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我国邻避冲突的发生机理及成因——基于对什邡群体性事件样本的分析

近年来,以环境保护为主要诉求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其中以公民因反对带有明显负面影响的公共设施或工业设施选址与建设而导致的邻避冲突尤为突出。从事件表面来看,邻避冲突是政府、潜在污染企业和公众之间利益矛盾激化的结果。从深层来看,负外部性、风险感知偏差及风险分配不公是引燃邻避冲突的现实性诱因,精英决策模式下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渐微是诱发邻避冲突的体制性根源,脆弱的社会心理环境则是引发邻避冲突的助推器。     

邻避冲突的生成与化解：环境正义的视角

作为一种环境社会事件,邻避冲突直接关涉的是环境权益处理的妥当与否。只有从环境正义的视角出发,才能得出对邻避冲突发生原因的深刻认识;也只有做到对居民环境权益的公平对待,才能实现对邻避冲突的科学治理。公民环境权界定不清晰、环境利益分配不平衡以及环境要素使用不符合程序规范都可能引起邻避冲突的发生。而要想从根本上防范邻避冲突的发生,必须将环境正义原则贯彻到邻避冲突治理之中。首先,通过对公民环境权利的明确实现环境承认正义,做到环境使用的有法可依。其次,通过环境利益分配的均衡实现环境分配正义,消除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影响。最后,通过决策模式的科学化走向环境程序正义,减少环境权益纠纷的发生。     

邻避冲突基本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摘要］邻避冲突是成本效用分配不均衡的邻避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所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它的形成与发展是公民权利意识发展、政治空间默许与鼓励、现代科技知识发展与环保意识兴起交互作用的结果。虽然批评者批评邻避冲突是自私自利的情绪化反应,肯定者认为邻避冲突是公民争取环境平等权的环境正义运动,但从公共利益悖论视阈出发,邻避冲突的经济学本质是公共利益悖论现象的集中体现。邻避冲突具有独特的内在特征,它起因于邻避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根据邻避设施类型对邻避冲突作出类型界分,对邻避冲突治理至关重要。     

“一带一路”海外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的发生机理与防控策略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日益增多,围绕这些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产生的邻避冲突呈现多发态势,并对项目建设、“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和我国与东道国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一带一路”海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经历了一个从邻避风险产生到风险积聚,最后到风险爆发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项目建设和运行中的不规范现象、项目公共关系意识和能力的不足、项目建设背后的复杂政治博弈以及国外媒体的长期污名化宣传等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一带一路”海外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的治理存在冲突场域的异域性、冲突性质的复合性、冲突主体的多元性、冲突方式的极端性等难点。基于此,应该整体着眼,综合施策,采用涵盖国家间—国家—企业—媒体与社会的多层、多元冲突防控策略。     

邻避冲突化解中的政治吸纳与制度嵌入

邻避冲突是由于垃圾场、高速公路、殡仪馆等公益性设施的修建所引发的、设施周边居民基于邻避情结、旨在阻挠设施修建的抗争。基于邻避决策的现状,邻避冲突的困境通常体现为非理性的邻避诉求与政府“非邻避化”的处置方式。政府与居民的互动实践表明,政治体制吸纳邻避冲突与邻避冲突的制度嵌入,将有助于邻避冲突困境的化解。     

环境正义视域下邻避运动的本质、成因与治理

环境正义理论源自对邻避运动的研究,是认识邻避的根本视角.从邻避于与环境正义关系入手,将邻避运动的本质界定为居民争取环境平等权的环境正义的运动,分析其合理性来源即居民基本环境权并藉由此批判极端环保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邻避理论.将邻避运动的成因归纳为居民环境权利的界定不清、认同缺失致使承认不正义问题出现;成本与收益分配不平衡致使分配不正义问题出现与决策模式黑箱化致使程序不正义问题出现,进而从明确居民环境权边界,实现承认正义;引入多元化补偿手段,实现分配正义;重视邻避设施建设各阶段,实现程序正义这三个维度探讨邻避运动治理路径.     

