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女人”的前世与今生——《藻海无边》与《最后旅程》对《简·爱》“疯女人”的解构与重构

"疯女人"伯莎被《简·爱》的文本语境中的男权社会秩序和殖民话语权威树立为失语的"他者"。《藻海无边》以多重声音叙事模式,赋予了"疯女人"话语权,重构了"疯女人"的历史和疯癫原因。《最后旅程》突破性地将"疯女人"作为男权文化中自我追求难以实现的女性的集体象征,作者为"疯女人"规划了出路,但是文本对"泛性论"的滥用和男性文本话语强权成为败笔。     

解析《女勇士》中的“疯女人”形象

＂疯女人＂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在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其中＂精神错乱＂在字典中被解释为由社会、经济和文化元素引起的精神疾病。因此,作家在作品中经常利用精神错乱的人物揭露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例如,汤婷婷在《女勇士》里塑造了多个＂疯女人＂形象,包括第三章的主人公＂我＂、河边的无名女人及第四章的月兰阿姨等。本文将通过分析《女勇士》中＂疯女人＂形象,揭示其背后的所指及含义。     

《红楼》里的疯女人——女性主义视域中的赵姨娘

赵姨娘是《红楼梦》中具有鲜明特点的角色。本文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赵姨娘的多次“抗争”进行分析，探究其性格变化的轨迹。赵的行为方式不符合父权制法则，在对话语权和生存地位的争夺中屡屡遭到失败，使其生存环境不断恶化，逐步被扭曲了人格，最终从“美女”蜕变为“昏聩不堪”的疯女人。     

女性意识的混沌与觉醒——试论英美女性文学中“疯女人”形象的发展演变

“疯女人”一直是众多女性作家所钟爱和关注的形象。英美女性文学的疯女人形象从《简·爱》的伯莎·梅森到《黄色墙纸》的“我”再到《秀拉》的秀拉,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中,经历了被禁锢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奋力解除禁锢“从黄墙纸后爬出来的疯女人”和不屈不挠将“疯狂”进行到底的疯女人三个阶段。疯女人所走过的从被禁锢到完全独立,从“他者”到“自我”的“疯狂”之路,正是女性自我意识由混沌到觉醒、由蒙昧到成熟的发展演变过程。     

试析《金瓶梅词话》中的武大郎形象

武大郎作为《金瓶梅词话》中一个极其次要的人物很少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就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小人物身上,却无处不显示着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从"蝼蚁形象"到"搬运工形象"以至于最后的"变色龙形象",武大郎的多面人格和人性的蜕变一览无余,"男权至上"和"好面子"的武大郎最终从一个懦弱怕事、任劳任怨的老实人蜕变为圆滑世故、面子至上的"变色龙"。     

“疯子赫索格”与“阁楼上的疯女人”——从小说《赫索格》看索尔·贝娄对女性主义的焦虑与反拨

"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原本是小说《简·爱》里的一个毫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可是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她"却逐渐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一个遭受父权制社会男性迫害的广大妇女的代名词。1964年,美国当代文坛巨匠索尔.贝娄一反传统男强/女弱的二元对立人物塑造模式,在他的小说《赫索格》中塑造了一个饱受女人欺压的"疯男人"形象。贝娄在小说中通过颠覆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故事灵巧机智地表达了他对美国六十年代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的焦虑和关注。他担心女性主义可能会走向人类社会的另一个极端,即用母权制社会取代父权制社会,从而反过来让女性压迫、统治男性。     

《简爱》中的疯女人——另类的复仇者形象

经典的具有女性独立反抗意识的文本《简·爱》,主人公简爱形象被认为是一个要求平等独立的新型女性。而作品中的疯女人这一角色常常被忽略视为简的陪衬物,甚至被视为"贵族社会的一种象征"。而疯女人伯莎是一个进行复仇的大胆的抗争女子;同时伯莎是男权社会中另一个被压抑的简爱,是简爱的内心世界或者说是她性格的另一个侧面。     

虚幻的英国神话——再读《简爱》与《藻海无边》

《藻海无边》不仅重写了《简·爱》中疯女人的故事,还以细致入微的笔触对《简·爱》中文明康健、基督教使命和绅士风度等英国神话进行质疑,从而对构建英国民族身份的多重属性釜底抽薪,揭示英国神话的虚幻本质。     

现代性漩涡中的疯女人--从《晨钟响彻黄昏》、《羽蛇》、《无字》谈起

近代以来,整个中国旋转在现代性漩涡中。旋涡中的男人和女人们都在眩惑与挣扎,而女人们更是承受着现代性与男权多重、同构的宰制。在世纪之交的三部女性主义文本《晨钟响彻黄昏》、《羽蛇》和《无字》中,刘天园、羽和吴为三个疯女人各自以疯癫的方式言说着女人被诊断为疯人,被沉默为他者的癫狂之旅。     

