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诗与蝉文化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蝉的记载品种繁多、资料齐备 ,蝉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 ,它是文人士子寄托理想、隐寓身世的重要情感载体。患难与牢骚是古代咏蝉诗的主要内容 ,触蝉生情和借蝉象征是咏蝉诗的艺术手段。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漫长积淀的结果 ,蝉可以喻一种品节 ,蝉诗作品中融进了历代文人贬谪之后的凄怆情怀 ,并带有一种覆国亡家的哀思和民族精神的寄托。     

从英雄“风骨”到文人“意境”——论唐代咏侠诗的艺术流变

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详细考察了咏侠诗在唐代艺术流变的轨迹及其与初唐诗风转变、盛唐风骨以及"意境"理论的互动关系。作为一种具有外向性特征的"咏志"文学,咏侠诗与社会文化形态和美学思潮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初盛唐咏侠诗中作为现实描摹对象的"侠少年"到晚唐咏侠诗中作为理想投射客体的"侠客"的转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演变轨迹。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是文人的社会处境和社会地位的变化,是文人的自我社会定位的变化。这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出在唐代文化形态的转型及其在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方面所产生的巨大位移。     

试论李白诗歌中的人格意象

“松桂”、“鸾风”、“桃李”三种意象在李白的咏物诗中最具象征性。诗人咏“松枝”以象征自己的高洁人格 ;描绘“鸾风”以表达自己的凌云之志 ;借“桃李”来讥刺趋炎附势的小人品格。这三种意象从正反两方面体现了诗人的人格精神     

隐喻: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文人的言说方式

先秦的诸子文人在思考言意关系时为我们如何言说点亮了一盏光彩夺目的明灯--隐喻,照亮了后人的言说之路.这种言说方式具体到操作上,就分化为"赋诗言志"、 比兴手法、寓言和立象的方式,先秦诸子文人在言说方式上的选择使隐喻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成为当时人们主要的言说方式.而从那时起隐喻也成为中国文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具有强大的力量.     

舌尖上的咏茶词——宋代咏茶词研究

一个时代的社会潮流和风尚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某种文化。宋代咏茶词出现并兴盛,使得饮茶从一种生活方 式上升为一种社会文化。咏茶词作为宋代饮茶文化的载体,对茶文化中的采茶、制茶、饮茶和茶艺方面都有详尽的描写和表 述。同时,由于宋代文人将自身的思想感情和内心涵养融注到咏茶词中,从而让咏茶词中的茶文化具有了人的情感和内涵。 包括词人通过咏茶词来言志;咏茶词中禅茶一味的思想;还有咏茶词中蕴含的离别和相思之情。     

试析宋代文人神仙诗咏的心灵世界

宋代文人追求事功的进取精神和渴求自由境界的生命向往,使文人游心于用世和隐逸之间.道教神仙的形象赋予体现自由人格的隐逸精神以感性形态.神仙诗咏交织着的全身的"形隐"和全性的"心隐",既是文人面对现实各种不可避免的困窘时的存身之道,也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经之途.     

汉琴雅俗一体特征的形成原因

琴在先秦时期是贵族音乐、文人音乐的象征,汉代琴的表现为雅俗一体的时代特征。尤其在民俗色彩的画像石上,琴的表现形态更为多元。在汉代的宫廷音乐中,琴依然是被宠爱的乐器之一。汉琴的雅俗一体特征,既是汉代思想观念孕育的结果,又是建立在先秦的“礼崩乐坏”及“入俗”的基础上的。     

梁代文人咏侠诗的审美表现

侠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早有,随时代发展又呈现出异彩纷呈的艺术特色。战乱频仍的南北朝时期,梁朝偏安南方一隅,其文人咏侠诗不仅反映出独特的时代风貌及前代文学影响,也体现出文人独特的心态及文风。文章从梁代文人咏侠诗的审美现象--诗中豪气、地理及季节特点、侠的佩带物及表现的知遇情结,仍可找出诗中深藏的文化根源,及梁代文人咏侠诗得以呈现别具一格的审美观的成因。     

中国咏花卉诗溯源——以《诗经》《楚辞》为例

中国咏物诗的历史源远流长,咏花卉诗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大类.<诗经>作为歌咏花卉的源头,以花卉这一题材作比起兴,使其作为一种描写对象,真正进入了文学审美视域.而其后的<楚辞>以巨大的飞跃,使花卉真正走向了人格象征的丰富的意象世界,成为百代不衰的象征中国文人精神品德和心灵世界的重要意象.<诗经>和<楚辞>在中国花卉诗词的发展史上有着彪炳千秋的历史文化功绩.     