社区利益协议视角下邻避项目信任危机与应对

近年来,我国邻避项目不断爆发信任危机,究其原因是邻避项目的负外部性、信息不透明、企业的逐利性和公众对邻避项目认知缺乏。社区利益协议要求信息公开、平等沟通、互利合作使其对化解邻避项目信任危机具有优势。我国已经具备引入社区利益协议的基础,但在协议的适用范围、社区利益代表、内容和政府定位等方面还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我国社区利益协议的制度建设需要合理界定邻避项目和相关公众,明确社区利益协议适用范围;设置科学的公众利益代表机制,确保公众利益的实现;将政府定位于服务者和监督者,保障社区利益协议的签订和实施;引入第三方组织参与,推动社区利益协议的专业和公平。     

邻避冲突网络动员路径解析及安全机制构建

网络社会的到来给邻避冲突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土壤。网络动员成为邻避冲突大规模爆发的重要助燃因素,冲击着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格局。文章遵循斯梅尔塞价值累加理论框架并尝试对其加以创新,通过研究典型案例发现:邻避冲突网络动员偏好沿“邻避设施决策—网络媒介环境—社会结构张力—目标追求趋同—网民判断相似—社会控制弱化”这一路径演化。文章构建起包含“舆情预警、多方互动、制度约束、执行反馈”在内的网络安全机制,进而有效防范管控邻避冲突网络动员向现实冲突转化。     

邻避冲突与中国的环境矛盾——基于对环境矛盾产生根源及城乡差异的分析

当前我国的邻避冲突不断爆发,对邻避冲突的研究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它难以应对目前中国所遭遇的环境矛盾:从邻避冲突的诉求目标而言,它的局限促使其仅能保护当地免受邻避设施的直接危害;从邻避冲突的产生条件而言,这种抗争行动难以适用于乡村地区。结合我国环境矛盾的生产机制以及环境矛盾的城乡差异,可以认为邻避冲突对于城市地区环境矛盾的解决容易推动邻避设施向乡村地区转移,进而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环境矛盾。为此,解决当前中国的环境矛盾需要城乡一体化意义上的环境改革措施。     

功能论视角下邻避冲突的治理实践与框架构建——基于典型案例的经验

正确认识并科学治理邻避冲突,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好重大风险防范化解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功能论”视角,不难发现,我国现阶段邻避冲突治理中既存在忽视型治理、粗放型治理等不当策略所导致的负功能,同时也呈现出长效化治理、多元化治理等方式所激发的正功能。有鉴于此,应进一步反思和优化邻避冲突潜伏期、爆发期、蔓延期、恢复期等各个阶段的治理理念和具体措施,力求实现平抑冲突治理负功能、激发正功能的目的,化“治理难点”为“治理拐点”,实现“威胁”向“机会”的逆转。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环境邻避冲突化解路径

环境邻避冲突的实质在于环境保护领域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的运用与行使,需通过法律形式予以和平合理化解。城市规划作为环境邻避设施选址或建设决策的法律形式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应以提升规划决策理性为目标,通过塑造专家、大众与政府的法律形象以增进各主体间的信任与理解,最终达成最优城市规划方案,因而成为化解环境邻避冲突的制度路径。     

邻避问题的发生、症结及其破解——H省S镇变电站建设案例分析

基于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通过聚焦H省S镇变电站建设从遭遇阻力到顺利完成的变迁历程,构建“风险感知—价值失灵—民主协商—价值实现”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以解析变电站邻避问题的产生原因、存在症结与破解路径。研究发现：民众的风险感知差异与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是邻避问题发生与演化的根源;协商沟通低效与公共价值失灵是邻避问题存在的症结;地方决策模式的转变是邻避冲突缓解的拐点。风险沟通、民主协商、利益补偿是邻避问题得以破解、公共价值得以实现的三大工具,而民众的有效参与和官方的积极回应是促成三大工具产生协同效应的关键。     

技术路径嵌入:邻避运动治理反思与路径拓展

邻避运动的治理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传统的治理思路大多是基于利益补偿的“市场路径”,或是基于公众参与的“回应路径”。通过对R市10年核电历程的调查发现:传统邻避治理路径应对风险集聚类设施引发的邻避现象时,公众的“经济理性”和“价值观念”的交织会使市场路径失去成效;而“权力惯性”与“权利抗争”的互构也会导致回应路径陷入歧途。其失效的深层逻辑在于:目标趋利化和主体单一化使传统治理路径无法有效应对预期损失较高的“风险集聚类设施”。鉴于此,提出基于目标重塑和主体重组的技术路径嵌入到传统治理机制中,针对不同类型的邻避设施采取不同的治理路径,以找回“邻避”有效治理的最后一块拼图。     

