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人物谈——纪念列夫·托尔斯泰逝世七十周年

《复活》写了两个主人公,一个是聂赫留朵夫,一个是卡秋莎·玛丝洛娃。这两个人物的灵魂苏醒、精神再生,构成了小说的中心内容。他们站在社会的两极:聂赫留朵夫位于社会最上层,是公爵,玛丝洛娃处在人间最底层,是妓女。她的沦落,最初是由于他十年前的诱奸;可是现在他是陪审官,她是阶下囚。这二人的法庭巧遇、法庭对玛丝洛娃的错判,特别是聂赫留朵夫为纠正错案所作的努力,成了《复活》情节结构的轴心。在小说初稿中,两个主人公的悲欢离合,被作家描绘成了大团圆结局:聂赫留朵夫陪伴卡秋莎到了西伯利亚,     

论玛丝洛娃与驹子的女性意识

［摘要］玛丝洛娃和驹子在对人生、社会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就受到性凌辱,曾一度陷入迷茫和困惑。生活的磨炼唤醒了她们的女性意识,玛丝洛娃走向了没有性爱的精神之旅,驹子在与美的结合中,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她们的不同人生抉择,体现了作家的思想倾向。玛丝洛娃和驹子对女性尊严的追求与理想的幻灭,抗争与失败,说明妇女解放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     

也谈聂赫留道夫与玛丝洛娃的“复活”

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复活》中描写了男女主人公聂赫留道夫与玛丝洛娃的“复活”。批评界对前者的“复活”一直没有什么争论,一认为他复活违背人物性格的发展,只不过是作者"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说教而己,对于玛丝洛娃"复活"倒是时有争论。     

邂逅

一个夜晚,自己偶尔翻开《外国文学史》,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的代表作《复活》。小说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塑造了一个"忏悔贵族"的典型聂赫留朵夫。他是一个理想的贵族知识分子。青年时期,他单纯善良。但是贵族家庭养成了他的种种恶习,使他堕落为自私自利者。他抛弃玛丝洛娃。十年后,他意识到自己是造成她堕落和不幸的罪     

列·托尔斯泰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文化内涵

列·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塑造了众多形象各异、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 ,如试图反抗自身命运、追求爱情的安娜 ,温顺善良、富于自我牺牲的圣母形象吉提 ,以及受尽苦难、最终获得新生的玛丝洛娃。这些女性形象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分别反映了托氏的道德标准、宗教理念和家庭思想 ,同时也揭示了俄国社会动荡不安的现实和作者对俄国社会前途的探索。     

玛丝洛娃的精神“复活”和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救世新术”

诞生在二十世纪前夜的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十九世纪文学的庄重的终场的一幕”,它比起十九世纪其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来,自有其独到的精深处。然而这部蕴含巨大思想价值的长篇杰作的最初胚胎,只不过是部中篇“道德忏悔”小说(《科尼的故事》)。其大致内容是:青年时期的聂赫留朵夫,只顾自己享乐,不管对他人的损害,竟玷污了纯洁的少女卡秋莎·玛丝洛娃,使她堕入种种     

不同的文化传统 不同的精神回归——玛丝洛娃与苔丝比较

托尔斯泰和哈代处在新旧文化碰撞的世纪之交 ,由于文化传统和对生活的理解不同 ,他们为人们寻找出路的方式和目标也不一样。玛丝洛娃通过限制感性生活来达到精神幸福 ,苔丝则追求灵肉统一的新生活。这说明托尔斯泰只能在现代文化的大门外痛苦地徘徊 ,哈代不仅超越了传统文化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超越了现代文化。     

语文教学之痛：“文本解读”的缺席（下）

最近读钱理群教授等人编的《大学语文》,它真是“一门写好在纸页上的课”,不需要人再多讲的“课本”。教授的点拨导读,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请看它是怎样导读托尔斯泰《复活》的一个章节的：从第四段文字看,玛丝洛娃是怎样在内心深处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己的妓女身份辩护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女性主义解读

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了奈保尔的代表作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的莎玛这一女性人物形象。莎玛是一位典型的传统的印度教妇女,生活中受到种种压迫。她试图通过一些途径来反抗并寻求出路。但是由于男权社会的压制,她的反抗只是徒劳的,最终也无法获得独立;与非离散的女性相比,莎玛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她的家族分崩离析,她的丈夫只是个毫无优点的反英雄式的角色。莎玛所代表的离散的女性处于一种无依无靠、濒临绝望的生存状态。     

《复活》中的基督教婚姻伦理

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复活》中明确表达了基督教婚姻伦理观。他通过聂赫留朵夫向玛丝洛娃求婚的过程,通过俄罗斯上流社会婚姻关系的混乱和下层劳动者在婚姻关系中的真诚、奉献和爱的情感,表现了基督教的婚姻伦理突出体现的是奉献、自我牺牲和爱上帝。它作为基督教道德伦理的具体体现,对人性的提升、社会的和谐均具有重要意义。     