《左传》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

中国长期农耕经济的熏陶,造就了中国人"依圣托古"的文化心理,这使得经典诠释在社会变迁与文化创新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也直接引发了中国经典诠释实践的早熟。历史上,在标志着中国诠释实践开端的三传对《春秋》的诠释中,人们对《左传》的诠释,多肯定其"传事"而批判其"不传义"。事实上,《左传》对《春秋》的诠释,是兼具"传事"和"传义"的。在战国社会由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过渡的大背景下,《左传》作者通过从"尊君"到"重礼"的重建,从"尊王"到"民本"的辩证,以及从"灾异"到"尚巫"的复归等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承担起了社会转型下思想转承和观念重塑的历史使命,也因此而成功地展现了其兼具"传事"与"传义"的创造性诠释风格。     

高等教育阶段转换中就业观念六转变

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631万,与2009年相比,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有增无减。大众化阶段的就业观必须要考虑六个转变,即政府从＂包办代替＂转变为＂宏观调控＂,就业结构由三角形＂顶部＂转变为＂底部＂,大学毕业生从＂天之骄子＂转变为＂普通百姓＂,高等院校从＂二维＂转变为＂三维＂的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形式从＂单一＂转变为＂多样＂,用人单位从＂被动接收＂转变为＂主动出击＂。只有各方就业主体都转变观念,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和谐就业＂的良好局面。     

凄风苦雨唱新词——论中唐文人贬谪对文人词兴起之促进

中唐词坛上的几位重要词人都有过成为人生转折的贬谪经历。这种转折,让他们从京官、高官变成了贬官、逐臣,同时又让他们从诗人变成了词人——正是在贬谪中,他们开始注意民间的小调,并开始用这种小调来抒发万死投荒的艰辛与愤懑;正是经历过贬谪后,他们从＂兼济＂转为＂独善＂,从＂进取＂转为＂中隐＂,从追求文学的讽喻作用转为向往休闲、享乐的生活。贬谪中的创作,迈开了文人作词的第一步;而贬谪后的思想转变,又与唐宋词发展所需要的文化风气不谋而合。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贬谪＂催生出文人词的兴起,并促成了它此后的繁盛。     

《诗经》之“荼”字考证

文章针对茶文化论著中对《诗经》有关诗句的错误理解，从字源学、名物学、植物学、文学文本等角度对《诗经》中有关的诗句进行剖析与论证：《诗经》中“荼”字不是指“茶”，而是一种“苦菜”。茶文学的源头不应在《诗经》时代。     

阜宁方言程度副词“象话”的语法化

阜宁方言程度副词“象话”存在着与普通话形容词“象话”截然对立的句法、语义特点。它经历了如下语法化历程：补状句法移位、从突显摹状到突显锚程的认知侧重转向、“话”的语义虚化和语音弱化、“象”与“话”的边界消失、短语词化。在这个语法化过程中类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人”概念起源考释

"文人"是一个发展性概念,其远源是"士"。在西周到春秋初叶,"文人"指有文德的人。春秋战国之际,"文士"崛起。到东汉时,"文人"等同"文士",指那些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代表社会道义的知识阶层的成员。     

试论后现代课程观语境下我国中小学教师角色的转变

后现代课程观强调在开放的、互动的、共同的对话中重建师生关系,开放性和互动性、多元性和差异性、反对权威和去中心化、关注学习者的自我意识和创造性是后现代课程观的基本理念。后现代课程观催化传统教师角色由“权威者”转变为“平等中的首席”,由知识的“传递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由课程的“执行者”转变为课程的“研究者”、“开发者”。后现代课程观拓展了我国中小学教师角色研究的视野。     

谈“妮”的产生及词义演变——从福娃“妮妮”说起

现代汉语中“妮”是一个常用词，它的出现和尼姑的“尼”关系密切，与佛教的传播发展密不可分。寺院经济中的奴婢制度使得“尼”和“婢”的关系十分密切，“尼”和“婢”可以互相转变身份，出现二者名异而实同的现象。“妮”当是在“尼”的身份一变而为“婢”时，为了指称这种有别于其它来源的奴婢时造出的新字。     

行走作为人类身体的遗产

"直立行走"是人类区别与其他动物种类的根本性身体特征。然而,人类对于自身的这一行为以及由此所连带的文化表述却一直未予重视,原因是"行走"太平常、太平俗。事实上,行走、旅行关乎人类"身体思维"并延伸出许多重要的文化母题。可以这么说,人类文明是"行走"出来的。当今大众旅游的到来,"后行走"被引入到了一个空前的范式变革的高度。文章以行走为题引,并将其置于人类身体遗产的范畴加以讨论,希望将人类这一"失落的主题"重新呈现并加以重视。     

“西厢三幻”张生的爱情个性与情节建构特征

从唐传奇《莺莺传》至说唱文艺《西厢记诸宫调》与戏曲《西厢记》的转换过程考察,发现不仅张生的爱情个性存在从轻薄虚伪到轻浪软弱再到轻狂钟情的演进过程,而且三个张生的爱情个性变化也改变着文体的情节建构。     

“花”的隐喻研究

从认知语义的角度以概念隐喻理论中的实体隐喻为理论参照,对比分析“花”在汉语中,古今隐喻意义的变化及“花”在现代英、汉语中隐喻意义的异同,笔者发现现代汉语中“花”的隐喻词项大大增加了,一些隐喻词词义发生了改变,“花”作为始源域的映射范围越来越广。英、汉民族在认知上义词“花”上有相同点,在感知其下义词上有很大的差异,这与各民族的语言、思维和文化传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