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贫困农户住房保障及其对策研究——以黑龙江省9县（区）3370户农户为样本

宅基地制度是实现住房保障的一项基础性制度,通过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有助于系统解决贫困农户人员聚集、宅基地取得和建房资金筹措方面的难题,平衡宅基地的住房保障和资产功能之间的关系。文章以黑龙江省9县(区)为调查区域,对样本区域住房无保障贫困农户家庭特征以及现行住房保障措施进行调查与分析,探索如何通过宅基地制度改革解决贫困农户住房保障问题。研究发现:现行住房保障措施存在顶层设计不足、覆盖范围有限、资金压力大以及未充分有效利用存量宅基地的普遍性问题。结合全国宅基地试点改革经验,建议优化宅基地空间布局、构建农村宅基地分类有序退出机制、搭建农村住房及宅基地交易平台、探索建立宅基地置换机制,为贫困农户住房保障提供用地和资金保障。     

基于城乡统筹发展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探析

现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造成土地资源大量闲置浪费、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阻碍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等,提出建立宅基地强制登记、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宅基地有偿使用、实行多元化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方式等制度创新建议。     

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风险防范刍议

立足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顶层制度体系设计要求,中国农村不同地区在具体操作层面探索出了不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典型实践,这不仅为进一步全面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不断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而且为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试点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发挥了重要先行先试的创新探索功能。基于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福建省沙县、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等地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典型试点案例,文章深入分析了各试点地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实施过程中潜在的风险,并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相应的风险防范对策思考。     

土地流转与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的就业变动

不同类型的土地流转对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的就业有着根本不同的影响.在农户间自发的土地流转模式下,土地流转基于村庄中的互惠关系展开,得益于此,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的耕地规模得以扩大,并实现了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家计生活的改善;在以资本为主导的大规模土地流转模式下,土地向资本集中,土地流转的互惠机制瓦解,农村中老年劳动力不仅退出了村庄中的土地流转市场,也逐渐退出了农业生产劳动,从而在整体上处于“半失业”状态,家计生活陷入贫困.因此,土地流转的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到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的利益,选择真正适合中国农村实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土地流转模式.     

黑龙江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问题探索

黑龙江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在总体上 ,应选择以“乡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户”为基础 ,以“合作经济组织 农户”为主导 ,以“政府 农户”为依托 ,以“公司 农户”为补充的多元化模式 ;并建立相应的竞争机制、利益分配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较低,明确表示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城市的仅占37.0％.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其流动范围、流动时间正相关,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经济收入、劳动合同签订、现住房性质、居住证办理、平时主要与谁交往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流入地类型、流入城市规模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农业转移人口在老家拥有承包地、宅基地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因素.为有序推进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还需要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建立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优先推进重点群体落户城镇,形成示范效应.     

新时代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实践考察与制度回应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宅基地制度正经历深刻变革,在宅基地规范管理、盘活利用与保障农民居住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宅基地制度改革复杂且敏感,2019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在宅基地功能定位、权利实现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当下宅基地制度改革既要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又要回应现实挑战,以在促进乡村振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宅基地制度改革应遵循法治要求,在坚守宅基地社会保障价值的同时肯认“房地一体”原则下的经济功能,从落实集体所有权、明晰宅基地初始取得规则,推进宅基地适度流转、健全宅基地使用权消灭制度等方面搭建宅基地制度框架,同时明确规则要点,以回应宅基地制度改革面临的三大矛盾。     

农村建设用地征收中的收益分配与效率损失研究——兼评反对自由流转观点

城市建设用地紧张和中央政府对农用地的严格管控,使得征收农村建设用地成为地方政府获得增量土地的主要方式.现有农村建设用地管理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赋予地方政府垄断征收权和城市一级市场的垄断供给权,被征地农户因此只能获得较少的补偿,而城市土地使用者则要支付更高的土地出让价格.现有的制度安排降低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也减缓了农村建设用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的速度,更不利于推进中国城镇化建设.政府只要做好土地用途规划、 加强使用过程监管、 维护好土地市场良好秩序,农村建设用地自由流转后不仅不会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而且能够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增加包括农民在内的全社会福利水平.     

