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结构主义文学史观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自律论的文学批评模式,是对１９世纪盛行的注重外部关系的历史方法的反拨。但它也通过自己逐步形成的“结构──历史”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较为妥善地处理好内在考察与外部研究的关系,进而形成了文学史是“非连续的集合”,文学史的时间序列只是空间组合形式之一的独特的文学史观。该研究方法体现出三点特征：寻求批评的恒定模式,强调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性,追踪文学史的深层结构与演进机制。这种独特的历史思维表现出一种积极而自觉的文学史重构热情与价值追求,为新世纪的文学史学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世纪之交话偏至——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书是在朱寿桐教授主持下,积数位研究者多年心血结撰而成。应该说,它不仅在主编者个人学术史上标志着由创造社研究、新月派研究到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三级跳”的实现,更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史上有其集大成的意义。80年代以来,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已经卓见成效,从比较文学角度和“影响”论上所进行的各种基础性研究工作更是硕果累累。但缺少的却是切合中国新文学史实际的整体价值评估和纳入清醒史学视野的细致周密的“散点透视”。对于一些基本症结性问题,诸如:现代主义在中国新文学中究竟是…     

百年中国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历程及史观演变

中国女性传统发生深刘变化与中国文明进程中的“西潮”、“西语”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中国女性文学史写作是女性传统渐次变化的结果,百年进程中的女性文学史书写经历了“五四”前后、“三四十年代”、“建国十七年”、“八九十年代”与“新世纪十年”五个阶段,女性文学史现也从男性史家的男女平权观、女性才德现,逐渐过渡为女性史家强调现代人文精神与女性主体意识.在对女性主义思潮的引进与反省中,新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史书写承前启后,逐渐淡化性别批判强度,转向对女性情感书写策略和自我存在意识的探讨.在中国文明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中,女性文学史写作越来越走向细密化与纵深化,文学史家所期待的既注重性别平等、也注重性别差异与和谐的性别诗学建构将成为可能.     

论文学史的分期

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学史分期的自觉则是近现代以来才开始出现。自觉的文学史分期不能产生于中国传统的以直观性、经验性为主的思维方法的文学研究阶段,也不能产生于西方传统的以思辨性、抽象性为主的思维方法的文学研究阶段。文学史分期的自觉是以科学的历史观、文学史观进行文学史研究为重要标志的。本文考察了文学史撰写实践中有代表性的几种不同分期的依据,进而试图以文学活动的四要素为基础,提出社会史的发展、文学观念的变革、文体的流变是文学史分期参照的三个主要方面。     

文学史和跨学科学术——文学史周期律和文体文类的功能

近年来,“跨学科”“跨域”已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既成事实,也是重要的学科生长点。在2022年河南大学文学院召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学科研究论坛”上,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文学跨学科研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吴俊紧扣文学史周期律和文体文类的功能探讨文学跨域研究是否可行,指出古代能够以文体文类为中心叙述文学史,而新文学运动打破了传统文学史文体文类周期律,这也使现代文学史已经实际上成为一种跨学科跨领域建构的学术范畴。李怡强调,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对文学审美研究的巨大冲击下,“文学性”仍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中心问题,需要对“文学性”作出新的认知及界定,借助社会历史研究重新定义其思想和形式。武新军认为,跨学科研究的实质是在不同学科的“整体联系”中展开文学与文学史问题的研究,由此对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方法和价值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这三位学者不同角度的论述,深化了我们对跨学科研究的理解,展示出跨学科思维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     

论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当前关于民国旧体文学的研究日益兴起,但尚未有研究“民国旧体文学史”建构问题的论著出现。根据已有的文学史建构与撰著的方式,应当从历史纵观、分别横剖、综合研究这三种研究方式入手来建构民国旧体文学史。这不仅是对“五四”以来流行的文学观念的反拨与修正,也是对20世纪90年代提倡的“打通古今”“古代、现代会通”等学术思潮的回应与实践;不仅可以补充与拓展近代文学史领域,为近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提供新思路,还将为民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参照,以真正实现现代文学史专家一直要做到的“原生态”研究设想,刺激现代文学研究思维新变。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有利于诊断、发现与纠正当前文学史研究、撰著的误区,从而为现当代旧体文学史的建构以及当前“现当代诗词入史”的争论等问题提供解决路径与启示。     

基督教神学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产生于20世纪20-40年代.在其形成过程中,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家们特别阐释并发挥了它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内在联系,诸如梁宗岱、卞之琳、穆旦等人的现代主义诗学都与基督教思想有某种程度的关系.基督教神学对"象征""暗示""隐喻"等的运用,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家大多深受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有的本人就是基督徒.他们从基督教神学中汲取营养,并结合传统诗学资源,从而建构了具有自己民族审美特色的现代主义诗学.     

现代性论争中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写作

１“民间文学史”是依据“民间文学”的观念对民间文学的历史形态及发展逻辑所作的描述与建构。自从新文化运动引进了西方的“民间文学”学术观念以来,经过长时间的尝试与积累,如今,中国民间文学史已从中国文学史的特定组成部分逐渐生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术样式。在引进西...     

