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片净土——沈从文创作理念和艺术风格探析

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于风云激荡的重大历史变迁时期,对旧时代一切封建、专制、腐朽、残暴的大胆揭露和深刻反思,藉此改变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物质和精神状态,实现民族的崛起和复兴。矫枉过正之下数千年传统文化弱点被畸形放大,以"打倒孔家店"肇始传统文化的形式与内容被革命文学彻底否定。沈从文作为独特的个体迥异于时代潮流,透过社会政治历史进程跳跃的表象观照社会人生,遵从艺术规律,注重文化传承,以淳朴手法、清新风格潜心描绘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情境,将隐藏于个体的普遍人性的描绘与抽象的意识形态抒发相比较而存在。沈从文在静谧冲和的心境中营造的和谐、宽容、悲悯、博爱的精神乐园,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片珍贵的净土。     

从优秀文化传统到现代民族精神

优秀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是内在联系的,培育现代民族精神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把优秀文化传统与新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将其转化为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被人们认同的价值观念和自觉践行的行为准则;二是将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对接,培养人们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观念。     

中国现代大学理念解构中国传统大学精神的历程

作为西方文化"东渐"产物的中国现代大学发扬的是异族的文化传统,消解的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现代大学的西化过程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大学精神的解构过程,这是导致民族精神危机,民族文化本体失落的深层历史原因之一。因此要重建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必须彻底变革中国现代大学的西化性质。     

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传统的形成

在中国文学现代传统谱系中,大众化传统是重要的传统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传统的形成及其演变,一方面经历了19世纪后期民族语文革新思潮、世纪之交的"三界革命"和"五四"新文学运动历史发展三步曲,同时也经历了由"白话文学"文体形式层面向"平民文学"美学精神层面的逐步深入与升华过程。"平民文学"观念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和新文学创作实践中的形成,标志着大众化文学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最终确立,显示出它凝结过程的"历史完成式"。     

传统与现代：民族政治的中国语境

在国家形态上,现代中国并不是典型的民族国家,立国的根基也并非彻底的社会契约论式的现代政治哲学原理,而是混合了文明传统与20世纪国家政治实践的结果,特别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影响。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民族问题实际上仍可被视为中华文明传统与现代性文化碰撞之后的一种后果,亦在今日语境下包含着对现代性危机的应对。因此,如果仅仅从民族、族群和民族主义理论视野出发,并不能完整解释当代中国的多样性与民族政治的现实,而是需要将文明传统、现代性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变量代入对于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分析之中,从而发现隐藏在民族政治背后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决定因素。     

流行音乐语境中传统音乐元素的运用

流行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结合早已有之,本文无意驻足于某一个发展时期,而是希望在这些流行音乐创作的语境下,推演出一些传统音乐元素的嬗变方式或规律,观察在现代意识下的流行音乐中如何阐释中国传统民歌、戏曲、曲艺、民族器乐等昔日的"民间流行乐"。     

张爱玲小说中的三类人物形象

张爱玲及其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交际花类型的女性形象、心理变态的女性形象和男性知识份子形象构成张爱玲小说的三类典型形象。在对这三类人物形象的描绘中,张爱玲对人性作了非常"现代"的感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与西方文化的涌入给中国的人性世界带来的巨大冲击。     

新的历史时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断想

从文化演进的角度描述了民族传统体育曾经的尴尬境遇,认为建设和谐社会和＂十七大＂报告所提出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大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的腾飞出现了历史的发展契机。大力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是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体育文化的需要;是重塑文化自尊,提升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提升中华民族体育的软实力的需要;是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觉醒。弘扬民族传统体育理应成为新时期体育文化建设中的文化自觉,发挥她独具的教化功能和＂和合＂的人文精神是必须把握的精神实质,是新的历史时期弘扬民族传统体育必须把握的基点。     

传统造型意念的延伸

设计就悄然开始了。中国自古以来被视为设计大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拥有极其丰富的设计成果,中国的民族文化历史悠长,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21世纪的今天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艺术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但无论如何祖宗的东西我们是不能丢下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国际化浪潮面前既有挑战又有机遇,现代中国设计师面临着如何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不断的弘扬传承下去,使其与现代设计相统一的问题,应把＂传统＂看作流动的水,而非凝固的冰。     

爱国主义与民族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所创造的宝贵财富。民族文化传统作为爱国主义的基础，爱国主义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二者如此和谐地辩证统一，形成了当代爱国主义的崭新特点。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不仅是为爱国主义培根固本，而且是中国人民实践当代爱国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     

