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乡扩镇、乡派镇治:乡级治理体制的结构性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后,现行的乡级治理体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结构性改革,以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本文认为下一步乡镇体制改革应按照工农分业和乡镇分治的原则,精乡扩镇,将现有的乡级政权改为县派出的基层行政组织;同时,扩展镇的自主权,将镇政权改为基层地方自治组织,实行乡派镇治,建立纵向集权,横向分权的现代乡镇治理体制.     

清代新疆道制建置沿革探析

清统一新疆后,实施军府制统辖下多种行政机制并行的边疆管理体制,仅在东部地区实行与内省相同的道、府、州县制度,即镇迪道的建置及其管辖下的各府厅州县,对于清代新疆东部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清末新疆建省,设置四道,以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州县制度取代了"因俗施治"的军府制下多种行政制度并行的间接统治体制,使得新疆内部地方行政制度划一,并与内地省份划一.这同时也是与清政府加强边疆地方民政管理的需要是相适应的,对新疆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以及政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其他边疆地区的地方行政建置提供了范本.     

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体制比较研究

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体制的演化，突出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中央政治权力展开。各朝在地方行政体制上虽各有特色，但总体上行政层级呈递增趋势，地方职权呈递减趋势。基层乡村组织各代虽有变更，但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宗法性和政治性。封建社会从秦至清的二千余年间，地方行政层级基本上在二级至四级之间变换，而以三级时间最久。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外重内轻”向“内重外轻”演变。行政职能中只突出政治职能，而弱化经济、文化和社会职能。行政体制的废立全凭君主意志，缺乏容观的指导原则。行政体制的核心是中央集权制，扼杀了行政活力。     

乡村组织的运作逻辑与村庄民主建设的治理方向

在国家行政体制和乡村社会变迁的共同作用下,乡村组织呈现出"策略维控—能人治村"和"发展主义—富人治村"两种运作逻辑。这种"能人"、"富人"治村的现象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导致村庄寡头政治,从而对村庄民主建设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形成阻碍的隐患。为纠偏并更好地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应逐步推动乡村组织治理转型和村庄民主治理规则的重塑。     

论美国地方政府的体制模式及借鉴

中央近期明确提出:依法探索并推进"省直管县"体制.[1]笔者通过阐述美国地方政府的四种基本形态及其结构特点,进而分析我国现行"市管县"体制的缺陷,以希冀美国地方政府的体制模式对推进我国"省直管县"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有所借鉴,以期进一步推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城镇化的结构变迁与新型城镇化的趋势

新型城镇化更加关注城镇化的质量提升和结构效率。从城镇化的构成来看,我国的城镇化不仅包括城市地区的城市化,而且包括镇地区的城市化。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的结构变化特点表明:城市地区的城镇化依然是我国城镇化的主流,但是,镇地区的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我国人口向"城"和"镇"地区集聚的新变化和国际经验的研究结果显示:未来镇地区的人口增长将会继续超过城市地区的人口增长,然而,随着城市群和都市圈中心城市的转型发展和能级的提升,镇地区人口增长的极化现象将会加剧。新型城镇化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二元结构差别,积极促进"城"、"镇"实现一体化发展,努力消除体制和制度性因素带来的城镇之间的歧视性差别,以推动城镇化的结构优化和健康发展。     

镇管社区:社区管理模式的一种新探索——以上海浦东S镇为例

镇管社区是对镇域内的城市化社区采用有别于农村社区管理的政策和手段,在行政管理架构、财政支持和服务手段等方面相互配套、协同推进的社区管理新机制.大都市郊区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发展转型,是镇管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的压力来源;镇域社区特质是镇管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的结构性前提;而顶层设计理念指引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则催生了镇管社区管理模式的体制机制.     

建制镇升格设市标准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正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许多大镇、强镇,这些镇不仅在人口规模、财政收入和产业规模上与中等城市齐平,而且城镇所在地也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成了繁荣的城市。但是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由于受镇级行政体制的束缚,"鱼长大了,鱼塘变小了",遭遇了产业结构单一、城市功能薄弱、带动能力不足、管理权限不相适应等诸多矛盾①,突出表现在:"责大事多"、"权小钱少"、"功能薄弱"。镇委镇政府在户籍管理、行政司法、土地要素、财税分     

农村基层治理的主体变迁与机制创新——对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考察与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新时期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新变化,涌现出不少新做法。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农村基层治理由传统村(居)支部书记和主任二元主体发展为多元主体,形成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和党的领导力增强双重结构。农村基层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后,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党组织、村(居)委会、行政(综合)服务中心(站)、经济(联)社、社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职责更为明晰,共同协调推进基层治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由"权力型"政党转为"服务型"政党,农村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服务日益专业化、职业化,村(居)经济组织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和网络平台运营监管集体经济,社会组织形成"合力"新机制,发挥"乡贤"等传统政治资源在现代化转型和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新经验为实现党领导下的基层治理创新、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思路借鉴。     

家支在当前凉山彝族乡村治理中的功能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视角

在推行"乡政村治"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之后,彝族家支观念迅速复兴于凉山彝族社会中,家支活动频繁,对凉山彝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产生了深刻的正负面影响.因此,应建构现代性与内生性相统一的凉山彝族乡村治理模式,为促进基层民主、提升管理效能提供有益的启发.     

