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县为主”的项目供给模式及其意外后果

国家与近9亿农民如何打交道,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县为主”的项目供给模式中,国家资源的输入并没有转化为乡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反而围绕着项目制形成了县乡村利益共同体和私人治理秩序不可逆的格局。这导致基层政权面临合法性危机和治理性危机的不良后果,大量社会矛盾不断上移,体制不堪重负。科层化、专业化分工的县及其职能部门不是直接对接乡土社会的有效基层治理单位,建议将“以县为主”的项目制调整为“以乡村为主”的项目供给模式,建设一个具有强大基础能力的乡村基层组织。     

“乡财县管”改革的公共治理效应与完善对策

"乡财县管"在规范我国乡镇财政收支的同时,也改变了县乡政府权力结构和管理体制,从而表现出了丰富的公共治理效应。我国需要适时把财政体制的改革切换到我国行政体制的完善,改进我国政府的乡村治理策略和管理方式,推动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良性转型和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     

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困境

乡村治理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农村现代化课题,随着农村后税费时代的到来,新的乡村治理问题也开始出现,转型期的中国农民迫切需要基层政府履行其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职责,但从收粮催款中解放出来的乡镇政府却陷入了职能转换迟缓、公共产品供给艰难、粮食安全生产危机的困境,这些困境也进一步使乡镇政权面临新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论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的乡村社会治理

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省先后根据《县组织法》和《县各级组织纲要》，对乡村基层政权进行建置，对县以下乡村基层政权实行自治。但由于晚清以来尤其是民国初年以来乡村政权的混乱和失序，加之抗战的战争环境，各级乡村政权虽然逐步建立，但乡村自治始终未达至预设目标，乡村自治的效果差强人意，甚至在薛岳主政湖南后以军队中的中、下层军官充任乡、保长，使得湖南乡镇、保甲基层政权具有“准军事”的色彩。与此同时，在乡村建设方面，湖南地方当局推行了农业改良、农村合作事业、乡村教育以及改良水利设施、普及乡村卫生等工作，使乡村面貌发生某些变化，但由于对高度集中的地权缺乏根本的治理，加之战时的困窘，民国时期湖南乡村社会治理效果甚微。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漠视"现象解构及其破局 ——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

农民治理参与缺位是影响乡村振兴进程的重要障碍,解析农村治理中的农民参与不足对改善乡村治理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积极意义.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基于"基层(乡镇)政府-农村-农民"整合分析框架解释农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漠视"现象.结果表明:农民"漠视"本质是农民治理参与不足、意愿不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政府层面,基层政府治理悬浮、功能缺位,导致行政动员能力不足;农村层面,农村转型期空心化,治理机制(利益、情感和规则)不健全,导致治理能力不足;农民层面,农民进城、精英缺失,缺乏收益分配和利益关联机制,导致村民参与不足.破解该问题关键在于夯实基层政权建设、提升政府权威及其行政动员能力,健全乡村自治体系、提升自治能力,培育治村能人弥合治理结构洞、构建村民利益联结机制等.     

中国农村治理体制:检讨与创新

本文对我国"乡政村治"农村治理体制进行了历史检视,认为这一体制的实际运作主要存在着"村治"流于形式、"乡政"合法性不足、农村治理陷入困局等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其体制性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农村治理体制的总体改革思路,即以村落社区自治为基础,重建农民公共生活共同体;以乡镇官民合作为主旨,重构乡镇权力结构;以县政服务转型为核心,重塑"以县为主"的农村治理体制。     

乡镇分利秩序的乡土逻辑:基于西部Y县的调查

基层政府的共谋行为已逐步演化为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乡镇政府通过参与分利秩序的构建来应对上级政府的压力型体制,由此导致基层政权的乡土实践偏离国家制度文本的惠农初衷。西部Y县的乡土经验表明：分利秩序根植于基层政权内卷化、乡村人口空心化和农民利益边缘化等交织的复杂生态,是促成分利联盟透过制度异化实现利益均衡的隐性规则。分利秩序不仅割断国家供给与农民诉求,还弱化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要打破这种非理性的资源配置规则,一方面必须对乡镇放权赋能,平衡其权力责任关系;另一方面还要将农民组织化,让农民成为乡镇治理的重要力量,以实现西部乡镇的合作治理。     

县乡基层政权整体协同性改革思维的学理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乡镇改革的成效不彰,源于改革思维和方式的"贫困"。实践证明,乡镇存在的问题其实质在乡镇之外,单纯依靠层层下达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进乡镇改革,根本无法解决乡镇自身的问题和乡村治理的乱象。乡镇改革应从基层政权建设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高度出发,本着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思维,将乡镇和县政视为一个子系统,县乡基层政权视为一个大系统,统筹谋划农业综合改革。最终使乡镇政权成为一个领导有力、治理有方、责权利一体的高效率的组织结构,并藉此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乡财县管”:理论视角与经验反思——一个跨学科的探索性研究

作为我国基层财政体制的一项重要变革,"乡财县管"的制度设计与体制悖论,凸显了其理论预设与制度实践之间的张力,使县乡财政关系的重构成为一个永恒的议题。本文从财政社会学、制度经济学和财政政治学等理论视角,梳理"乡财县管"的研究现状,开展跨学科的探索性研究,这对于反思"乡财县管"的理论进路和实践历程,总结"乡财县管"试点地区的经验教训,科学预测其未来走向,从而更好地为该项政策向全国推广提供理论准备与参照样本,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

作为我国最基层的政府组织,乡镇政府直接承担满足民众对公共服务的多元化需求,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我国乡镇公共服务供给仍然存在职能不清、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模式单一和质量不高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政府间财权和事权划分不均、竞争机制相对缺乏、考评机制的偏狭和民众参与不足所致,因此,应该准确定位服务型乡镇政府的治理职能、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多元治理、完善乡村公共财政体制、健全公共服务绩效监督评估制度、发挥农民需求主体的积极作用,从而使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试论乡村社会灰色化现象

