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论道学与道统

在宋代新儒学运动中,道学是一个集政治文化、学术活动与思想建构于一体的复杂称谓.文章试图通过对南宋道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与代表人物叶适有关论述的梳理,呈现道学的多层面内容,以及他在儒学思想上与朱熹所确认的道统截然不同的建构.第一是梳理叶适在政治层面上为道学辩护,强调道学是起于民间的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学术活动,其宗旨是本于公心以发公论,道学运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仅在于排除来自官学的垄断,而且在于摈斥来自内部的独断性论说.第二是分析叶适在学术层面上对道学的界定,指出道成于学,舍学无以成道,否定在道的问题上对权威的尊崇,主张知识的习得是贯彻儒学成圣宗旨的惟一道路.第三是讨论叶适在思想层面上对儒家之道的诠释与论证,通过"总述讲学大指",针对朱熹<中庸章句序>,完整地诠释与论证了儒家之道的历史性建构、孔子述道的性质与意义,以及曾子以下直至程朱一系对于儒家之道的误读及其存在的神秘化倾向与唯我论特征.     

论道学之名的形成及其含义的发展

本文论述了道学之名的形成与北宋谈道风气、道学一词的褒义使用、儒家道统说的提出之间的关系。认为,正是这些关系使宋代儒家学术被冠以道学之名。此外,文章还论述了从张载到朱熹,道学一词的含义由笼统到确定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社会对道学这种学术形态的认识过程,也是道学的自我认识过程。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提供了更详细更具史实的研究,说明了政治斗争在朱熹的思想和道学的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将道学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对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是比哲学更基础的东西,理解政治文化与党争对于理解朱熹等道学士大夫的思想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近思录》的道学体系与思想特色

《近思录》是朱熹通过道统谱系以建构道学体系的尝试。《近思录》由两部分构成：道之体与道之用,合起来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的道学体系。《近思录》首篇“道体”是形而上意义的哲学思辨,终篇“圣贤气象”是得道的形而上精神境界,首尾均以“道体”呼应贯通,体现出道学的学术旨趣与思想特色。《近思录》中间的十多篇均是“道之用”,即是形而下意义的行道工夫与礼乐刑政,可以详细了解道学之大用。《近思录》确立的道学体系,在道学建构有重要开拓意义,对后学编辑《朱子语类》《性理大全》《朱子大全》产生历史影响。     

“吟风弄月”还是“得君行道”——周敦颐礼学思想新论

周敦颐被奉为道学宗主,他的礼学思想学术界关注不多。周敦颐的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同时也与北宋中期儒家推明治道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完整地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这也是他对宋代道学发展的贡献。他提出的“礼,理也”虽然还不具备理学天理论意义上的“理”,但他通过对大《易》的思考,将人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人伦秩序与宇宙万物的演化看作是一体的,在宋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开启了礼的形上化思考,指点了后来理学家的运思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敦颐也是宋代礼学思想的开山。     

朱熹的茶缘

朱熹（1130～1200年）字无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晚年自称“茶仙”，朱熹幼年丧父，早年全靠义父刘子羽抚养照料。父亲朱松嗜茶成癖，虽没有留下遗产，但却教会了他饮茶。朱熹与茶结缘可以说是家传。说来有趣，朱熹从他诞生之日起便与茶有缘。在他降生的第三天，行“三朝”洗儿之礼，当时家人以宋代贡茶名“月团”为他洗三朝，朱松曾无限感慨地留下一首《洗儿》诗：     

韩国儒学的道学思想

道学又称理学,指的是宋明间持续七百年的思想主流,而朱熹是这些思想的集大成者.韩国视野中的道学是一种正确认识人伦事实判断的客观真理和价值判断的规范性知识,修养人格以期在社会上实现正道的一种实践性学问,它同时具有人道精神、哲学精神与义理精神三个方面.在韩国固有的传统思想里便有道学思想的萌芽,而宋代的道学思想于高丽末期传人韩国.韩国道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郑梦周、赵光祖和赵宪.在道学思想的三个方面中,韩国的道学思想尤其强调义理精神.由于国家规模、民族传统以及社会条件的不同,中国的道学思想是在包括性的、远心的立场中形成了以包容性的人道精神为中心的思想.与此相比,韩国的道学思想则在内在的求心的立场上形成了以批判性的义理精神为主流的思想,这可以说是韩国道学思想的特征.     

朱熹的审美体验论

从审美体验论的角度分析了宋代美学家朱熹美学的体验论思想,认识到：他的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转折点,它既是中国先秦以来“道体论”美学的终结,也是宋代以后“体道论”美学的开始。通过对朱熹审美阅读理论的探索,论述了朱熹主张审美体验论的思想,具体表现为：审美主体面对审美客体在强度上要反复玩味、沉潜涵泳,在深度上得到“通身在水”“透内皆湿”的程度,方可感知和体验美的存在。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艺术鉴赏和审美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曾巩“尊孟”思想及诗学意义

曾巩是宋代道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北宋孟子升格的思想运动中,受欧阳修等人影响,推尊孟子,借鉴孟子排斥杨墨之学的方法,提出"放而绝之"的辟佛思想。从孟子"浩然之气"的心性修养入手,以"豪杰"作为其人格精神的基本模式,升华了北宋前期道学人格的建构,又从孟子"求放心"的为学宗旨出发,对宋代学者的为学方法和宗旨进行了反思,形成了简易自得,博学尽精微的治学思想。     

