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三代”诗人的持续性写作

20世纪80年代末期,"第三代"诗歌运动结束之后,基于个人和社会等各种原因,有的诗人选择了放弃诗歌,还有的诗人则选择留守在现场,继续自己的诗歌创作之路。经过了90年代这十年的积累和沉淀,不少诗人在新世纪又返归诗坛,重新创作。他们在新世纪的持续性写作,既可能是对80年代诗歌传统的一种精神延续,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格局的形成和诗歌生态的变化。     

“古为今用”与民族化剧诗的探索——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历史剧热潮,是作家们主动"配合"形势的结果。"配合"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他们的艺术想象与表现,但由戏剧的"写—演—观"的三元生命结构所决定,同时又因为书写对象本身所蕴涵的文化精神的召唤,观念的转化需要经过更复杂的对象化过程,带来了更多的"耗散"或"冲淡"的可能性。一些优秀历史剧的创演,经过艺术对历史"翻案"的再"翻案",取得了民族化"剧诗"探索的显著成就。     

末世之花,淡然之美——尹雪艳与米亚精神层面上的承继关系

在台北这一相同的地域空间中,白先勇和朱天文都被一种"末世的情绪"所牵引,不约而同地先后在他们的作品中抒写了特定时空中新旧两代台北人的生存状态与情感体验,找寻自己的"根"之所在。在他们的寻根之旅中,尹雪艳和米亚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她们尽管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一个是理想幻影的勾绘,一个是同步经验的展演,但在精神层面上却有着一定的承继关系——她们都在争取最大限度地自主掌握自身的命运,寻找自我灵魂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静享一份淡然之美。     

“两路”精神有形载体现状及保护措施

"两路"精神缘于20世纪50年代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修建,其有形载体是中国精神传承的优秀红色资源之一,对红色基因传承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承载"两路"精神的有形载体现状不容乐观,存在被淡化、遗忘、消失的危险。"两路"精神的传承停留在研究层面,未能在现实中形成影响,学者们对"两路"精神有形载体的研究较少,对"两路"精神有形载体的保护性措施研究不足,研究这一问题具有抢救性突出意义。     

论90年代中后期文艺上的一种思潮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明确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推动了又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文艺领域坚持"左"倾观念的一些人耿耿于怀,但与他们90年代初对邓小平理论发展到露骨攻击不同,90年代中后期文艺上的"左"倾思潮具有了新的特点:对邓小平理论大搞"六经注我"的偷梁换柱,以及迂回包抄式否定的翻案手法。其理论武器仍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两个凡是"。     

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文学论争中的生存哲学“突围”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哲学仍然是体现"阶级"、"理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思想体系中所具有的某种"理想主义"特征蔓延于80年代的诸多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其也是一种"伪理想主义"哲学。那么,80年代后期,以某种"非理性"为特征的存在主义生存哲学开始"突围",进入主流文学界,潜意识、本能、虚无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大相径庭的理论给学界以极大冲击,其迅速地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并直接影响文学实践。在80年代政治环境暧昧不明的前提下,其如何能够成功"突围"进入以理性、理想为根本的主流文学界,应该说,80年代初的"现代派"文学论争在此过程中充当了"先锋"作用。     

“精神成人”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大学生是否能够"精神成人",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健康成长。在深入思考"精神成人"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精神成人"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关系。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精神成人"教育的途径应包含发挥大学精神在大学生精神养成中的潜移默化作用、课堂教学对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的作用、社会实践对大学生自我发展和自我磨练的作用、高校辅导员对大学生成人及成才的育人作用、校园文化对陶冶大学生人格情操的熏陶作用。     

沈从文的“五四”情结

沈从文不厌其烦地在各种历史情境中重申他所理解的"五四",其核心内涵是他所论述过的"文学者的态度",主要针对的是作家本身,要求他们做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和守护人。他将自己的文学思想和"五四"精神做了互解,使"五四"成为自己文学思想的支撑点。这种重复性极高的"五四"言说体现了沈从文深层的心理情结,即"过去"情结、"乌托邦"情结和"复魅"情结。沈从文的"五四"情结,集中表征了沈从文的文学思想和精神世界。     

1933年的左翼“新人”:周文的地缘小说(下)

从周文30年代小说的变化可以看出,这批左翼"新人"在起点上更为统一的地缘小说创作并没有发展起来,这与茅盾的创作和批评的影响直接相关,更有他们自身的局限,可见胡风30年代对"客观主义"批评的左翼文学发展意义,他们的地缘小说创作更需要通过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得到真正发展。     

“浮士德精神”新解——“欲望”、“基督精神”及“人性”升华说

从三个方面突破传统对"浮士德精神"的解读:一是"欲望升华说",浮士德奋斗的一生是从"肉体欲望"升华为"精神欲望"的过程,他始终坚持了两种"欲望"的融合,彰显了完整的"欲望精神";二是"基督精神升华说",《浮士德》思想本身超越了基督教神学传统的框架,由上帝的"他救"走向人类的"自救",现出人类对自我力量的认同与信心,彰显了内蕴着的"超越精神";三是"人性升华说",浮士德在追求人性"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凝聚了"自由精神"。最后,探析"浮士德精神"的意义所在,即"揭示了人类永生的希望"。     

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协奏——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嬗变

中外文化语境的不同和中国社会的具体状况造就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特的身份特征和文化内涵,他们既汲取西方文化的营养,又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随着公共空间的建立,在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中,他们借助理性的力量,以独立思考的姿态和与社会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展开对民族、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他们是中华民族特具的生存处境、生活方式及其生存价值和西方现代理性密切交织所孕育出的独特的文化范型。     

