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城中村改造中的地方政府角色转换

城中村改造的根本目标是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提高城市整体水平。但一些地方政府错误的角色定位,导致暴力拆迁频现,不利于社会的公正和谐。地方政府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完成自身的角色转换,成为为民服务型政府,为城中村改造的顺利进行提供有效服务。     

银行资本监管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影响

通过构建银行部门模型和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基于银行异质性视角研究了银行资本监管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影响.研究表明:微观层面上,货币政策冲击能有效影响银行的信贷行为,并且在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和大规模银行体系情形下的影响更为明显;宏观层面上,大规模银行体系更有利于货币政策传导,在小规模银行体系和高资本充足率情形下,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不畅,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

近几年,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公众个体日常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往往忽视了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3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对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较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实施较多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政治参与及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在宏观省级层面,经济发展、产业比重合理调整可以激发地区公众平均环境参与行为,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垃圾清运量的增加和PM2.5浓度升高,会促进地区公众平均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农地收益分配体制变革的法学分析

合理的农地收益分配体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励农地的直接经营者经营农地,使农地收益实现最大化;二是农地收益各个主体所取得的收益比例大体适当,符合其收取收益的目的。要想达到这两个方面的目的,在农地经营的微观层面,应该保证农地经营的自愿交换机制及权利保护机制发挥作用,使农地始终由最有能力的经营者经营;在宏观层面,则应体现农地的宏观使用效率,避免农地分散的个体经营可能导致的无效率行为,主要应由政府等公共权力组织介入以实现农地收益的合理分配。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就是农地收益分配体制变革的宏观指向,首先实现城乡之间农地收益的合理分配主要依赖政府等组织的公共权力手段;其次在乡村社会,农地收益的最大化不仅需要农地自愿交换机制与权利保护机制在微观层面发挥作用,还应包括政府等组织运用公共权力手段消除实现农地收益最大化的诸多制度性障碍等内容。     

理论探源与框架分析：加强技术创新的制度激励研究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学者的论述 ,有效的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为了加强技术创新的制度激励力度 ,可以从企业、市场、政府等不同层面出发 ,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同时发力 ,构建一个能有效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框架     

人的现代化与中国行政人格的现代转型

行政现代化不仅仅包括组织、机构、制度等宏观层面的现代化,而且也包括行政人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微观层面的现代化,相比于宏观层面的研究,我国行政理论界对微观层面的关注相对不足.转型时期我国公务员的人格特征表现在价值构成上的异质性和行为取向上的形式主义,而现代性行政人格要求理性、专业、非人格化、创新等品质.因而,在遵循传统与现代互补、中西相结合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分步骤、有层次地推进我国公务员的再社会化工程.     

腐败收益成本比较分析

腐败的实质和核心是政府官员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通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腐败现象的收益成本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无论是宏观层面的腐败还是微观层面的腐败,成本均大于收益,因而在微观上建立惩戒腐败和廉政激励机制、在宏观上完善制度便势在必行。     

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激励的思考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论述,有效的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为了加强技术创新的制度激励力度,可以从企业、市场、政府等不同层面出发,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同时发力,构建一个能有效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框架.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形势下,社会组织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在现实治理实践中,其功能发挥却面临诸多障碍。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的实地调查,从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参与结构、参与方式、参与领域、参与群体等方面,探究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在政府层面、居民层面、自身层面遭遇的现实困境。提出社会组织需要通过政府、社区、居民转变理念,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参与机制,健全监督机制等一系列具体路径来实现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变革中，社区明天更美好

在宏观的层面上看,社区建设正给城市带来一场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革命。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她找到了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新钥匙,由此开拓了中国城市建设的新局面。“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是一种政府与社会共生共长、相辅相成的互动格局。于是,现代社区的内在价值从行政全     

农村土地流转中基层政府行为规范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一些基层政府角色定位不清,行为上的越位、缺位现象严重,成为河南省土地有效流转的重要制约因素.而法律制度缺失、监督机制缺乏和服务意识薄弱是造成基层政府角色偏位的主要原因.因此应该从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基层监管机制,强化农村土地流转的基层服务体系三个方面来优化基层政府行为.     