艾米莉·狄金森的反“他者”女性主义思想

艾米莉·狄金森并未真正受到女性主义运动及其思想的影响,但从女性主义角度考察她的诗歌。可以发现,女性身份、女性自我意识等在其名誉、死亡、爱情、婚姻等主题中均有明显体现,其创作抛弃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他者”身份,早已具有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精髓。     

从“情感”角度重观中国妇女史

妇女如何感知自身的存在状态？在漫长的男权社会中,中国妇女的主体经验如何建构？妇女史研究能否在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之外发现妇女自身的主体经验？通过借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乡土中国＂、＂男女有别＂等对传统中国社会之特征的表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妇女之＂情感＂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妇女的历史,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     

《红楼》里的疯女人——女性主义视域中的赵姨娘

赵姨娘是《红楼梦》中具有鲜明特点的角色。本文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赵姨娘的多次“抗争”进行分析，探究其性格变化的轨迹。赵的行为方式不符合父权制法则，在对话语权和生存地位的争夺中屡屡遭到失败，使其生存环境不断恶化，逐步被扭曲了人格，最终从“美女”蜕变为“昏聩不堪”的疯女人。     

解构主义视角下《守望灯塔》的重新审视——论《守望灯塔》的女性主义立场

《守望灯塔》是珍妮特·温特森的第八部小说，它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珍妮特·温特森借鉴“他山之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来“攻玉”——颠覆传统的既定的中心结构——西方逻各斯中心，颠覆权威，解构历史的同时确立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创造自己的神话。     

斯皮瓦克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

斯皮瓦克通过对德里达《论文字学》的翻译阐释,把解构主义理论创建性地引入美国学界。在批评实践中,她不但精到地汲取《论文字学》中的解构主义精髓,并且进一步发扬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念。其贡献在于,借力后殖民批评的多元话语态势,立身于现实文化视阈,存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中,关注属下女性等弱势群体的生存样态,在事实上突破了德里达“文本外别无他物”的文字窠臼,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批评策略,将德里达的文字文本自身也进行了解构,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文本政治批评。     

莎拉遇到罗塞蒂后会自由吗？——析《法国中尉的女人》主人公莎拉“偶遇”后的出路

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双重结尾之一是莎拉遇到了代表自由的但丁·罗塞蒂,这似乎意味着莎拉超越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对女性的束缚,获得了最终的自由。然而她和罗塞蒂相遇的必然性则表明,这个看似走在时代之前、具有鲜明女性独立意识、傲立于世的新女性即使在遇到罗塞蒂后,在罗塞蒂这个强大的父权主义者的身影后,仍未摆脱当时社会男女两性关系中的实质——“男性中心意识”的阴影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不懈追求的“圣所”——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的“房间”意象研究

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在写作方法上大胆创新,而且她的思想也很前卫。她的著名散文《自己的一间屋》堪称女性主义宣言书,在作者眼里,"房间"是女性的"圣所",拥有自己的一间屋,意味着女性拥有一定的自由,这样,女性才能获得身体和心灵的自由,才有安全感,也才有可能学习和创作。这种观点在她的小说中也有所展现,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很多时候对"房间"充满眷恋,把它看成是"圣所"。     

有限生命的无限关爱——试析毕淑敏小说中的死亡意识

毕淑敏小说中死亡意识的深化过程,具体分为三个阶段：一、＂昆仑系列＂中的死亡描述重在凸现作品的主题意蕴,还缺乏对死亡的深入思考;二、直接关注＂生＂与＂死＂,向人们传达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死亡观;三、将第二阶段的死亡观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对死亡的选择具有超越性。在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对死亡作深刻思考的情况下,毕淑敏的探索呈现了独特的意义。     

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

“身体叙事”是萧红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内容与姿态,在文本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生死场”,而且更是小说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似乎对自身的情感与女性的命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成为她从事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生育、病痛与死亡是作家诠释女性“身体叙事”的独特视角,女性与男权社会乃至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成为身体的悖论。女性作家用反讽的姿态作了一次“致命的飞翔”,在语言的狂欢与回忆的空间中获得身体与性别的认同。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萧红将自己写进了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爱情与艺术人生的思索——狄金森《我的生命——一把上膛的枪》主题论析

以《我的生命——一把上膛的枪》这部狄金森较具争议的诗歌作品的文本为据,从意象分析入手,联系诗人的生活及其创作体验,对该诗多重的思想主题作一评析。指出诗中的核心意象＂枪＂是诗人爱情与艺术人生的隐喻,它折射了狄金森的婚恋观及其对女性包括她本人从事文艺创作之困境的思索。对狄金森而言,爱意味着孤独,而文艺创作则是一种＂殉美＂体验,一种应该远离世俗物质诱惑的精神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