杜甫咏雨诗的情感分析

杜甫的笔下有许多内容上与"雨"相关的诗歌,这些咏雨诗既生动描绘了自然界的雨的多姿多彩,又融注了诗人特有的感受、体验和情绪。这些情感的生发过程主要有三种情形:因雨而喜,对雨而愁以及值雨而赏。     

衰兰如泣——浅谈李贺诗中兰的愁苦意象及其他诡谲

中唐著名诗人李贺以奇峭诡谲的诗风，妙绝瑰异的想像，在诗人辈出的唐朝独树一帜。李贺是主体性很强的诗人，他笔下的景物都流露出他独特的理解与情感。以兰为例，这种自有幽香似德人的花，一直以一种高雅、坚节、淡泊的姿态出现在文人笔下。李贺有二十八首诗提及兰，但并非都表现兰之德，有几首甚至以愁苦的意象出现，这在咏兰史上是一个创新。     

明末清初的咏花诗与士人心态变迁

明末与清初,虽出游赏花的行为在表面上存在一致性,但意味已大不相同。明代末年,文人士子受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追求现世物欲的享受,将唐宋以来出游赏花的习俗传统演绎到极致,咏花诗的内容大多表现玩赏花卉、文人雅集、宴饮赋诗之乐。清代初年,文人士子受陵谷变迁的影响,虽出游赏花之风犹炽,但出游赏花已成为文人士子逃避现实、疏离清朝统治的一种方式,咏花诗的内容主要抒写诗人家国之痛与故国之思的黍离之悲。     

历代咏农诗述略

从先秦以至晚清，咏农诗代代相承，构成了农村生活的广阔画卷。其中，中唐、南宋和清代，是咏农诗的三个高潮。由于历史的传承性，题材的共同性，咏农诗呈现出若干共同的艺术特色：历史的真实性、记叙性，朴素明朗的语言。     

从“宋玉悲秋”看中国士人的悲秋情结

悲秋自宋玉开始,成了中国文人创作的情感母题。本文结合中国古代咏秋诗文探讨中国士人悲秋的深层原因,并以之窥测宋玉悲秋对后代文人的深远影响。     

论唐人咏松的审美变化及士人的精神追求

松以其四时常绿的秉性,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深受士人重视.松所象征的正直内涵在先秦文化中已经出现.唐前士人对于松的审美意义开发,在其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上都围绕君子的各种品德而展开.在唐代,由于时代环境造成士人精神追求兴趣的转移,初盛唐和中晚唐士人对松的审美及热情出现明显的差异.初盛唐士人对松的态度比较淡然,咏松诗作较少,即使咏画松,也多数注重画面形象的逼真,对松的文化象征意义关注不多.中晚唐士人咏画松的诗作,审美标准已由前期的崇尚逼真,开始转向追求画外的神韵,将松丰富的文化蕴涵与士子们的人格品性关联发扬到极致.他们对松的这种审美取向是其日常生活中喜爱松树时尚的体现.在崇尚直道、气节、以圣贤自期的中晚唐士人心中,松树成为他们寄托人格精神的最好自然物象之一.     

“虚实”产生及与《诗》《骚》创作关系论

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有无"论,《周易》和《老子》赋予其深刻的辩证思维,这些是先秦时期虚实产生的哲学根基,也为虚实在魏晋和唐宋的发展与演进奠定了基础。这期间虚实内涵的推进离不开先秦《诗》《骚》及散文创作的铺垫与实践。虚实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核心的元范畴,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项艺术创作手法,自古既有其萌芽,先秦时期文学创作中的比兴、象征、具象等手法是其不自觉的运用。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文艺虚实结合具有必然性。《诗》《骚》中的比兴、象征手法是后世"虚实"的"隐形"替代和早期"胚胎"。"虚实"产生前后与秦汉政论说理文及汉赋具有一定的关系。     

君子人格:李清照与先秦儒家的思想交汇

李清照受先秦儒家"君子"人格论的影响,其相当数量的作品以"君子"人格为核心,在内容上以"鹏举之志"、"忧患意识"、"铮铮铁骨"和"拳拳之心"体现出"善"的思想情感,在艺术表现上,则以咏花比德的方式来追求"美"。     

论金朝咏寺酬僧诗

金朝咏寺酬僧诗直接反映了佛禅对文学的渗透溶浸。这部分诗作包括三大类型:借题咏寺院及周围环境表达向往净土、崇信佛禅的意识;借题咏寺院及周围环境表达对世事的感触和内心情致的抒发;通过酬僧之作表现文人与方外友人的深情厚谊以及对佛禅的向往。它们所体现的佛禅意蕴的深度虽各有不同,但都反映了佛禅对金诗的显著影响。     

女神社会形象的嬗变及原因

女神的社会形象在先秦神话中是以神的面目出现的,而在先秦到魏晋六朝文人的笔下,她们成为了男性用以比喻君臣关系的喻像,到隋唐时又逐渐俗化为妓女形象了,这些变化与现实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宗教思想和文人的心态密切相关。     

“清香合让梅为最,阳艳丛中许牡丹”——唐咏牡丹诗与宋咏梅诗的比较

所谓"国花",即是指受到全民喜爱并成为本国象征的花卉,以这种标准来判断,唐时的牡丹和宋时的梅花都是独领风骚,可以称为一朝之国花了.这种全民性的观赏兴趣表现在文学,尤其是诗歌领域,便是唐代咏牡丹诗和宋代咏梅诗的兴盛.论文分别讨论咏牡丹诗和咏梅诗盛行的物质基础,时代心理对咏花诗的选择性审美,以及这两类咏花诗在被审美观念选择的同时,对大众审美文化产生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使得牡丹与梅花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深处,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