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重典治吏及其启示

明初朱元璋以刑杀为威,重典治吏,虽然起到了暂时的积极效果,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明代贪官污吏仍层出不穷。本文主要论述了朱元璋重典治吏的背景、措施及其后果,并结合中国传统法文化对该现象加以分析,对我国现阶段的吏治提出一些尝试性看法。     

明重典治吏对反腐倡廉的法律启示

腐败消耗社会资源、降低政府工作效率.出于对前朝历史经验的总结及明太祖朱元璋的个人原因,明朝开国即实行重典治吏,终明之世,严刑峻法,严禁结党,其严厉程度冠历朝之首.明朝注重法律宣传充分发挥群众力量反腐的做法值得借鉴,当下的群众监督更是可以结合网络信息的传递手段进行.然明朝反腐人治色彩浓厚,是当下应该避免的.今天的反腐应在合理分权的基础上严格依法进行,通过有针对性的刑罚手段科学反腐.     

试析朱元璋“重刑治吏”思想

朱元璋＂重刑治吏＂思想具有时代特色,更富于个人创造。它以＂重刑治吏＂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虽行之一时,不能久远,可却耐人寻味。     

明初朱元璋力行廉政的原因探析

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苦难的生活经历使得朱元璋痛恨贪官污吏.元末纲纪废弛、官吏腐败导致灭亡的教训,使朱元璋认识到要巩固新生的明朝政权就必须加强廉政建设.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也是朱元璋力行廉政、“重典治吏”的重要原因.     

唐王朝"依法治吏"的经验与启示

本文从唐王朝如何完备与治吏相关的法律制度,如何发挥监察机构对官吏的监督作用等几个方面,概括并分析了唐王朝依法治吏的经验与教训,同时以古鉴今,对我国当前如何确保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进行了探讨.     

论以德治国与以德育官治吏

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一重要思想时 ,不仅要深刻领悟“二者缺一不可 ,也不可偏废”的相辅相承、相互促进关系 ,还需要正确认识和好理好一般公民的道德建设与国家公职人员即“官德”建设的关系问题 ,以“官德”带动“民德” ,从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朱元璋的务实思想及政策

朱元璋以布衣荣登天子宝座 ,复杂坎坷的经历 ,使他形成崇实贱虚的务实思想 ,并在该思想指导下推行了一系列务实政策。明初的实践证明 :朱元璋的务实思想和政策是符合社会实际、顺应历史发展的 ,它缓和了社会矛盾 ,稳定了社会秩序 ,促进了封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为朱明王朝的长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船山严于治吏的法律思想及现实意义

王船山深恶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憎恨封建官吏的贪污腐化,提出应考核官德,杜绝贪贿;主张宽以养民,严以治吏;认为治理吏治腐败,应抓住问题的关键,即严惩上官。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开展深入持久的反腐败斗争和建立清政廉洁的干部队伍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唐朝依法治吏评析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强盛朝代,而唐律也和唐朝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一样,在古代历史上曾大放异彩。唐律是封建统治阶级以法治国的成熟经验的总结,是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作,也是世界法律文化宝库中的一件瑰宝。唐律不仅为唐以后的历代王朝的封建立法提供了样本,也对     

明代的“重典治吏”与当今的廉政法制建设

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实践证明,坚持不懈地进行反腐败斗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反腐倡廉的关键是使其制度化、法制化,而中国古代的“吏治”特别是明代的“重典治吏”为我们今天的廉政法制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总结了元朝败亡的教训,认为纲纪废弛,官吏放纵,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农民大起义,这是元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为此,他极力主张“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他曾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明太祖实录)卷38)。基于这样的认识,“重典治史”成为明代特别是明初为政、立法的指导思想。     

加强以德育官治吏,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干部道德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加强“以德育官治吏”,对于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有重要的意义。     

“士大夫”“官人百吏”考辨——兼论“吏民”的出现

战国秦官吏分层可分为宗室大臣、士大夫与官人百吏。其中,"士大夫""官人百吏"分别以"爵""秩"进行等级管理,"士大夫"有"秩",为千石至六百石。"士大夫"与"官人百吏"并以六百石为等级分界。这一分层特征,不仅有助于解读《秦律十八种·传食律》"官士大夫",而且为理解古代"吏民""吏卒"概念的出现,秦汉爵制中官、民爵分界的形成,提供了线索。二者在秦国还多用以对应中央官与地方佐官、属吏。君主既反对中央官吏影响、侵扰地方,又对地方官吏不尽信任,防范其作奸谋私。官僚组织"服务取向"明显突出的秦国,君主对官吏的"自利取向"仍多有警惕。对"士大夫""官人百吏"的考辨,可以增进对早期中国官僚体系结构的认识。     