基于公民参与视角下邻避冲突的应对研究--以广东省茂名市PX项目事件为例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公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社会冲突也不断增加。随着民众民主维权意识和环保意识的增强,邻避设施及其引起的邻避冲突也成为了比较严重的公共问题,缺乏有效公民参与是邻避冲突发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笔者以广东省茂名市的PX项目引发的冲突事件为例,从公民参与的角度分析了茂名市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并且提出了邻避冲突应对的具体相关建议,即培养公民树立正确的参与意识、完善公民的参与方式、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加强公民参与的法律制度建设,强化相关司法保障。     

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识别研究——以上海市公共交通类邻避冲突为例

在综述城市邻避风险认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文献法初步筛选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并将其细分为主体、客体、情境三个类别共20个指标。运用德尔菲法对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进行二次识别,将其调整为经济、社会、环境、身心健康4个一级指标和8个二级指标。对上海市迎春路地铁站选址事件附近居民的风险认知进行半结构性访谈,进一步确认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专家识别的结果。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治理探析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邻避冲突事件呈现多发、频发态势,这已严重影响了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治理方式已不适应,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前复杂的邻避冲突问题。转变治理方式,运用治理理论,充分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邻避冲突问题,应是解决邻避冲突的破局之道。     

Not on my block you don't:Facility siting and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compensation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加快,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已迈入崭新的阶段;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孕育着不可控的风险与危机。在世界各地,因为环境问题而引发的邻避冲突现象日益增多并呈现出常态化之趋向。以宁波PX事件作为个案,剖析邻避冲突的社会背景、具体成因及其可能导致的现实危害,厘清地方政府在邻避冲突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缺陷,继而从预防和化解邻避冲突的视角提出促进邻避冲突治理的制度构建。

     

“缺席”抑或“在场”？我国邻避抗争中的环境NGO——以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为切片的观察

围绕“我国邻避抗争中环境NGO究竟是‘缺席’还是‘在场’”这一理论与实践争议,对5家垃圾议题NGO在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中的行动进行持续观察与剖析,认为可将其策略解读为“缺席的在场”。即有异于西方邻避运动中环保组织的激进角色,我国大部分环境NGO的确“缺席”了对抗争的直接组织与推动,尚未成为公民环境维权的引领者和动员力量,但若放眼邻避抗争所依存的整个环境治理链条,很多组织则已具有显著“在场性”。其经过“获得—拓展—展演”三个阶段,成功实现从抗争中“孕育”与“脱胎”,并依循“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完成对冲突治理的“反哺”。这一发现对我国邻避风险应对、环境困局破解以及社会组织的培育等可提供有益启示。     

邻避冲突治理：权利困境及其超越——基于环境公民权视角

邻避冲突是围绕生活环境而争取权利和利益的社区实践和环境运动。这一冲突过程生成的环境权利维护与公民责任外推的道德困境、重利益诉求轻环保理念的转型难题以及生活环境与社会发展的优先性问题,既构成“邻避冲突”权利困境的三个维度和邻避冲突双方三种差异化理念,也为治理“邻避冲突”提供了可能。而走出“邻避冲突”及其权利困境,需要在融合“邻避冲突”双方理念的基础上达成三种实践转向,即环境权利与公民义务平衡、利益诉求与环保理念同构、社会发展与生活环境共进。     

邻避冲突参与动机及其治理:基于三种人性假设的视角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邻避冲突作为一类特殊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在我国频繁发生。基于"经济人"、"政治人"、"社会人"三种人性假设,可以发现公众参与邻避冲突的动机。相应地,只有居民的经济人、政治人和社会人的人性诉求得到合理的回应,才能有效地化解邻避冲突。而利益补偿机制、决策参与机制、社会信任机制及社区化解冲突机制将有效地回应公众的人性诉求,是治理邻避冲突的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