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心理机制的差异性与反映生活的不同取向——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认识

“艺术乃心灵之物,这意味着对艺术的任何科学研究都将是心理学的,它虽然也可能涉及到别的学科,但心理学总是必不可少的。”——M.J.弗里德兰德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欧洲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又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自觉地以“文学应具有科学真理的精确性”作为创作的最高理想,文学必须“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是他们创作的基本原则。然而,文学是精神的产物,“只有通过心灵而且由心灵创造活动产生出来,艺术作品才成其为艺术作品。”因此,由于作家的个性、心理素质、精神品格的不同,批判现实主义潮流中的不同作家,在“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按理,对于此类文学现象的认识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亚里斯多德早就指出过:“由于诗人个     

关于文学批评的思考

<正> 一九八五年,是我国文艺批评工作空前活跃的一年,文学批评方法的讨论,导致文学观念的思考,这对于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型的思维方式,探讨变革中的文学观念和文艺理论,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文学观念的探讨中,人们已注意到过去对功利性强调过多而忽略了审美价值的问题,提出要重视文学审美价值的认识和追求,要求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来认识和研究.文学观念的变化必然引起批评观念的变化,作为一门有艺术生命的科学,文学批评应该对作家的创作和文学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中国现代散文的文化特征谫论

现代散文中不同作家的“文化生命理想”的出现不仅使现代散文与古典散文的精神倾向划清了一定的界限,也在文化的框架中更符合现代文化人的文学样式选择和人生“自我”的价值目标;作家性格、气质的个人化、客观化也是现代散文不同的创作实践中的种种“情感偏向”获得充分发展的关键之处,尤其在能动反映现代作家的自我意识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现代报刊杂志的商业性运作机制已经贯穿于现代散文的生产和消费的许多环节,尤其是现代报刊杂志的市场化、大众化的情感“趣味”、艺术形式的追求与现代散文创作态势的变革的特殊关系令人关注。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中的误区分析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女性文学始终占据着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潮流,曾涌现出众多优秀的女性文学作家及作品。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女性文学逐渐走向蓬勃之时,女性作家群体中却突然产生了一股“异流”,一部分自诩“前卫”、“先锋”的女性作家们在其作品中充斥着性欲望、性描摹等内容。她们对于女性身体的过度关注及对性体验的细致描绘,又体现出她们在创作中心理的庸俗的逢迎情绪,从而使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走入误区。其实,这些作品已经不是真正的“女性文学”,她们在创作的发轫阶段就迷失了自我,从根本上背离了女性文学展示女性自我价值的要素。     

政治文化与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

在 2 0世纪 30年代政治文化氛围和特殊的文学语境的制约下 ,诸多作家主观上的政治意识的加强或为数不少的作家们为环境所迫而导致的对“政治”问题的关注 ,形成了 3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系列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作家创作动机、创作目的上历史使命感的加强。这带来了 30年代作家文学选择的一系列新的特点。与 2 0年代相比 ,文学创作题材的转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学趋向 ,这体现了 30年代作家在文学题材选择上的政治价值取向。而作家们对题材进行处理的独特角度和独特方式更标示出了作家们的政治眼光。     

李清照主体创作中的自我张扬论略

文学活动是主体的特殊精神领域的活动。当我们试图对主体创作作出某种界定时,我们需要认识创作主体其本质的自我。黑格尔曾说：“艺术对于人的目的在使他在对象里寻回自我。”①那么,李清照在“寻回自我”的过程中其自我表现呢？我们认为,她在“返于自我”中进行了自我...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论后期；‘西昆派”

宋初“西昆派”分前、后两期 ,两期作家的主张与创作不完全相同。后期“西昆派”作家改造“富贵语”而善说“气象” ,突破“台阁体”而力求平淡 ,崇敬杜甫而追寻真诗 ,较之前期作家 ,对优秀文学传统的认识有了突破甚至飞跃 ,在表达艺术上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这些变化 ,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强力影响的结果 ,也是文学与时俱进的必然选择。但缺乏现实精神、以歌功颂德为能事 ,仍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故“西昆体”的最终命运 ,只能是被欧、梅新诗体和欧、苏古文所取代     

关于文学价值论的思考

一 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和文学观念的变革中,可以说内在地包含着文学价值观念的变化。从这种变化的总的趋向看,是由过去的单纯强调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特性和对于社会政治的功用价值扩展到肯定文学的审美创造特性和对于主体精神自由解放的价值,即由传统的文学价值论推进到主体精神价值论。 文学观念的这种变革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和社会变革、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对人自身的重新发现与肯定相联系的。在文学上,一方面由于作家个性的解放和文学主体性的强化,带来了文学的创新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和整个社会对个体、个性、个人价值的日益重视与肯定相联系,文学的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