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西稻作种植

文章以稻作种植为核心,考察了明清时期山西各区域稻作的发展状况,指出用水极大化作为推动农业发展的思想,在明清时期占据着主流和支配地位,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稻麦等需水量较大的作物,成为农业的首选。地方官倡导种植水稻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人民富足,更是为了提升地方社会缴税能力。但是在水资源逐渐缩减的形势下,用水极大化的稻作种植,开始面临日益严峻的发展困境。     

明清之际湖北地区的教育与书院

明清之际湖北地方基础教育发达,地方官学虽有一定程度发展,但是由于与科举相结合,日益腐朽,加以明清时期湖北人口剧增,地方官学无法满足地方中等教育的需要,因此,书院取代官学成为地方主要教育场所。书院也是地方人材培养中心和地方文化、学术中心。     

论虞集的江南情结及其反映的群体心理共性

虞集有着浓烈的江南情结,其诗词中的江南在地域上侧重江西地区,而其心中的"江南"则以摆脱官场、复归乡土的精神为导向。地域上的特指和精神上的指向构成了虞集江南情结的独特内涵,而这一情结也是由南入北的江南文人群体在蒙元朝廷历经仕宦悲辛后所产生的共同心理取向。     

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

江南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它所代表的区域范围多有变化,而且还具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唐代以来,有关江南的诗作颇为丰富,产生了各种意象。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但同时也发展出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明清朝鲜文人在创作中沿袭中国文人的江南意象,歌咏江南风情,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愁思;另一方面,他们将中国文人的江南之意与朝鲜本土的江南实景相融,赋江南以新的地理内容。江南一词的区域范围在明清朝鲜文人的作品中并不局限在中国,而往往带有朝鲜本土江南景象的关照,从而创造出朝鲜本土的地理意象。除此之外,明清交替,政治上对清朝的力屈而降及文化上的尊明攘清,使朝鲜文人笔下的中国江南更具备了感念明朝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明清间松江地区棉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明清时期的棉纺织业,在江南以松江为中心的一些地区,不仅普遍地发展起来,而且已经开始走上商品化的道路,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下面我们将就此作一些初步的考察。一、木棉的种植与纺织工具我国开始种植木棉(明清时期的木棉即今之棉花),据历史记载,时在宋元之际。俞正燮《癸已类稿》说:“宋时,中国稍自为之,……元时,则植渐广。”丘浚《大学衍义补》亦谓,木棉“宋元之间,始     

陕北历史上的书院

陕北书院始建于宋代而昌盛于明清时代。在此期间,陕北各地相继建立了书院,书院大部分由地方官和当地绅士捐银而建,其目的是为讲学和生员们准备科学考试提供场所。书院对陕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芜湖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目前学术界对于明清时期江南边际地区在江南经济发展中作用与地位的研究尚显不足.芜湖地处江南西端,明清时期商业兴盛、手工业发达,是皖江流域和江南的中心--长三角地区沟通的桥梁.此时的芜湖,业已成为位于江南边缘的、服务于长三角地区的次级经济中心.因此以芜湖为个案.来探讨明清时期江南边际地区在江南经济发展中作用与地位具有一定的意义.     

靖江方言系统

靖江方言系统吴葆棠Ｏ江苏境内长江两岸，历来人群迁徙频仍。吴方言与江淮方言交互渗透，除了明显的方言融合现象以外，江南还存在江淮方言岛，江北也存在吴方言岛。其中，靖江就是地处江北由江淮方言包围着的一个吴方言区。靖江方音与江南苏州以北的广大吴方言区大同小异...     

明清时期的镇江商业

镇江因长江、运河之利,商业向来发达.明清时期,镇江地处江南两大经济中心--苏杭和南京之间,商业发展受到发达的江南商品经济的辐射和影响,镇江发展成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的区域中心市场.中转贸易、米粮业、丝绸业、木材业和水上客运业是明清时镇江商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区域中心市场,明清时期的镇江商业在江南商业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中转贸易的特殊性、本地商品生产水平和手工业水平的限制,与苏杭、南京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相比,镇江商业水平逊色不少,影响了近现代镇江商业经济的发展.     

