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渤海地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证研究

技术进步在地区经济增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是否依靠和实现了技术进步是区分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标志。近年来,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本文从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角度出发,通过实证研究,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动态生产函数和索洛经济增长速度方程模型,得出环渤海地区三省一市的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而判定了该地区主要经济增长方式,并且通过比较借鉴提出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与建议。     

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

从数字经济时代背景出发,构建包含数据要素的适宜性技术进步理论框架,采用二阶泰勒展开对多要素CES生产函数进行近似表达,根据Solow的核算方法进行经济增长率分解,系统考察偏向性技术进步与偏向性要素配置驱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理论研究发现：有两种方法可以判定偏向性技术进步和偏向性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1)要素效率（投入）增长率变化与要素效率水平或要素禀赋结构水平是否一致。若要素之间是替代关系,方向一致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若要素之间是互补关系,方向相反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当方向一致时,可以通过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大小选择适宜技术进步与要素配置方向推动经济增长;当方向不一致时,无论选择何种技术进步与要素配置方向都会抑制经济增长。(2)是否偏向效率高或禀赋丰裕的要素。对技术进步偏向而言,技术进步偏向效率相对高或禀赋相对丰裕的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对要素配置偏向而言,当要素之间是替代关系时,要素配置偏向效率相对高或禀赋相对丰裕的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当要素之间是互补关系时,要素配置偏向效率相对低或禀赋相对稀缺的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为有效促进经济增长,选择技术进步偏向效率高的...     

数据要素利用、智能技术进步与内生增长

数智化转型是驱动新时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已有文献讨论了数据要素或智能技术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但忽略了数据要素利用推动智能技术进步的关键作用。基于此，本文将数据要素利用与智能技术进步同时纳入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以探究其对经济增长的联合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利用通过促进智能技术进步能够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模型存在两种“制约效应”和一个“增长陷阱”。数据要素利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消费者隐私侵犯厌恶的制约；智能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人口增长的制约。数智化转型时期先后的差异可能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后转型经济体陷入增长率持续低于先转型经济体的增长陷阱。本研究不仅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的宏观增长机制提供了理论参考，也为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产业领域的激烈竞争提供了理论阐释。     

金融发展与中国生产率增长——随机前沿分析的视角

采用Kumbhakar等的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效应3部分,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采用1999年至2004年中国29个省份的数据,分析金融发展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金融深化和金融中介垄断都不利于技术效率提高;金融深化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金融中介垄断并不利于技术进步。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三次产业技术进步相关关系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是理论界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关心和研究的热点问题。现有成果主要关注FDI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系统研究FDI与技术进步关系的成果相对较少。本文在更加精确测算三次产业技术进步序列的基础上,研究FDI与我国技术进步的相关关系,重点分析FDI对我国三次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及特点。     

管理科学 强国富民——访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管理学家李京文

正他是我国技术经济学奠基人之一,为创建中国的新兴学科——技术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领导科研队伍,在国内首次系统研究技术进步的规律及其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的相互作用,并提出测算中国技术进步及其影响的方法。他带领课题组,每年分春秋两次分析预测中国经济发展     

大连市技术进步贡献率分析

本文以大连市为例,从经济理论角度论述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动态生产函数法和索洛增长速度余值法对技术、资本和劳动三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分析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判定目前大连市经济发展方式,并借鉴上海市在经济转变过程中的经验。     

创新差异下的金融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

金融发展有助于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得到了许多理论研究的肯定,而在计量分析却有不同结论。但相关经验分析多从金融深化的角度展开,近期有研究提出金融宽化的概念。我们认为,基于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现实中存在引进模仿和自主研发的技术创新差异,此时深化和宽化两种不同金融发展模式对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首先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模型展开理论探讨,进一步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用系统矩估计方法检验了我们的理论分析。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程度越低,技术进步越多地选择模仿时,金融宽化对经济增长作用越显著;而随着经济发展,自主创新比重增加时,金融深化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最后,本文也据此讨论了相关政策建议。     

优化中国技术引进、产业结构与外贸结构的循环

现代经济计量分析表明,促进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增长最基本的因素是技术的发展。日本经济学家金森久雄估计,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年份(1955年-1968年)的经济实际增长率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达60％,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于1981年3月公布的研究报告表明,在1961年-1970年间,技术进步对台湾生产力的平均贡献率为60％,美国经济学家估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工业生产的增长有27％到47％得益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丹尼森通过分析几个发达国家50年代到70年代的经济增长因素发现,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一般都在     

自然资源耗竭与经济可持续增长：基于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

本文在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基于水平创新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探讨了人口增长、自然资源耗竭、内生技术进步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对模型的社会最优均衡分析和竞争性市场均衡分析,分别求出了均衡解、均衡解存在性条件以及在人口增长和资源约束下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的条件,并证明了分权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均衡解往往是非帕累托最优的,进一步分析了导致市场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及其政策涵义.     

知识经济时代的财政机制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在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保持经济长期增关键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从新增长理论可以看出,通过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才是一种可持续增长模式,由于技术存在的外部性,政府必须对人力资本及技术进步的投资和发展进行财政支持.从世界范围看,对人力资本、研发活动投资较多的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高.在对我国财政的转型目标--公共财政的机制与经济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后,提出了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进行财政支持的政策建议.     

