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前期创造社的“创生”意识

论前期创造社的“创生”意识李继凯陕西师大中文系前期创造社是洋溢着青春生命的极有作为的一个社团流派，它的诞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创造的过程。而“创造过程是一种途径，以满足某种渴望和需求”。①在我们看来，正是这种促成“创造社现象”发生的“渴望和需求”，凝成了...     

“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发生的日本因素

日本近现代历史小说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意识与观念发展的结果,“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的定义与区分,影响到鲁迅和创造社作家郁达夫对历史小说的理解,他们分别创作出“新编体”历史小说和纯主观的“历史的小说”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的发生开创了两种模式。     

浪漫的变形——创造社与“为艺术的(而)艺术”文学观念之关系的再探讨

本文认为前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虽然深受西方“为艺术的 (而 )艺术”这一文学观念的影响 ,但他们并未全盘接受这一观念 ,而只是与其产生了局部的共鸣 ,即在艺术发生学上坚持“为艺术而艺术” ,但对艺术产生后所具有的社会功利作用却积极认同。这就使前期创造社与西方唯美主义有了根本的区别 ,创造社是对“为艺术的 (而 )艺术”观念进行浪漫的变形后 ,借以表达对艺术特性的重视 ,要求艺术表现的自由     

创造社先锋姿态的困境与转型

创造社是一个先锋性质的文学社团,但其非理性自我与内在的道德律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从而导致创造社文学的审美品格主要体现为“焦灼”,而不是浪漫和感伤。这种内在矛盾与当时国内无序的社会现实,使得创造社无法从艺术先锋本身找到出路,因此创造社最终转向了对“革命先锋”的倡导。     

留日学生的“代际”与“五四”文学中个性思想的分野

研究界普遍认为,《新青年》群体的现实主义文学倾向与创造社的浪漫文学倾向,来自于俄国人道主义文学和西方个性主义文学的不同影响。本文认为,这种分野,主要受到了这两大群体留学日本时期所接受的日本"代际"文化的不同影响。具有"明治青年"色彩的《新青年》一代的个性观,理性色彩较为浓厚,因而其创作偏于国民性批判和客观化描写;而具有"大正青年"色彩的创造社一代的个性观,感性被提到了重要位置,主观性、情感性格外突出,因而其创作偏向了浪漫文学一路。     

重释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的论争--长期遭受误解的一桩现代文学史公案

现代文学史论著一直认为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争缘于“为人生”与“为艺术”的对峙,这其实是一个重大误解。文学研究会的初衷在于建立“著作工会”,所以它明确宣称对于“为艺术”与“为人生”两不偏袒。这种网罗天下的姿态使得它迅速壮大并居于新文坛的中心,给“后来者”创造社的崛起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而对于“为人生”与“为艺术”本无偏见的创造社,为了自身崛起的需要,只能采取“挑战”姿态,不得不对作为“著作工会”的文学研究会一切从文坛需要出发的“功利化”倾向进行抨击。因此,“为人生”与“为艺术”并不是双方之争的根源,相反,由于论战的需要,反而造成了文学研究会的眼光变得更加“现实”而创造社则进一步偏向于“浪漫”激情。     

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青春”人生观

“‘青春’之气,万古长青。”这是吴玉章同志,一九五九年为《李大钊选集》出版时的题词。它正确地概括与评价了李大钊同志的伟大革命精神与崇高思想品格,真诚地表达了我们后人学习与继承革命先烈光辉思想的意愿与决心。历史证明,李大钊的革命思想与行动,确实是永葆青春的。还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的新文化运动初期,李大钊就提出了他的著名的“青春”思想,阐明了他的“青春”人生观,并在实际行动中充分发挥了他的青春的光和热。李大钊同     

徐志摩诗歌“浪漫”与“唯美”共存的艺术特质

徐志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常常被划分为浪漫主义诗人,其精神世界的多维特点,其文艺思想和诗歌艺术中的唯美主义因素却少有学者论及.本文从徐志摩“浪漫”与“唯美”对接的文艺思想、由“浪漫”向“唯美”嬗变的艺术风格、既“浪漫”又“唯美”的诗歌主题、“恶中见美”的唯美主义表现艺术等4个方面,论述其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质.     

论创造社向“五四”文学的两次挑战——创造社与“五四”文学关系新论

创造社在本世纪２０年代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论战,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创造社挑起论战的动机及以社会运动方式组织文学运动的负面效应。创造社正是在向文学研究会的挑战中,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反抗“偶像”的精神,当然这种带有“行邦意识”的挑战行为,也不可避免的有着消极作用     

三十年代浪漫主义失落的多维考察

三十年代浪漫主义失落的多维考察杜运通（河南大学中文系）五四时期，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双峰并峙，交相辉映。“异军突起”的创造社高擎浪漫主义的大横空出世，气吞八方。郭沫若的《女神》和郁达夫的《沉沦》，借助狂飚突进的时代羽翼把浪漫主义张扬到了极致，在中国浪漫...     