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

一股洪流,商品经济的洪流,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涌动奔泻。它无孔不入而又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而又所向披靡,给江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清晰地显示明清时期江南社会进步的轨迹。本文,就旨在对明清之际江南市民的衣食住行状况作一个粗线条的描述和分析。     

基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江南六大古镇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周庄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古镇自从上世纪80年代被相继开发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但也出现了过度商业化、游客量过载、无序开发、重开发轻保护等问题。本文通过对江南六大古镇旅游开发状况的分析对比,提出要实现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遗产保护提到首要位置,所有旅游开发行为要在对遗产保护的前提下进行;面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政府部门及开发商应该通过内部挖潜和外部拓展境区空间、采取＂部分空心化＂策略、提高开发修缮技术等措施加以纠正及规范。     

"魏观案"探析--兼论诗人高启

发生于洪武七年(1374)的"魏观案",并非是因苏州知府魏观"浚河道"与"修府治"之举措所致,而是明太祖借机报复诗人高启的幌子.江南士子先前曾受元政府与张士诚政权恩泽,因而对朱明政权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朱元璋希望以"魏观案"为契机警告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他逐步开始以暴力手段打击江南士子的抵触情绪.     

文儒之士复变之诗:论唐初江南文人的群体特征

江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唐代江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唐代第一代的江南文人,以虞世南、许敬宗为代表的文人延续了陈隋以来江南文人的宫廷文学之士的政治身份,同时又因家族文化和师学传承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学行兼备的文儒特征,从而展现出江南文人在唐初的变迁。受其影响,唐初江南文人的诗歌表现出复变相交的创作特征。     

明清关中士人作品的刊刻与传播

明代中后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消费能力的提高为图书的刊刻和流布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基础和市场空间,士人的著述通过刊刻、传抄、互借、赠送、散发、交换等方式被广泛流传,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促使了明清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关中地区和江南地区相较,图书的刊刻和流布不具有典型性,但从纵向来看,明清关中图书刊刻的种类和数量较前代有很大的发展,士人的著述也经过各种途径得以刊刻和流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关中本土文化和外界的交流和互动。     

屠隆的道教活动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环境

在晚明的文学思想史上,屠隆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在文学创作和仕途追求之外,屠隆对晚明不同的道教潮流几乎均有触及,甚至因为对求仙活动的极端追求被视为异端。这些宗教活动的展开除与其思想上追求朴拙的倾向有关,亦受到晚明江南文人之间亲疏不定的群体关系和地方道教环境的影响。本文在梳理屠隆的道教活动和宗教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希望将之置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的环境中加以理解和考察,以反思明清文人道教传统中对与道教相关的信仰活动的多元表达与实践的困境。     

王岱舆批评张中一说之质疑——兼论《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的关系

《证主默解》和《克里默解》是明末清初出版于江南的两部伊斯兰教著作,前者因王岱舆批评而出名,后者因译者是张中而受重视。有学者却将它们看成是一本书,认为王岱舆批评《证主默解》即是批评《克里默解》、批评张中。并推断明清之际伊斯兰教江南学派内部,包括王岱舆与张中之间存在分歧或纷争。比较两部著作的思想和文句,此观点难以成立。《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是两书而非一书两名,作者亦是两人而非一人;至‘于推断明清之际江南学派内部纷争等实属个人想象,并无实际依据。     

试论明清江南婚礼消费及其特点

明中叶至清代,江南婚礼消费呈现的奢侈性、僭拟性、时尚性、两极化和亚文化差异等特征,既具有从物质匮乏社会向物质生活相对丰裕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又表现出地缘性色彩。明中叶以降,江南商品经济长足发展是江南婚礼消费之呈上述特点的推进力量。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也刺激生产。婚礼消费作为消费的主要方面,如过热就会造成社会财富的不合理浪费;但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江南商品生产,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的繁荣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     

江南古桥及文化的地域性功能研究

由于江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江南古桥及文化发展兴盛,据此对江南古桥及文化所赋予的多元化和更深层次的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及特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从而认为江南古桥不仅是古代江南百姓的生存依托和江南商业经济的枢纽,更为重要的是,江南古桥在与江南社会不断交融的历史进程中,与当地的社会风俗、奇人逸事、风水玄学、政治宗教等紧密相联,浸染了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充分显示出江南古桥及文化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也成为江南地域宝贵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财富。     

明清时期江淮地区频发水旱灾害的原因探析

明清时期江淮地区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过渡性的地形、气候、水系造就了江淮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自然孕灾机率本身就很高。不合理的经济开发活动又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诱发和催化了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而围绕水利设施使用所产生的水事矛盾,又加剧了水旱灾害的频发和灾情的蔓延。     

技术扩散及在长三角地区可能引起的负效应

技术扩散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它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相关产业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阐述了技术扩散的概念、扩散的模型及其与扩散环境的相互作用,并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技术扩散特点进行分析,得出技术扩散在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恶性竞争等负效应。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