玄学之风昌炙的时代,也是中国书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其间,玄学风尚充斥的人物品评风气、清谈玄理充斥的有无之论、言意之辨等哲学论思对书法理论与书法批评的建构与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魏晋六朝时期的书法理论与书法批评呈现出了重筋骨、重神韵、重意象批评、重书家主题情思的理论批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