创造社“社团”研究的经典化进程

创造社"社团"研究走过了萌芽、奠基、发展、沉寂与兴盛等几个历史发展阶段,经历了政治、文学与市场不同视点的聚焦。在郭沫若、郑伯奇等创造社同人及其他创造社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社团研究已走上了经典化历程,出现了郑伯奇模式等难以逾越的成果。创造社"社团"研究经典化的历程,为剖析文人、社团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提供了绝好样本。     

中国家庭最需要什么

当代中国家庭(尤其是夫妻之间)最需要以下七样东西。 童心 众多国人对一些中老年人喜欢手舞足蹈、载歌载舞不理解,甚至斥之为“精神病”。其实,只有童心不泯,青春才可常驻,爱情才可历久弥新。 浪漫 不少中国家庭太注重实际,缺少浪漫。能否浪漫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浪漫的情怀。不要以为没有时间、没有钱就不能浪漫,要     

论前期创造社的自我小说

二十年代中期，兴起了我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以前期创造社自我小说为主体的自我小说流派（亦称浪漫抒情小说流派）。本文试联系前期创造社重要小说家郁达夫的创作，论析该流派小说的一些基本特征。11921年6月成立于日本东京的创造社，是继文学研究会之后，又一具有重大影响的新文学社团。其重要成员郭沫若（1892—1978）、郁达夫（1896─1945）、成仿吾（1897─1984）、陶晶孙（1897─1952）等，均为留日学生。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相对立，创造社极力标榜文艺必须忠于自己的内心要求。郭沫若说：“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     

古典式的主情主义写作——创造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创造社小说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学、文化之间存在着深远的血脉关联。创造社小说家主情主义写作的根直接与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文化、三国两晋时期的文人风度、明清性灵心学等一脉相承 ,在五四文坛上刮起了“狂飙”式的性灵文学的风暴 ;创造社小说继承和发展了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倡优士子的叙事模式 ,这种发展体现为由纯粹的叙事模式而变为一种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心理情绪”模式 ;创造社小说家们一方面对于传统中国文学的那种谨小慎微、固守虚伪的礼法规范的人格形成了毁灭性的冲击 ,另一方面 ,他们又受到了传统中国文学中感伤、哀婉情绪严重的作家作品的实际影响。创造社的主情主义写作 ,一方面给当时以及其后的文学史留下了现代色彩鲜明、个性意识独特的篇章 ,另一方面又因为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深刻联系而使得其创作显露出浓厚的古典主义情怀。     

青春之歌——国产青春剧的类型演进与文化逻辑

作为中国电视剧的流行创作类型,国产青春剧的类型演进始终与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斗转星移相呼应。近几年,随着媒介融合和“互联网+”战略的推进,国产青春剧在快速发展态势中呈现出较之前更为复杂的青春文化样貌。这不仅意味着国产青春剧类型边界的不断扩充与升级,而且反映出青年文化在电视剧话语建构中的策略性表达模式。通过对近三十年来国产青春剧发展状况的分析,指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其类型发展经历了“移植”“自生”以及“复合”发展的过程,详细分析这种类型演进背后的文化逻辑和对青春世界的想象图景,讨论其中折射出的中国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转型发展,力图为当下国产青春剧的发展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     

关于“中国历史纲要”处理“商鞅变法”问题之我见

童书业老师认为尚钺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中过分地强调商鞅变法的作用;我却认为“中国历史纲要”对商鞅变法强调得尚嫌不够,其理由如下: 1、书中并没有把商鞅变法放在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地位上看待,虽然书中也曾指出变法是“在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受着中原地区各国进步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但是由於“中国历史纲要”的编者不信古代中国存在过井田制度,因此,在商鞅变法的经济原因上,就显得空洞无物了。2、其实商鞅变法从经济基础来看,应该是西周的原始奴隶制向秦汉的发展奴隶制阶段过渡的一个转变关键。我们从汉代人的记载来看,他们都骂商鞅“坏圣制,废井田”,“使田得买卖”等“无道”措施;     

关于“普世价值”的追问和思考

近几年,中国一些学者提出和宣扬所谓“普世价值”,是一个有特定含义和企图的思想陷阱。从其本质看,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绝对化为一种超阶级、超时代、超越历史条件的“普世价值”,企图用以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即企图以这种“普世价值”作为“价值尺度”、作为“政治准则”,来“设计”中国的“基本制度”,通过曲解中国正在进行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公开主张中国从经济、政治、文化上实现所谓“价值回归”、“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也就是要“西化”和“分化”中国,实行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附庸资本主义制度。论文在深入分析了“普世价值”的久远历史根源和现实政治背景,以及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与剥削阶级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的基础上,从学理上揭示和论证了“普世价值”的片面性和荒谬性。     

继续纠正现代文学研究中“左”的偏颇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左”的和右的错误，但主要是“左”的错误。这一重要论断，也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和研究史的。自从创造社、太阳社1928年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以后，就逐渐形成“左”的倾向，而且愈演愈烈。历来许多研究者也随之承袭了其中某些“左”的观点去判断是非和评价文学现象。新时期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治学精神的恢复和发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思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放，一些新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显示出了力求纠正“左”的影响的努力。可是，也无须讳言，由于没有完全冲破过去的思维模式，还没能真…     

发现与失落——中国20世纪文学对“人”的解说

在中国历史的现代化转型历程中,作为时代中心行为的思想启蒙是以“人”的发现作为话语核心的。从近代的“新民”到五四“狂人”,从浪漫诗人到铁血战士,由英雄到神再到凡人,正是在不同历史语境的不同阐释中,也同时是在不断的发现与失落中,“人”寻求着自身的存在方式。文学作为人类心灵的记录和人类自我认识的一条途径,既本真地记录着这个心路历程,又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人”的塑造。     

“消极能力”与“心斋”“坐忘”

英国浪漫诗人济慈提出的审美“消极能力”与庄子的“心斋”、“坐忘”的思想,有颇多近似和可以比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