论道统思想对宋代民族观的影响

唐代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正式提出"道"的传授系统说,可谓开宋代理学"道统"论先声。宋代朱熹首创"道统"二字,大力推广道的传授统绪,成为道统思想的集大成者。在"道统"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夷夏观和正统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礼别华夷"的思想倾向更为明显,人们对"正统"的评判标准更加强调政权是否统一了"天下",是否承袭了"道统",是否"重德",而主政者的族属身份和传统的"华夷之辨"已逐渐为人们所淡化。这既是宋代道统思想浸润的结果,也是历史上夷夏交融的结果。     

重“道”而兼顾“文”：朱熹美学的整体视阈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文艺美学领域也影响巨大。朱熹的美学思想以“道”为根本,反对“文”的独立地位,不过他并未彻底否定文辞的形式美,而是在坚持道德美的前提下,对诗的赋比兴创作方法和审美方法做了有益的探讨,体现了比较圆通全面的美学视阈。     

朱熹山水心探源

朱熹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成长历程中的内在追求是其痴情山水旅游的两个重要原因。朱熹山水心形成的社会环境主要有3个方面:①宋朝的社会大环境。宋朝佛道盛行、社会腐败及党争激烈等因素导致士大夫热衷于归隐山水。②武夷山地方文化环境。朱熹欣赏山水情趣,并通过山水之旅来达到修身明德的目的。③家学渊源。朱松对朱熹"山水心"形成的影响。朱熹山水心形成的内在因素主要源于其一生不懈探究的"格物致知"理学追求和将山水游历作为其对宇宙本体乃至社会文明内在规律探索的途径。     

宋代中国的儒家书院

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最富影响力的两所宋代儒家书院,本文将它们作为两个范例,来举例说明宋代儒家书院的历史和教育文化。文章通过对书院学规和著名会讲的记述,以及对书院建筑、布局、祠庙乃至碑铭的描述,再现了宋代儒家书院的生活和学习情形。吕祖谦、朱熹和张栻等道学领袖们致力于强化书院,为书院的道德规范和人才培养创立了指导方针。当朝廷官学致力于科举应试时,这些道学领袖们却将道德伦理的教育置于首要的位置,探索如何在书院中培养具有儒家道统价值取向的士人群体。不过,朝廷的支持始终还是这些儒家书院得以创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并且,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朝廷还不断加强了对这类书院的监管。文章同时也认为,在书院运动中,朱熹的影响力逐渐超过了他的同道们———即便是在朱熹本来仅仅作为张栻访客的岳麓书院。     

杨时《论语解》探微

作为"闽学鼻祖"、"倡道东南"的二程弟子杨时,将《论语》视为圣学之正传,初步确立了儒家"道统"和《论语》在其中的核心经典地位。在《论语》诠释中,他非常重视求仁之学、性命之学和中庸之道的揭示和阐发。这些思想成为南宋早期道学的中心话语,不仅促进了洛学在南方的传播与发展,而且也为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学术体系的诞生提供了学脉渊源。     

简论朱熹的理趣诗

宋代理学诗人的说理诗大多是枯燥乏味的语录讲义体,朱熹的说理诗也多为此体.不过作为理学诗人中的杰出代表,朱熹自有其不同凡响的地方,那就是他创作了不少富有理趣的小诗.本文以朱熹的理趣诗为论题,从作品的具体分析出发,辅之以确凿的材料,提出了以下观点:"朱熹的理趣诗是在禅宗以诗说禅方式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示道'之作."     

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宋代理学的逻辑——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察文本

<四书集注>是宋代理学学术的重要载体,朱熹为此几乎付出了一生的工夫.<四书集注>表明,朱熹通过发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一关键论述的深刻涵义,证明了创建宋代理学的首功者当属二程(程颢、程颐),从而揭示了宋代理学成立的历史逻辑.同时,朱熹还从孟子的"性善论"演绎出"四端皆善"的命题.这个命题是宋代理学的一个元命题.围绕这一命题,宋代理学建立起了它的伦理逻辑系统.     

论朱熹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是朱熹所推崇的＂五君子＂之一,朱熹在思想、文学等方面对韩愈多有接受。在思想方面,朱熹对韩愈的＂道统观＂、＂心性论＂、＂师道＂都做出不同程度的接受;在文学方面,朱熹对韩愈的接受则更多,特别对韩愈古文创作做出了充分肯定;对于韩愈的人品,朱熹是较多地予以否定和指责的。我们可以从朱熹对韩愈各方面的不同接受中认识到朱熹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成就,即朱熹是一位具有理学家身份的文学家。     

宋代道学和朝鲜时期的文学表现

宋儒的性命义理之学即用来追求圣人之道的道学,韩国称为性理学。它被高丽末的新兴士大夫接受,在朝鲜王朝时期成为强有力的支配理念。朝鲜前期道学派文人做诗力求体现道学,歌颂自然达观的境界。本文探讨了中国宋代道学在朝鲜的传入、发展以及文学实验。     

黄溍“羽翼圣学”的文道观念

黄溍是元代中后期重要的理学家和文学家,他的理学传承可上溯到朱熹,又下传至明初重要的文人宋濂。黄溍承继了宋代理学说三代的传统,在理学思想方面极力羽翼圣道。在文学思想上,黄溍坚持文乃道之所发,文章的功用是用来载道的。黄溍把文章作为明道和"羽翼乎圣学"的工具,认为文章的写作,必须本于"道",根于理,羽翼古圣贤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