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与"七月"派诗歌

艾青的诗歌以"土地"和"太阳"两组意象群表达了中华民族抗争苦难与追求光明的精神,并融合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把自由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进而还影响到七月诗派的形成.     

略论七月诗派形成、发展、消亡的历程

七月诗派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应运而生．它继承并发展了新诗现实主义的传统，一反过去静观欣赏的习惯，停止了牧歌与哀曲，而高唱起抗日的战歌，表明了诗歌发展方向的共同趋势．七月诗派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胡风做了许多组织、引导工作．他积极倡导革命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始终不渝地坚持办刊物、出版诗集，善于发现、培养文学新人．艾青的诗作对七月诗派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是在《七月》上发表诗歌最多的诗人．艾青的诗融象征主义于现实主义之中，追求意象美、散文美，反映时代精神、民族意识，具有凝重阔大的诗风．七月诗派的历史，可划为三个时期，一是《七月》时期，七月诗派业已形成，且呈兴旺发达之势；二是《七月》停刊，进入《七月诗丛》第一辑时期，七月诗派在苦斗中巩固，在困难中韧战；三是《希望》创刊，七月诗派步入变异或，诗作以暴露国统区黑暗与人民的苦难为主，诗风也变得沉郁、冷峭。四十年代末期，胡风及其理论受到了某种误解与曲解，七月诗派的创作逐渐冷落，七月诗人所办的刊物也相继停办．七月诗派具有人数多、活动时间长、覆盖的地域宽广、强调诗作与诗论并重等特点．     

"七月"诗心中别开异花——论曾卓"七月诗派"时期的诗歌创作特色

“七月诗派”是诞生于抗战的硝烟中一直活动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特征和革命激情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而曾卓是“七月诗派”中较有影响的代表诗人之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当其他的七月作家都在尽情的探索自己的‘世纪愤怒’之时，曾卓却以心灵折射现实的风云，为我们开辟了一个“苦难中不乏温暖”的情思世界，于“七月诗派”中，曾卓是独特的，他是一朵“七月”诗心中别开的异花。     

论“七月诗派”旅桂诗人的创作

在抗战文化运动中,＂七月诗派＂的活动一直与广西桂林的抗战诗坛息息相关。一方面以艾青、胡风、彭燕郊、郑思、邹荻帆、钟瑄等＂七月诗派＂诗人在桂林的诗歌创作和文学活动,团结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一大批＂七月诗派＂年轻诗人,并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抗战诗歌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在广西桂林的生活经历、诗歌创作以及文学活动强化了＂七月诗派＂作为一个统一的抗战诗歌流派的存在,也促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和整体风格进一步走向成熟。     

七月诗派：人与诗的全面的自觉

七月诗派是一个与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同步前进的诗歌流派,它的形成得益于胡风文艺理论的指导。这一诗派强调诗作者的主体性作用,同时注重主观与客观的"融合",从而形成现实主义独特的美学内涵与特征。这种审美理想,使七月诗人自觉地将创作纳入到民族战争的轨迹中去,热切地关注着民族解放与新生的主题,来彰显他们走向崇高的人格力量。     

论七月诗派的“生活一元”说

七月诗派在抗战诗坛上异常活跃,不但创作出大量的诗歌作品,而且在诗学理论方面也取得丰硕成果,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七月诗论.其中"生活一元说"是七月诗论的基石,它主要包括"有生活的地方就有诗"、"诗应该吐出时代的呼吸"以及"人底完成才是诗底完成"等几层含意.     

生命的力度与抗争的激情--论七月诗派的硬汉子品格

七月诗派是20世纪40年代最大的诗歌流派之一。他们奉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与时代、与现实紧密配合,作品全都表现出昂扬厚重的战斗风格。七月诗派主张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诗品和人品的一致,他们的作品充满着阳刚之气,表现出生命的力度和抗争的激情。七月诗人的这种硬汉子品格值得我们当代作家很好地学习。     

论中国新诗发展中的个人主义思潮（1917—1949）

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新诗三十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一个由兴盛到淡化的过程.当它与"五四"这个精神觉醒、个性张扬的时代结合时,个人主义被推向了历史舞台的前景.诗人们无论在诗歌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特别强调"表现自我"及诗人主体精神的高扬,并形成了以郭沫若为核心的浪漫诗派.个人主义也由此达到了顶点.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剧烈震荡,个人主义被思想界批判、否定,表现自我的个性主题不可避免地日趋淡化.从新月诗派、象征诗派、现代诗派悲观、孤独、消极、惆怅的"自我"到七月诗派、九叶诗派与社会现实依附在一起的"小我",个人主义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试论七月诗派的“生活源泉”说

七月诗派是一个与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同步前进的诗歌流派,不但创作了大量的史诗般的作品,还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睿智的诗学主张.七月诗派认为现实生活对诗歌创作具有决定作用,肯定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源泉,同时又强调诗人不应仅仅停留在生活表面,而应深入生活内部,感受、把握、拥有生活,过滤生活中的艺术美质,这样才能从生活中获取创作的源泉和动力.     

论七月诗派的史诗化倾向

七月诗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后一个十年里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它不仅促进了现实主义诗歌改革与开放的伟大进程,而且当年那种标领风骚、充满主观战斗精神的崇高精神已构筑了20世纪中国现代诗坛上一道波澜壮阔的人文景观。七月诗派在总体创作上明显地呈现出了颇具力感之美的史诗化倾向。这种史诗化倾向所展示出的审美流向,就是对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追求与呼唤,是以力的美感和美的力度的高扬为核心所凝现出来的情感与意象的崇高美。     

简论卢仝诗的"怪"趣

卢仝是中唐"韩孟诗派"的重要代表,其诗歌之"怪"表现最为突出,以致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专门命其诗为"卢仝体".可见追异求怪虽然是"韩孟诗派"共同的审美追求,但卢仝诗歌之"怪"却自具面目,具体表现在意象怪、诗境怪、用语怪三个方面.     

