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百家诗选》著作权争议的祛蔽与坐实——《唐百家诗选》的编选者“非为王安石而是宋敏求”考辨

《唐百家诗选》究竟是王安石还是宋敏求编选的,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而把它的著作权归为王安石基本上已成为＂定论＂和主流观点。文章以新发现的一则材料,即与宋敏求同称＂熙宁三舍人＂的苏颂元丰二年（1079）给宋敏求写的一篇《龙图阁直学士修国史宋公神道碑》为直接依据,对捆绑在这种著作权争议问题上的各种宋代证据一一剖析,找出其中隐含着的诸多矛盾,企图揭示从中推导出来的事实真相,把这个选本的著作权重新还给宋敏求。     

论苏颂的性格与政治态度

<正> 一九八八年是北宋著名天文学家苏颂首创水运仪象台九百周年。九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天文史所、医学史所、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及吉林大学古籍所在苏颂的故里福建省同安县联合召开了纪念苏颂学术讨论会,为研究这位在国内尚未引起人们普遍重视的科学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李白与永王璘“谋主”李台卿——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诗笺证

乾元二年(759)秋,李白流放遇赦东归寻阳途中,不畏永王璘"叛逆"案的极大政治压力,在岳阳作《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仗义为永王璘鸣冤,为永王璘"谋主"、永王璘案难友李台卿鸣冤。不久,又自岳阳专程南下零陵看望李台卿。足见李白为人主持正义、冒险犯难之风骨,忠于友谊、生死不渝之风义。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用笔之隐秀,如丰城剑气;风格之温柔,如春风化雨;具有独特的艺术造诣。     

曾巩的碑传理论及其传记的"平和"之意

曾巩对于碑传的理论认识不仅有着深厚的史学渊源,且与北宋诗文革新紧密相关.在《五朝国史》的纂修过程中,曾巩秉承中唐以来的史学传统,在历史书写中发掘可资借鉴的"史义".在《南齐书目录序》《寄欧阳舍人书》等文章中,曾巩主张"析理明道"是碑传价值所在,择人立传是作者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在《洪渥传》《徐复传》等作品中,曾巩提出"人之所易到"是解决纪事征实问题的关键,"平正中和"对于包括碑传、行状在内的传体文书写具有导向作用.曾巩碑传理论由史而涉文,并不局限于作家、作品之一端,对于扭转碑传好奇虚妄之倾向,提倡平易简淡之文风有着积极意义.     

皎然"三格四品"说与"吴中诗风"

皎然<诗式>是唐朝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其中的"三格四品"之论是解读吴中诗风的重要一环,它的形成和理论内涵与"吴中诗风"密不可分.不了解皎然的"三格四品",很难对中唐诗歌思想的全貌有全面准确的把握.     

"床前明月光"的"床"义考辨

李白的<静夜思>语言浅近、妇孺皆知,而其中"床前明月光"的"床"当何义讲,却至今未有定论.目前学界大致有三种意见:一作"睡床"解;一作"坐具"解;一作"井栏"解.     

"诗界革命"中"新名词"地位消长原因之分析

"新名词"从必有到可无的前后变化,其原因有三第一为了争取更多的"诗界革命"的支持者和更广大的读者群;第二出于对诗歌艺术特质的觉醒并维护之的意愿;第三则是由于受到了精神革命思想的影响.最后一点尤其值得关注.     

论《中州音韵》"入作三声"之实质

明代中叶前后的南曲韵书,一直相沿<中原音韵>"入派三声"之旧.这与有明一代南曲演唱用韵的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的.王文璧<中州音韵>的"入作三声",实乃"唱作",而非"变作"三声,并不会磨灭所据方言语音中入声的实际存在.     

《石林燕语》所记苏颂事迹辑略

苏颂(1020——1101年),字子容,泉州南安人,北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官至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宋人叶梦得撰写的《石林燕语》(以下简称《燕语》),对这位政治家同时又是天文学家和诗人的苏颂十分重视。《燕语》中所涉苏颂事迹的记录,有23条之多,这是我们研究苏颂极其珍贵的参考资料。本文兹就《燕语》所记并参之以《宋史》等对苏颂其人,略作介绍。     

甲骨文中的"我"

甲骨文中,"我"有三种含义,第一人称自称;适宜;人、地、族名的同一."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部族."我"向商王纳贡称臣,服务于商王室,参与王室活动.对"我"考察,有助于了解诸侯与商王朝关系.     