傍着“活事件”讨论——“五四”时期湖南报刊“经世致用”精神解读之一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是湖湘士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五四"时期湖湘文化继续得到传承,但在整个中国文化"凤凰涅槃"的新时代,湖湘文化也在传承中得到锻炼,获得新生,实现了与现代文化的对接。在这一历史文化蜕变的过程中,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赋予了这一蜕变以动力、以方式、以特色。从新闻报刊的运作来看,"傍着活事件讨论"是"五四"时期湖南报刊"经世致用"精神十分突出的表现,围绕着"赵五贞事件"和"湖南自治运动"所展开的讨论即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     

“在路上”的修行者——“中间代”诗人的精神成长史

1990年代以来,“中间代”诗人已经在“诗路”上前行了20余载,与他们取得的成就相反,这拨诗人从命名到写作还存在着诸多争议和问题,使其内心呈现出难以排遣的精神焦虑与压迫感.而作为沉潜、内敛的一代,他们面对物化时代的文学生存环境,却以坚韧的性格和不断精进的诗艺手法,守护着诗歌的尊严,为诗坛树立了一面精神风旗.     

精神荒芜的伊甸园 命中注定的死魂灵——薇拉·凯瑟《啊,拓荒者!》的精神生态学分析

薇拉·凯瑟在《啊,拓荒者!》这部作品中鞭挞了奥斯卡、罗、弗兰克之类的小人物,他们贫瘠的、荒芜的、没有生机的、丑陋的精神世界暴露无疑。他们损毁了我们美丽的伊甸园,这些凡夫俗子是命中注定的死魂灵,不断地提醒我们要执着地追求"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和谐共存,要不断地反思自己,把那些肮脏龌龊的思想锁在心灵的大门之外。     

接近鲁迅的巴比伦塔——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争论的反思

鲁迅形象研究的问题,从形而上层面来看,是国民思想自由与民族精神成熟发展程度的衡量;从形而下层面看,是国民实际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策略。从"政治化"进入"人格化"的鲁迅,是民族信仰在社会转型阶段中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多元格局形成的直接结果。民族共同体在戒除了狂热的领袖崇拜与脱离了肤浅的阶级政治"乌托邦"之后,必然面临的问题就是精神的何去何从。在"人"的返回之路上,鲁迅形象建构中出现的"凡人化""恶人化"与"庸人化"倾向,充分地显现国民借助鲁迅走出精神困境却又深陷于精神囹圄的矛盾。     

回归"五四":彭燕郊的诗歌历程

回顾彭燕郊70年的诗歌历程,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精神影响甚巨。"七月"时期,诗人便开始了对鲁迅、对"五四"的继承;其后,在经历了漫长的"炼狱"和"归来"的过渡时期之后,诗人于80年代中、后期明确地提出了向"五四"新诗传统回归的诗学主张,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实现了这一回归。可以说,在诗学追求的层面上,"五四"建构了诗人独特的时间意识,诗人和时间的关系,可以简化、还原为和"五四"、和鲁迅的关系。     

在地市民化:农民工返乡的村庄社会后果

返乡农民工从经济、社会、精神和治理等四个层面对村庄社会产生剧烈的影响和冲击。他们正在挣脱村庄社会的束缚,以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引领村庄,形成"在地市民化"的局面,最终致使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在地市民化"意味着农民在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与城市市民趋同。这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城市化和市民化的状态,是没有城市化的市民化。返乡农民工的"在地市民化"状态,呼唤国家和社会各界从生产生活条件、福利保障待遇、思想精神文化等各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     

“铁军”与茅盾小说中的革命战争——军事史视角下的左翼知识分子精神历程考察

茅盾在《幻灭》和《子夜》等小说中,反复描绘了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派遣"铁军"继续北伐的战斗场景;而《子夜》却并未正面描绘1930年的"中原大战"的战争场面。茅盾小说对两场战争的不同写法,与他本人在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经历有关。也体现了对国共合作时期"铁军"北伐的革命正统性的认可和对国民党"中原大战"非正义性的反衬。而在《子夜》中,三十年代的民族工业家及"铁军"余部,正与当年的武汉国民政府有关。茅盾对他们的悲剧式写作,呈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左翼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左派从一度认可到最终失望的复杂精神演变历程。     

"中生代":当代诗歌写作中的一种"地质"

当代诗歌发展至新世纪初,一批主要是1960年代出生(也包括1950年代末、1970年代初出生)的诗人以其独特的写作渐渐为人所瞩目。当代诗坛也出现了相关的命名问题。从这一类诗人与“第三代”、“70后”诗人迥异的精神背景和写作取向、文本价值等方面思考问题,可以探悉到他们的写作具有不能以历史时间的“代”可以划分的“非代性”,以及无法成为流派、“集体”的成就突出的个人化风格。在此基础上,“中生代”的命名更有其合理性。有意识地运用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地质学名词,表明命名者看重的不是诗人在历史时间中占据什么位置, 而是强调他们的写作状态作为诗歌写作的一种精神和品质。     

论《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文化承继关系

在中国文学史上,《红楼梦》作为古典文学的终点,《狂人日记》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两者之间具有重要的文化承继关系。首先,《红楼梦》伤时骂世,《狂人日记》感时忧国,传承了中国文化的士人精神。其次,《红楼梦》第一次把"情"提高到形而上学的水平,以"女儿"作为理想世界的中心,对传统文化发起天翻地覆的革命;《狂人日记》则弃绝传统文化,渴望以"新文化"战胜"旧文化",把"孩子"看作"新文化"的希望。最后,《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徘徊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前者进行精神探索,后者开始勇猛呐喊,孤独与分裂是他们的共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