七月诗派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与传播研究

20世纪40年代文学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衣钵,又开启了20世纪中后期“共和国文学”之先河。针对我国40年代文学进行研究,可以有效填补上述两个时期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空缺部分,实现“拎起中间,带动两头”。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群体以七月诗派为主要代表,其诗歌创作观念和写作形式相较于以往的政治抒情诗创作别具一格。他们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诗坛出现的“非诗化”现象进行反思,拒绝诗歌中的单纯“呐喊”,延续“五四”新文学运动开拓的道路,将文学的启蒙性和宣传性相结合。七月诗派集体创作实践的变化一方面受到作家外部生存环境及作家个体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20世纪以纸媒传播为主的文学传播方式的影响。因此,文章以《七月》《希望》两个期刊为研究对象,对其流派作品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进行论证,阐述集体创作实践与纸媒传播效果共同缔造了七月诗派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论“七月诗派”

“七月诗派”是经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以及《七月诗丛》等为中心而形成的一支诗歌流派。它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为新诗的发展谱写下战斗的篇章。(一) “七月诗派”以倡导现实主义为中心内容。胡风认为:“现实主义者的第一义任务是参加战斗,用他的文艺活动,也用他的行动全部”,为此必须“更直接地和生活结合;更迅速地替战斗服务”。他强调诗人人格与风格一致性,只有先做“向前突击的精神战士”,才能做民族解放的歌手。当年“七月派”诗人的实践大体和胡风的倡导相适     

苦难里的"白色花"和黑夜中的"三弦琴"--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诗歌意象建构分析

新诗史上两个重要的诗歌流派———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 ,虽然同出现在 2 0世纪4 0年代的战争背景之下 ,但在意象的选择和运用上呈现出不同的建构视点和审美眼光 ,从而折射出了他们的人生姿态和诗学观念 ,也给中国新诗的意象艺术诸多启示。     

地域视野中的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是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始于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文人结社和佛教(主要是禅宗)分派是"江西诗派"缘起的两个重要因素。诗派以"江西"命名,此"江西"二字揭示了宋代江南西路文化对诗歌流派的深刻影响。"江西诗派"的产生促使了诗禅合流,而江西诗人群体以"诗社"为集中活动形式,对诗学进行研讨,又促进了诗之体用的转变。     

湖湘诗派的创作倾向

湖湘诗派作为近代诗歌史上尚情而与宋诗派相抗衡的诗歌派别,在创作上表现出了缘情与尚绮的倾向:推崇《楚辞》,以遣悲怀,并用它营造出了诗歌中的文化情境;宗法《文选》,缘情尚绮,欲于近体诗歌之外另辟新体;取道古雅,力求自然,以炼就天然奥美的诗歌品格。湖湘派诗人虽严守古法不变,所追求的则是出于《骚》心《选》旨,而达于典雅自然的诗歌境界,其"缘情"、尚"绮"之风预示着近代诗歌领域主情思想的兴起与对审美精神的追寻。     

七月诗派的现代主义特质

在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中,具有现代主义特质的诗歌仅占他们作品总量的一小部分,数量虽少,质量却是上乘的.这些诗有着明显的现代主义特质,诗人们对存在的质疑、对生命意义的探问、对人的异化现象的思考,都体现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化精神.在七月诗派的作品中,诗人们对现代主义艺术手段的运用是娴熟而自觉的,也是丰富而多样的,这些艺术手段有的是贯穿在诗作的整体结构中.     

元和讽谕诗之儒学指向及文学史贡献

元和文学堪称唐代文学的第二个高峰.表现在诗歌领域,其时形成了一股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涌现出讽谕诗派作家群.讽谕诗派作品的儒学指向主要体现在维护大一统政权、民本思想、深沉的忧患意识、贯彻儒家之"诗教"等层面.该诗派继承并发展了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开创了浅切平易诗风一派,提高了古典诗歌之叙事艺术及促进文学大势由"雅化"向"俗化"嬗递,在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     

论象征诗派与"五四"

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中叶接受了象征主义,产生了象征主义诗派;象征诗派产生也有它自己的土壤与环境,它不是逆时代而动,而是"五四"时期的产儿."五四"初期,在中国诗坛上出现了象征主义新诗的萌芽;"五四"低潮时,象征诗派兴起,反映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共同苦闷与怅惆的情绪.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象征诗派成为"异军突起"的一支劲旅,那是新诗发展的必然.特别他们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性,合乎诗歌的艺术规律.自然有些诗过于晦涩难解,荒诞怪异,防碍了它的发展.到了三十年代,象征诗派被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所代替,也是新诗发展的必然.     

论陈邦彦的“雄直”诗风

陈邦彦是明末清初岭南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民族英雄,"岭南三忠"之首,与黎遂球、邝露并称为"岭南前三家",有"粵中杜甫"之称。他是岭南诗派的传承者,他的诗歌既继承了岭南诗派一直以来"雄直"的风格,又影响了"岭南三大家"艺术风格的形成。他的诗歌雄壮豪迈,又多运用赋的手法,抒情上多用直抒胸臆的方法,而且往往在诗歌的结尾卒章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