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以上海为例

协同治理是时代背景下旧城改造的应然模式。通过案例研究,探索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实现路径。参照Ansell与Gash的协同治理模型,通过对上海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构建的初始条件、制度设计、催化领导和协同过程4个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现行的“土地储备”旧城改造模式中蕴含着协同治理成功的若干要件,但是依然存在着政府间协同效率低,社会企业参与渠道阻滞,旧区居民参与水平低等问题。从利益保障、组织再造、运作优化3方面重构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提出完善制度安排、加强府际协同、建立社会企业参与渠道、提高居民实质性参与水平的实现路径。     

简论政府效能与行政文化

政府效能是政府执政能力的外化。影响政府效能的行政文化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不同层面的行政文化对政府效能有着不同的影响，提高政府效能亦有不同的途径。     

政府干预经济思想发展的三个逻辑起点和理论层面分析

政府干预经济思想先后有三个独立的逻辑体系:最早是从国民经济学出发的贸易保护论,之后是分别从微观和宏观层面提出的政府目标论和现实管理有效论。三个体系的逻辑层面不同反映的是经济层面的不同,最终是政策层面的不同。了解政府干预思想的演变史对我国建立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基层政府中的“留痕形式主义”行为：一个解释框架

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提出一个解释框架,对过度留痕的“形式主义”现象形成的原因进行考察。地方层面上,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格局下,下级政府要为上级政府发射信号来表明自己完成任务,从而为上级政府认可工作成效提供佐证,以规避政治风险。这一逻辑诱发了官员的“表面应对”行为;中央层面上,十八大之后中央权威急剧强化,各级政府强调落实,体制遂通过层层监督检查,传导压力来保证政策完成,然而受制于交易成本的约束,只能借助技术治理的方式对基层政府进行考核。又因为技术治理存在着自身的限度,导致宏观约束机制只能默许乃至鼓励“留痕形式主义”行为的出现。“形式主义”并不能看作是我们庞大体制中的“弊病”或者“顽疾”,而是政治体系在处理中央和基层两种治理逻辑的矛盾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然表现,背后反映出政府围绕技术治理所展开的调试过程,表明政府内部正处于探索一条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可实现路径的尝试之中。     

委托代理视野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原因及其矫正

从现代官僚制建立以来,政府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不断发生,政府行为变异现象也随之产生。现有研究认为地方政府行为变异是因为财政分权、制度缺陷以及机制误导等所致,而以委托—代理为分析工具,可以看出政府的价值引导偏差、行为预期误导以及关系模式紊乱才是政府行为变异更为根本的根源。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法律规则改进、政府绩效评估标准调整与协同监督机制完善等被认为是政府行为变异矫正的有效路径。因此,需要从央地关系、法律规范、评估机制、监督机制层面入手,完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实现政府有效治理。     

基层政府中的“留痕形式主义”行为：一个解释框架

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提出一个解释框架,对过度留痕的“形式主义”现象形成的原因进行考察。地方层面上,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格局下,下级政府要为上级政府发射信号来表明自己完成任务,从而为上级政府认可工作成效提供佐证,以规避政治风险。这一逻辑诱发了官员的“表面应对”行为;中央层面上,十八大之后中央权威急剧强化,各级政府强调落实,体制遂通过层层监督检查,传导压力来保证政策完成,然而受制于交易成本的约束,只能借助技术治理的方式对基层政府进行考核。又因为技术治理存在着自身的限度,导致宏观约束机制只能默许乃至鼓励“留痕形式主义”行为的出现。“形式主义”并不能看作是我们庞大体制中的“弊病”或者“顽疾”,而是政治体系在处理中央和基层两种治理逻辑的矛盾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然表现,背后反映出政府围绕技术治理所展开的调试过程,表明政府内部正处于探索一条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可实现路径的尝试之中。     

论政社关系视域下的治理现代化——基于4类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需要重新思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以增加政府合法性和增强社会活力。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四类群体性事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强政府与弱社会的关系格局只是宏观的概况,微观上则呈现为具有自主性、自利性和独立性的强势基层政府与弱势的社会,正是因为基层政府的强势,而引发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因此,政社关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应从治理行为、治理主体、治理机制、调解层次以及考核评估等五方面着手。     

共识与分歧:转型期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研究综述

学术界对当前我国越来越严重的失地农民利益表达问题予以了高度关注,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成果的梳理发现,研究者的观点共识和分歧并存。共识主要体现在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原因、利益表达方式、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倾向及其行动选择机制层面上,分歧则主要体现于研究视角差异化背景下如何重构有效和有序的失地农民利益表达机制问题上。建议未来研究在微观层面应关注失地农民行动策略选择的动力机制,在宏观层面应关注整体性政策组合的建构,以推动对失地农民由非制度化到制度化利益表达的转向。     

广州连锁零售业基层员工流失原因分析

基层员工流失问题日益困扰连锁零售业。本文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广州连锁零售业基本员工流失的原因。认为宏观经济影响与零售企业自身的管理落后是引起基层员工流失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