论阎锡山统治下的村治腐败与权力失衡

阎锡山通过村治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控制,为其军阀统治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较雄厚的物资。但是,阎锡山村治思想内在逻辑的矛盾,必然会使军阀政府的官僚机构进入不断膨胀的恶性循环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官僚腐败和权力失衡,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山西村治效果的有限,即使连阎锡山所设想的狭隘利益也很难实现。     

明初“刑乱国用重典”与德治并用的治国方略

明初的统治者以元亡为鉴,总结经验教训.在治国上,一方面强化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即"刑乱国用重典";另一方面加强德治建设,以德治国,促进了社会的稳定,进一步巩固了封建专制统治.     

“士道”“吏道”的聚散分合——法律史视域中“官吏分途”的知识谱系与当代反思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官僚制和职业化官僚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现象,儒法两家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化官僚及其成立条件的理论体系,儒家"士道"期待帝国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秦代以法治国,"吏道"独尊,汉代"独尊儒术"而"霸王道杂之","士道"与"吏道"并用,相互融合更相互冲突。"士道""吏道"之间的深刻矛盾加大了融合的难度,东汉中期之后儒学士林与士族的强大推动"士道""吏道"走向分离。"士道""吏道"的分离开启了中国古代"官吏分途"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儒吏分流的过程,是儒生官僚自利化、贵族化的过程。"官吏分途"最终造就了官吏两分、儒吏两分的官僚结构,使儒生官僚成为一个相对贵族化的特殊利益群体,对理性行政和国家治理产生消极影响。     

“甫”“丈”“吏”“丘”释义补说

《汉语大字典》个别字释义不全面。本文对“一”部字如“甫”“丈”“吏”“丘”的释义进行补说。其中有的字义《大词典》也漏收,本文也做了交代。     

从李贽的“童心说”看朱元璋的诗歌创作

李贽“童心说”的基本观点,与朱元璋一生诗歌创作的轨迹,简直若合一契。朱元璋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呈现出泾渭分明的阶段性现象,而这一泾渭分明的阶段性现象,与“童心说”中所谓“童心”丧失过程的几个阶段恰恰正相吻合。完全可以这么说,朱元璋诗歌创作的演变过程,就是对李贽“童心说”理论先期的具体实践。     

“朱元璋文字狱说”的历史真伪与传播用意

朱元璋的历史评价褒贬不一,赞之者称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毁之者谓之屠夫皇帝,一生刻薄寡恩,杀人如麻.后世正史野传多言朱元璋文字狱血案累累,甚有添枝加叶、捏造事实之举,诸如表笺之祸中的徐一夔案、来复案等严重失真,违背史实.但我们不能由此怀疑“太祖文字狱说”的历史真实性与必然性,朱元璋性多猜忌,专权滥杀,明初文人多屈死其手是铁定事实,后世出于仇视帝王或影射时政需要,随意夸大、歪曲明初文字狱历史真相,则是别有用心.     

论汉代的“杂治”

两汉时期的"杂治"制度是一种官员集体审判案件机制,审理的案件大多涉及皇亲国戚及国家的高级官吏,参与"杂治"官员的身份较为复杂,一般会随着审理案件的不同有所变化。"杂治"的启动和最终审判权始终属于皇帝,这是汉代中央集权制度在司法领域的表现之一。"杂治"制度的实行,体现了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的慎刑观念,是慎刑观念在汉代司法审判中的具体运用。     

从《独孤通理灵表》看“文儒”与“吏能”之争

唐代著名文学家独孤及为其父撰写的《独孤通理灵表》,向我们揭示出独孤通理政治上的失意实与萧嵩、李林甫的先后专权有关。他在萧嵩当权时遭受贬谪、李林甫弄权时未东山再起,又都是因为卷入了“文儒”与“吏能”之争,从而成了权争的牺牲品。此外,独孤通理在政治上的得志与失意,又为我们透视玄宗前、后期用人制度上的变化提供了生动的个案。因此,该《灵表》为我们解读盛中唐之交吏能当道时复杂的政治生态和文人心态保存了极为生动而有价值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