要素产出弹性与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技术进步对推动中国当前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技术进步贡献率则是对这种作用的有效衡量.测算技术进步贡献率首先需要确定要素产出弹性,针对当前要素产出弹性和技术进步贡献率估计存在的分歧问题,利用参数方法,借助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在对C-D生产函数进行扩展的基础上,改进了要素产出弹性的估计方法,提出利用灰色理论和非参数局部线性估计相结合对要素产出弹性进行动态估计的方法,并用该方法估算了1986年一2006年中国制造业贫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测算中国制造业分时期的技术进步贡献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贡献率小于50%,经济增长主要还是靠增加要素投入驱动,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用本研究的方法估计的产出弹性来测算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对非技术因素具有一定程度的过滤作用,有效消除了索洛余值中的非技术进步因素,为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提供了参考依据.     

技术进步对民营经济增长的贡献——以甘肃省为例

本文运用索洛余值法对近年来技术进步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测算,选取1998-2007年宏观经济基础数据作为实证样本,通过对经济增长三大重要因素的分解分析,证实技术进步对甘肃民营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从而为民营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投入结构调整和路径选择提出可供借鉴的方向。     

我国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经济内生增长动力

本文通过分析制造业产业集群衍生的专业化、技术进步和知识溢出并与内生增长的知识、技术的内生化理论相结合,建立两者之间的相关模型框架,并分析产业集群的衍生因素促使地区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因此,适宜地发展产业集群,是实现制造业内生增长的一种有效方式。     

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相容性政策条件——环境技术进步方向视角下的政策偏向效应检验

现有文献关注政策规制的经济与环境绩效,却并未重视不同类型政策的技术偏向,以及技术偏态情境中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相容发展的政策条件。本文扩展Acemoglu等(2012)的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模型,数理演绎不同性质政策的技术偏向,以及技术进步方向转变时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动态演化过程,再结合我国经济数据进行政策效果评价。研究结果发现:(1)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是技术研发效率和环境政策累积作用的结果,环境政策会通过影响不同类型技术创新激励的方式,改变环境技术进步方向。(2)异质性政策转变技术进步方向,影响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其作用存在不同的着力点和偏向性。其中,研发补贴政策的清洁技术偏向和产出激励效果明显,而规制类政策的环境质量效应优于研发补贴,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非线性U型特征。(3)单一政策干预往往难以破除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两难困境,而政策组合的效果明显优于单一政策,特别是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实施研发补贴政策,以及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同时实行环境税与研发补贴,效果明显优于实施单一政策。但最优的政策组合并非固定不变,而往往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     

创意: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旅游经济历经以资源、资本为主要增长动力的30多年高速增长,正处于由要素投入驱动向技术进步驱动的转型发展时期,已经显露出以创意为核心的技术进步驱动旅游经济增长转型的发展趋势。创意是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的核心技术,能够为旅游经济增长提供持续性的动力,因此,在"要素驱动"模式式微之前,通过旅游创意实现向"技术驱动"发展转型是中国旅游经济的现实选择。     

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以长江三角洲次区域为例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VECM(Vector Error Corrected Model)和协整分析,在借鉴新古典增长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了垄断竞争增长的分析框架,从宏观增长的视角,以长三角次区域1978~2005年数据为样本,对产业在既定空间中心——外围式的集聚给集聚地区带来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索洛剩余递增三类集聚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产业在既定空间集聚产生的自我集聚可以改善集聚区域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地区技术进步,增强区域产业竞争力,带来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经济索洛剩余递增。研究第一次提出和论证了产业集聚地区索洛剩余是既定市场需求条件约束下集聚区域产业竞争力函数,而产业集聚竞争产生的技术进步构成集聚区域产业差异化优势和竞争力源泉的假说;据此,研究认为,地区经济体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与新经济地理学有关产业集聚的效率源于先验的规模报酬递增观点不同,未必存在规模报酬递增;而经济效率的根源在于产业集聚竞争导致的区域技术进步促使的索洛剩余的递增。此外,本文区分了区域索洛剩余递增与产业索洛剩余递增,认为产业集聚产生的索洛剩余增加既构成区域产业集聚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的集聚力,又构成扩散力:集聚区域产业集聚到一定阶段,就会促使传统产业索洛剩余递减,推动传统产业向区外转移。     

要素投入、货币供应与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研究表明,资本投入波动是经济增长波动的主因,货币供应量波动次之,技术进步引致的经济波动则更为平缓、持久。在较短时期内,资本存量和货币供应波动更易引致宏观经济波动,且波幅较大,而技术冲击则从更长的时期内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影响。我国技术进步并不内生于经济增长的结论及货币供应非中性的推论应引起重视。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

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制度变迁、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途径来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就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金砖四国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FDI)是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起飞的重要资源,外国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和技术进步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而东道国经济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本文从数量分析的角度,利用协整理论考察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的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刻画它们的动态均衡关系。实证分析表明:长期内,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而中国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则不存在稳定的Granger因果关系;短期内,巴西和俄罗斯两国的FDI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互补性,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单方面吸引FDI的流入,印度的FDI也只能单方面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