乡村社会灰色化是当前乡村治理危机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研究在初步探讨了乡村社会灰色化的特征和原因的基础上,提出遏制乡村社会灰色化趋势的对策:一是强化乡镇基层政权;二是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三是重建村庄共同体。     

“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本质是什么,其实践运行逻辑如何展开？围绕这些问题,学术界从乡镇政权的性质与运作,乡村关系与乡村权力结构、乡村自治与治理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这一核心概念,以此强调该组织社会服务、社会管理职能的退化,自利性、赢利性和掠夺性动机的增强。这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社会秩序的混乱,导致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失。因此,当前农民面临的困境依然十分严峻,农村社会面临新的治理危机。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西部乡村治理结构探析

目前关于乡村治理结构的制度选择方案,基本不适合西部地区农村的现实。西部乡村治理结构改革应以乡镇机构改革为切入点,变精简机构为改革运行机制,将发展经济的职能从基层组织中剥离出来并上移到县和下移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使村民自治达到行政化和自治化的统一,从而形成"县统筹、乡执行、村自治"的治理结构。     

富人治村: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学考量

近年来中央把"双带双培"政策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主导方针,"富人治村"成了基层政权、农民、富人三者基于自身利益,在乡村治理的互动与博弈中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合谋行为。与依靠乡村内生性力量实现的国家集权简约治理下传统的"乡绅治村"相比,可以说"富人治村"在主体合法性、主体产生机制、主体治理行为上已经丢失了儒家文化的使命感。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他们的治理行为也将农村基层治理带入到村庄权力场域的结构化、村庄治理私人化、基层政权权威弱化的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可通过以下途径:构建完善村民自治法律,规范基层选举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管理监督机制;培养和提升"富人"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培育村民民主意识,推进基层村民自治。     

税费改革后我国基层干群关系的现状研究——基于河南11个行政村的实证分析

税费改革促进了我国基层政权职能的转变,县乡村三级利益共同体逐渐解体,村民自治也不断创新,从而使20世纪90年代紧张恶化的基层干群关系得到缓和。但与此同时,我国农村仍然存在着农民对基层干部缺乏信任并在行为上冷漠疏离的现象,其原因在于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普遍存在的消极行为。基于这种状况,应以基层治理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基层民主的切实推进为关键点,从根本上促进基层干群关系的和谐与基层政治的稳定。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镇社工站的“悬浮”困境与破解之道

近年来,为减轻基层政府治理负担,激发社会治理活力,在相关政策引导下购买社会服务引进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成为当下基层乡村治理新方式。基于M市6个乡镇社工站的调研发现,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由于治理任务与行政负担并存,乡镇将一部分繁重的行政负担转移到乡镇社工站身上,任务转移并未实现权力下放,基层政权仍“悬浮”于乡村治理之上、基层服务也“悬浮”于村民之上。由于乡镇社工站缺乏治理自主权,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较依赖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呈现出“脱嵌”的乡村治理形态。因此,本文提出通过数字化技术嵌入乡村治理体系赋能乡镇社工站,以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破解当下乡镇社工站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资源悬浮与服务悬浮困境。     

中国乡制的历史沿革与启示

当代中国乡制渊源于传统中国社会的乡里制度,发展于民国时期的乡镇自治,经过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累积,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确立。传统社会的乡总体上看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正式基层政权建制。1928年国民政府《县组织法》及其后的＂新县制＂确立的乡镇自治打破了中国古代行政以县为最基层的制度,使乡镇在法律上成为具有自治性质的国家基层行政机构。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乡正式确定为国家的农村基层政权单位,标志着当代中国乡制的初步定型,其后又经历若干变迁,在1982年宪法得到确立和完善。新时期乡镇体制改革必须充分挖掘传统中可资借鉴的遗产,认真总结现阶段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积极稳妥地将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引向深入。     

从资源控制到资源回馈——基层政权的乡村资源管理模式之变迁

基层政权的乡村资源管理模式是指基层政权对于乡村资源占有、配置和运用的特定模式,主要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决定。改革之前,为满足国家推行计划型赶超战略的需要,基层政权对乡村资源形成了总体性控制的管理模式。改革之后,国家逐渐放弃计划型赶超战略,转而实行市场型比较优势战略,基层政权的乡村资源管理模式也从总体性控制演变为有限化控制。而在"新农村建设"战略提出后,基层政权的乡村资源管理正在从管制型的资源控制模式转向服务型的资源回馈模式。     

“乡政”与“村治”的博弈过程及其关系调适

20世纪80年代,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政社合一、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解体,乡政村治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形式,即国家在乡镇设立基层政权,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但不直接具体管理基层社会事务;在乡镇以下的村设立村民自治组织即村民委员会,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乡政村治格局的形成,是乡村治理的一种新探索,二者应该形成一种优势互补,在各自管理职责之内,形成推动乡村治理不断前进的良性互动。然而,乡政和村治却形成了一种博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每每产生不协调乃至冲突,阻碍了基层民主的发展和乡村的有效治理。通过分析乡政和村治争取控制和自治的动态过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理顺乡政与村治关系。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合法性资源的变化及其分析

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合法性资源经历了从依赖意识形态教育、领袖权威崇拜、经济绩效到民主建政的历史变化过程,成功地将短期可变性权威资源转化为理性的制度化型权威资源,巩固了党和政府在基层的权威地位.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建设的核心在于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将农村基层治理纳入到民主化的轨道,不断增强基层政权的民意基础,这是建国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建设的基本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