传统诗话的绝唱——论《新诗年选》中的诗歌评点

1922年由"北社"同人策划出版的《新诗年选》,由于诗歌文本后面的评点而被赋予了与同时期其它新诗选本相比不同的历史功效。这些诗歌评点,在形式上,是中国古代诗话批评模式的延续;在内容上,实现了中国传统诗学思想和外来诗学资源的有效结合。因此,成为中国传统诗话在中国现代诗坛的绝唱,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天下观的消解与民族国家观的构建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期;与此同时,各界人士传统的天下观逐渐转向现代民族国家观。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利用西方现代政治概念和理论,重塑中国传统的"天下""民族""国家"等观念,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思想。这一思想转变先后经历了传统社会"天下观"消解和朝贡体系解体,到"中华民族"概念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初步形成几个阶段。     

“传统”的发明：建国“十七年”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十七年（1949-1966,简称建国“十七年”）是一个新生的现代民族国家力求在国际社会上赢得认同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国家机构主动对外翻译中国文学的开创时期.由作为国家对外宣传机构的外文出版社组织翻译了一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意图藉此对外再现作为新中国之遗产的古典文学形象,为新生的民族国家提供历史合法性.翻译古典文学作品由此成为重构或者“发明”新中国“传统”的手段.     

古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

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是四千多年有明晰纪年的中华文明史上继夏商周、秦汉、隋唐、元明清以后的第五个"大统一"时期。当代中国"国家统一"大业,是在继承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自"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的近四千年的古代中国的中华文明史,有四个大统一的时期,统一时间近两千七百年;有三个大分裂的时期,分裂时间为一千二百多年。古代中国的"分分合合"积淀了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的"超稳定结构",一次次分裂又一次次统一,自小统一至大统一,至封建社会"谢幕"之清朝时期达到"大团圆"的鼎盛,为近代中国(中华民国)和当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     

论鲁迅思想中的传统文化血脉——以鲁迅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为中心

在中国历史近现代转型的巨大变革时期,鲁迅选择的是"取今复古"的文化方案。他认识到文化的自我批判更新是传统文化获得新生和复兴民族文化的前提,因此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与时俱进的固有血脉的延续。他所采取的这一文化方案因其有效性、独特性,为后继知识分子如何承担自己文化历史使命呈现出历久弥新的意义。     

“土洋之争”与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

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是一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声乐不断碰撞、文流、出新的历史。从上世纪20年代的"土洋之争",到近些年"原生态"与"学院派"之间的争鸣始终没有停止过,正是这种争鸣影响并推进着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     

“五四”的回声与询唤的“主体”:陈凯歌电影中的女性困境

陈凯歌在其作品中展现了丰富多变的女性形象,描绘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体发展脉络。陈凯歌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展示了争取自由的女性形象,呼应的是"五四"传统。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女性的崛起,女性主义批判让寄生在传统价值观中的父权土崩瓦解。但旧文化下的性别秩序内核——父权又迅速与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结合,在新的环境下将女性询唤为为其服务的"主体",消解了女性一度争取的自由空间,带来了女性发展的新困境。     

从敦煌吐鲁番学看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敦煌吐鲁番学,是研究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保存下来的古代历史文化遗产的学科。其内容包括大量的历史文书、石窟艺术、古城遗址、古墓葬及其器物等等,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形象、具体的内容和精神。透过先民们世代创造的这些历史文明的遗存,今天仍能使人感到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作用。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保守的民族,在不同的时期,都曾有过寻觅、吸收新文化来丰富充实自己的历史。两汉时期向西域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开凿与形成;唐宋以来海上交通的繁盛,都反映了本民族对异域文化的渴求。从西周的《穆天子传》到唐代的《大唐西域记》、到明代的《殊域周咨录》,无一不反映先民们对域外世界寻觅的实践和认识。民族的这种求发展的渴求,曾掀起过一股又一股吸取域外文化的新浪潮。敦煌、吐鲁番文化正是中国中世纪这种浪潮中浮现出来的花朵。     

转型与自觉:铭贤学校教育思想透析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其中教育领域的变化令人惊叹。中国教育主要经历了以传统与现代的抉择为特征的嬗变期,以启蒙和救亡的变奏为特点的自觉期,以思想和政策的并轨为内容的协同期等阶段。山西铭贤学校恰好处于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其教育思想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特色,面对传统教育的转型,自觉地向现代教育方式、教育内容、教育制度的方向发展;面对思想的禁锢到个性解放的转型,自觉地担当起改造中国社会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农村社会的改革发展贡献力量;面对新的"政教合一"的思想束缚,自觉地结合当时抗战的形势发展抗战教育,挽救民族危亡。这些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铭贤学校时期教育思想的变化发展及其在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执政为民:中国民本传统的崭新超越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而要准确理解"执政为民",有必要厘清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关系.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积淀,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也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执政为民"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种新的执政理念,与"民本"思想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崭新超越:一是从工具理性到目的理性的超越;二是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的超越;三是从道德理性到制度理性的超越;四是从为民作主到社会主义民主的超越.这种超越凸显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崭新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