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知性话语的理论维度

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话语的输入给中国现代诗学带来了思维的结构性嬗变。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以一种较为自觉的方式,逐渐转向了对于诗的知性的现代性的追求。具体而言,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知性思维的建构与完善,又主要是以三种理论阐释流向之合力共同促成的。即:经验的传达说,抽象的思考说和张力的综合说。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论反思

2 0世纪中国百年的文学史研究可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 :经验实证方法论类型、理论逻辑方法论类型、文化阐释方法论类型。经验实证方法将文学事实何在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对象 ,将描述文学事实、建立有关文学史知识体系为研究的根本目的 ,但却忽视了文学史研究的人文特征 ,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理论逻辑方法将探索文学现象何以存在做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 ,力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理论体系和普遍精神逻辑中找寻寓藏于文学现象背后却又决定着文学发展的各种规律 ,但却常常忽视了文学史的历史复杂性和文学本位性。文化阐释方法将文学史研究判定为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在现时态中相互建构的个体对话过程 ,强调研究主体的个性文化功能和阐释效应 ,但其研究的知识性、有效性难以得到普遍的确立     

二十世纪庄子文艺思想研究回顾

尽管不是专门讨论文艺的著作,《庄子》一书却以其独特的魅力对后世中国文艺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在“中国文学批评”这一学科形成并得到极大发展的二十世纪,以中西比较的意识和方法,从美学、文论的角度来研究庄子,就成为二十世纪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学术界的一大热点。而今,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回望庄子文艺思想研究的百年历程,考较其得失,也许会对当下的中国文论研究和庄子美学意义的继续彰显提供重要启示。     

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历史的共名之下,可以包含有无数的个别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学科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将文学史写作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分析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革命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人类性与个人性的尺度,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理解。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恢复文学史的原生态

提出“民间”理论和倡导对“潜在写作”的研究,并非要建构一种新的“主流/非主流”的二元对立,而恰恰是要摆脱建立于权力基础上并导致了对文学史全面遮蔽的二元对立式的历史叙述模式,使文学史在文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平等的多元的平台,从而恢复文学史的原生态。     

文学史命名与写作中的历史思维反思

从文学史的命名到写作,文学史中的历史思维一直左右着文学思维,历史一直作为文学的线索思路,研究方法,切割依据甚至对应形式而存在,而对文学本身的感悟力,想象力,审美力却强调不足。文学史中文学感的缺失是当前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在当前洪子诚及陈思和的文学史写作中仍然没有突破历史思维建立起真正的文学思维。文学史写作中应以人怎样在地球上生存与发展为总主题,以提高人的文学感悟力,想象力和审美力为总目标．以文学自身的演变规律为总方向,以生态的而非进化的观照为总思路来建构文学思维。     

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

中国文学史存在一条抒情传统,从古至今已得到较充分的阐论,且为海内外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但中国文学史也存在着一条与之相对应的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叙事传统,而且这两条传统乃是共生互补、相扶相益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论证得也不充分.这对全面深入理解中国文学史的面貌、特征和本质,无疑非常不利.因此亟需建立文学史研究的叙事视角,并以此为贯穿线重审全部中国文学史.一种研究视角的建立必有其客观实在的条件,决非随心所欲所能奏功;而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一旦建立,却能够反哺研究工作,使之打开新局面.试以叙事视角和叙事贯穿线观察中国文学史,就不但会收到扩大文学史资料库和研究范围之效,而且会对古老的中国文学本身获得许多新认识,从而使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前进一步.当然,对于文学史贯穿线,应该从多种视角去思考和作出概括,多种视角可以并存共荣,叙事视角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新时期文学思潮对文学史写作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出现了三种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思潮:一是蕴涵着政治反拨、人的觉醒和文学独立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二是在现代化和现代性诉求下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三是1990年代后适应经济转型而出现的市场化或世俗文学思潮。文学思潮的活跃不仅带来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观念的更新,也使文学史的编撰从僵化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的属性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开放和包容的世界眼光来架构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框架,使得文学史的书写更加全面、客观和真实。然而,有的文学史也出现了有意淡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世俗化文学过分强调和过度阐释等偏颇。     

出土文献与孔子文学史地位的重构

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新出土文献为孔子文学思想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思路、新方法,对研究孔子文学思想的内容、体系和历史定位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对孔子文学思想的认识,使之呈现出独立性和系统化的特征,既能与其"礼乐"思想相衔接,也成为中国文学思想在春秋时代已渐趋自觉的标志.     

大众读者批评与"80后"的文学史价值

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发生于新的历史转型期,既回响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余音,又激荡着新世纪人们新的渴求,老、中、青和少年作家几代间相互冲突与对话,各种宣言、旗帜布满文坛,传统创作与新媒体写作同在,作家、批评家、媒体相互炒作与合谋,同时又彼此抱怨,美女文学、网络作品、少儿写作和影视文学更是令人眩晕,文化怀古与下半身写作并存,单一化的文坛格局被彻底打破。所有这些对文学史写作形成空前挑战。近年来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均从特定的角度,以不同的篇幅对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现象作了卓有成效的表述。然而,仍有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引起编纂者的关注,如已进入文学史的某些作家作品在话语表述和文学史定位上尚可进一步斟酌,某些文学现象从命名到文学史意义的界定尚需更深入讨论。直面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我们深切地感到在现代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文学史模式苍白无力,急需走出传统言说模式,探讨新型的述史方式,即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实际情形相符合而又能体现出新世纪眼光的文学史结构。该时期文学有着较之以前完全不同的文学生态环境,各种新的现象、矛盾纠缠在一起,各类作品拥挤于不同的媒介,传统的传播空间、阅读秩序被打破,意义在质疑中碎片式生成,这就需要文学史著述者站在历史高度上甄别优劣,遴选出能真正体现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以及具有开启、引领意义的作品。这其中应尽可能不受当事人观点的影响,不为其五花八门的旗号、宣言所左右,尽可能地拉开审视距离,作出独特的审美判断与意义定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组文章从各自角度对近二十年一些中国重要文学现象的入史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引起同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