苏舜钦山阳守制行年考

苏舜钦是北宋著名诗人,但其生平事迹后人却知之不详,关于其山阳守制的具体时间,权威专著《苏舜钦集编年校注》所附年谱定在庆历二年春至庆历三年冬,但据苏氏兄弟庆历二年春天所作的《淮上喜雨联句》诗可知,是时他们还在自吴越奔丧还京的淮水之上;另据苏舜钦的《东京宝相禅院记》和欧阳修的《释秘演诗集序》,可证庆历二年四月和是年年底,苏舜钦都在京城;又据欧阳修庆历三年作的《答苏子美离京见寄》和苏到山阳后作的《涟水军新闸记》以及北宋汴河通航制度,可知苏舜钦南下山阳在庆历三年春。其终丧还京的时间,可据汴渠十月闭口的制度和苏的《九日汴中》诗等,可确定在庆历三年秋九月。     

推举"唐宋八大家"的重要动力

"唐宋八大家"是南宋以降被推举、集合而成的一个古文家群体,《古文关键》等选本是这一群体酝酿形成的主要标志。这些选本所收以韩柳欧苏等人的议论文为主。司选者主张时文写作在内容上应以韩柳欧苏诸家古文为根基,从中吸取营养;并通过对韩柳欧苏诸家古文的评点,力图从中抽象出一整套论体文作法的规范。因此,这些选本是科举社会中"以唐宋古文为时文"的风气的产物,"以唐宋古文为时文"的追求是推举"唐宋八大家"的重要动力。     

论苏轼的"辞达"创作理论

苏轼的“辞达”是他对孔子“辞达”说的创新和发展,是他一生从事文艺创作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只有细心观察,抓住事物特点,用心体验和反复构思,才能写出辞达意畅的文章来。     

苏洵史论文的儒学底色

三苏父子是宋代蜀学思想的领军人物,苏洵作为苏轼、苏辙的父亲,在宋代蜀学的形成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人考察苏氏父子的创作多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苏轼,而于苏洵、苏辙略有缺憾。作为忧乐为天下的北宋士人群中不可忽视的一员,苏洵的文学创作深染时代风气。特别是他的史论文创作秉承“其义一,其体二”的原则,将道统与政统的追索贯彻于史论中,成为影响苏轼、苏辙史论文创作的思想前导。故以苏洵史论文的宋学色彩作为探究,对全面理解三苏蜀学思想和两宋史论文的发展将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     

“别是一家”与“自是一家”——唐宋词论之“本色论”辨析

"本色论"是中国词论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晚唐五代是"本色论"的奠基期,集中表现为"词为艳科"。北宋是"本色论"的争鸣期,表现为以苏轼为代表的"自是一家"之论与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别是一家"之论两条线索的争鸣。南宋是"本色论"的补充发展期,王灼、胡寅的"情性论"是对苏轼"以诗为词"论的发展,张炎的"雅正""清空"是对李清照"别是一家"论的发展。唐宋词论中的"本色论"是两条线索的不断争鸣、融合。     

《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对苏辙文的辑佚与校勘价值

《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是《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之一种,是人们熟知的苏辙文选本,但是,论苏辙文者几无人对其作过研究。据书前目录,全文二十二巷,共收文276篇,今存一至十五卷,文179篇。所存较《苏辙集》多127字,简145字;多9句,简11句;可校勘367字句,乙正14处字句,字句的转换29处,佚文2处;差异多达七百多处;又多与早出的宋刻本相同,且后出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也从而相同;所选较他选本有64篇文章是独选。《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是一个颇有价值的苏辙文选本,在文献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宋室南渡初期的政局变化与词坛风气

宋室南渡初30年,政坛一波三折,词风亦随之迭宕起伏。绍兴和议以前,在进元而退政宣的政治背景下,词坛通过对政宣风流的清算来完成崇雅黜浮的词学使命,借助于再续元学术来完成苏轼词风的重振。与此同时,在北宋党争余波的冲击下,南渡词人实现了合理重组。绍兴和议以后,随着秦桧的上台与专政,在文化高压政策的影响下,南渡词坛的风气又转向了谀颂与委靡。     

评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创作目的论

以文学反映现实,提倡有为而作,这是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苏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口号,要求文学要能揭出社会之弊端,以引起疗救。苏轼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创作理论,与宋代开明的政治有关;而作者要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则必须具有政治预见性和勇于坚持真理的不屈精神。     

苏轼的"审丑"理论阐释

在关于"美"与"丑"的文艺理论中,"以丑为美"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苏轼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审丑"理论。苏轼的"审丑"理论形成于求奇尚怪的宋代,建立在他个人人生际遇、哲学观、文艺观的基础之上。苏轼的"审丑"理论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对"丑"所蕴含的美学价值进行了全面的揭示,并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