唐安西四镇中"镇"的变化

安西四镇的称谓,自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后,就已出现。此后,曾三次陷落于吐蕃,四镇三失三复的重要教训是,要保持对四镇的稳定统治,必须要派驻足够的兵力驻防才有保障。长寿二年(693年)朝廷决定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此后,在安西四镇之下,又增设了许多二级军镇,除碎叶镇外,还有如拨换镇、通海镇、葱岭镇等。于阗镇下增置有坎城、兰城、胡弩、固城、吉良等五个二级镇,在于阗镇内诸州,还设置了州级军镇,如六城质逻州的杰谢镇,还有安夫镇,实为三级军镇,玉河军、箫乡军,也可能属于阗镇辖下的军镇名。在于阗镇内设置如此众多的军镇,主要是为了对抗吐蕃对于阗、进而对四镇的进犯。众多新军镇的建置,是唐安西都护府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唐对西域统治由不稳定走向稳定的重要保证。     

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县以下行政建制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率兵平定高昌国后,唐朝政府在该地设置西州,属于正州。据传世文献记载,唐朝在西州推行与内地一样的州县制度。但是,县以下的行政建制阙载。本文根据出土文书证明,唐朝实行于内地的县以下的乡里制度也推行于西州地区。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西州地区乡里制度与内地不尽相同,西州地区没有发现“村”的建制。但这并不表明是乡里制度的变通,而是唐朝执行该制度严格的象征。     

唐西州里正铨拟、上直与县吏分片管理制度①

唐朝立国不久,就废止了乡正长,里正长成为地方基层管理的重要力役。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唐朝铨拟里正的过程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为了保证政令及时传达、对乡村事务及时了解和处理,唐代实行了里正上直及县吏分片管理制度。     

儒、释、道对初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教并行发展,并逐渐形成鼎足之势的初唐时代,道家的自然旨趣通过王绩而实现着“从脂粉绮罗走向荆钗布裙”的努力,佛教的民间传播通过王梵志等人实现着“从帝王将相走向凡夫俗子”的发展,儒家的社会理想通过“四杰”和陈子昂等人实现着“从宫廷台阁走向江山朔漠”的开拓。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初唐诗歌渐渐摆脱了六朝宫体的遗风余绪,而开启了万象更新的唐诗气象。     

唐代选官制度与中国古代判词文体的成熟

本文结合有关史料,对文学史研究者涉及较少的判词进行探讨。指出唐代是中国古代判词的成熟兴盛期,并结合唐代的社会历史状况,进一步详细论述,指出唐代所特有的注重判词写作的选官制度和文化风尚,直接促成了判词本身的成熟。     

唐代军镇关津的涉外事务管理职能

唐代边疆军区“道”之下设置之军、镇、守捉、城等军事与边防单位,以及边防要害及交通要冲之处设置的关、津,均这外交使节或各类蕃客所首先接触或必经之处,故都在不同程度上担负着涉外事务之管理职责,构成为唐代庞大周密的外交管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而保证了唐代外交活动的正常开展和运行．     

俄联邦与立陶宛行政司法实践若干问题之比较

俄联邦与立陶宛在建构行政司法行为的法律规范机制以及行政委员会,在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主体地位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与两国行政法律理论研究的现状以及两国培植行政司法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健全程度尚存在一定差距有直接关系.立陶宛在行政司法制度建设上的合理性、系统性及实效性,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俄联邦所借鉴.同时,立陶宛行政司法具体实践的成功经验表明,建立独立、自治的,脱离普通司法法院体系的行政法院体系是保证行政司法实践良性运行的最理性选择.     

法国人权保护中的司法功能

当今世界的人权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人权变得有效,法国在这方面提供了实施人权多元保护的范例.在法国,承担司法功能的主体包括普通法院、行政法院和宪法委员会等,相应地,人权的司法保护存在普通司法、行政司法和立法审查三类基本途径.此外,欧洲区域法院也为法国的人权保护提供了另一司法途径.法国的人权司法实践值得我们深思.     

“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模式

"村转居"社区是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与中国独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它已成为承接各类新增城市人口的重要空间。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这类社区在居民特征、治理需求、治理资源、治理传统等方面,与原来的农村社区以及成熟的城市社区都有鲜明的差异,因此,其治理模式的选择面临着多种可能性,"自治为主"、"管治为主"和"共治为主"都是可能的选项,其中治理传统的继承水平和社区重建的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转居"社区的具体治理模式。     

胡乐胡音竞纷泊--胡乐对唐代社会影响述论

来自西域地区的音乐 ,源源不断地输入唐代社会 ,对唐朝宫廷音乐、王公士大夫和社会风尚产生深刻影响。它与传统的“雅乐”、“古乐”相融合 ,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上至宫廷音乐、王公士大夫宴乐 ,下到坊市平民的娱乐 ,无不深受胡乐浸染。胡乐与汉乐水乳交融 ,形成独具特色的唐代音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