农村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为实现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最大化,农村建设用地往往以非法方式进入土地市场,从而形成了土地隐形市场。为了规范土地市场,目前我国许多地区都在进行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试点。农村建设用地进入土地市场进行市场化配置是必然趋势。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应完善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土地征用制度。     

面向WTO企业集团组织结构的选择

目前 ,我国企业集团存在着组织形式不规范、发展方向不明确等问题。中国加入WTO后 ,正确选择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迫在眉睫。股份制企业集团是在市场机制协调下 ,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微观基础 ,也是企业集团组织结构的规范化形式。实施股份制改造后的企业集团 ,应采取横向持股和纵向转股两种类型 ,“法人控股、共同经营”、“国家控股、集团经营”、“国家授权、集团公司控股”三种模式 ,达到“一权两分”强化经营权的目的。     

数据信托本土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构建

数据信托模式的本土化应用具有理论与政策层面的可行性基础，近年来，带有数据信托色彩的实践探索也为本土化应用路径之构建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引入第三方机构作为数据信托受托人能够在数据关系中建构起新的平衡，从根本上缓解数据主体与数据处理者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同时通过准入与监管机制确保第三方机构可信、可靠。在明确数据权利作为信托标的的基础之上，以数据权利分置明确其权属，并设置数据要素合理定价确定主体之收益，以满足信托有效设立之确定性要求。在技术层面，利用区块链和隐私计算技术实现确保数据真实性、提高流通透明度等目标，助力数据信托本土化应用的顺利进行。     

江洲镇实施“全保村”的作法与启示

在当前党和政府一再重申要减轻农民负担的大环境下,为了把不仅不是增加负担而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继续推向前进,九江市民政局在今年初研究制订了《九江市实施农村社金养老保险“全保村”目标工作方案》,提出在有条件地区,分阶段有步骤推进一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保村”,并在九江县江洲填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四个村进行了试点.力求通过典型示范,努力探索出一条依靠当地党政领导,以村委会为主体,坚持农民自愿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新路子。一、江洲镇实施“全保村”工作取得成效江洲镇位于长江中心,四面环水,是全省重点产棉区之一,全镇15个行政村,7500个农户,3.5万人,4.2万亩耕地。经过改革开放,这里经济发展很快,具备一定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今年四月份,我们先在江洲镇后埂村进行试点,取得成功后,接着又选择不同类型的九号、蔡州、同兴三个村再次进行试点。取得了很好效果。     

财政支持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财政支持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财政支持的途径主要是厘清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合理确定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重点领域;建立民主参与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体制;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建立“第三方”实施的运行机制;统一城乡税制;统筹兼顾,积极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     

论公法农协：“三位一体”农村合作协会的法理基础

公法农协在国内是首次提出的新概念。为此要区分大农与小农,探索合作组织在不同经济基础上的发展路径,典型表现为欧美模式和东亚模式,亦即专业合作社与综合农协。不仅“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路线日益蚕食或鲸吞农民的利益;简单照搬欧美农业资本家之间的合作模式也不能适应小农社会的基本国情。对于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困境,可以采用“大户吃小户”与“小户吃大户”的独到方式概括。关于综合农协的公法地位,在新型大规模综合性农村合作组织的建设中,农民未必是自发的,但应该是自愿的;农民可能是被动的,但不能是被迫的。至于“民办”、“民管”更不能作狭隘理解,而“民受益”则是需要始终坚持的。最后提出“三位一体”、“条块交融”的农村合作协会十项立法建议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阿马蒂亚?森的赋权增能视角

阿马蒂亚?森的权力贫困观和能力贫困观，为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基本伦理——赋权增能。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实践经验，与扶贫、赋权增能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在赋权增能的视角下，研究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设想了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四条路径：第一，从“外力推动模式”，渐次推进到“内力推动模式”；第二，以精准识别主体需求为起点，定制增权计划；第三，以文化教育服务为基点，推升贫困农民综合素养；第四，以自治经济组织为依托，挖掘脱贫的内生动力。然而，社会工作有效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尚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主要包括：在扶贫体系中的定位和分工尚不清晰，农村社会工作队伍的规模化、专业化、职业化严重滞后，实践中易出现专业融合和文化识盲问题。     

农村商业健康保险的定位及发展模式

商业健康保险是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满足农村居民个性化的风险保障需求以及提供专业化的经办管理服务方面能发挥积极作用。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公共医疗保险居基础性地位,商业健康保险则居补充性地位,两者应协调发展,共同构建我国农村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现阶段,我国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模式包括补充型发展模式、替代型发展模式以及第三方管理模式三种类型,其未来发展模式包括医保合作模式、第三方管理模式,以及最终打造成以健康保障为中心、集医疗服务提供与经办管理服务为一体的农村商业健康保险产业链发展模式。     

论土地保障与社会保障的性质和关系

当前我国农村缺乏完善的现代社会保障服务体系,以及土地天然地提供了一种综合性保障的事实,被一些学者解读为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他们认为,在当前农村政策政策背景下可以借助土地经营权流转等方式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这暗含着土地实际肩负着农村的部分社会保障职能和农民进入社会保障门槛需要以放弃土地权利为代价两个观点。土地的天然保障功能与社会保障之间具有异质性,土地流转带来的保障作用与社会保障之间同样具有异质性。应当尽量排除土地因素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的作用,在“去土地化”的路向上似乎更有助于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新时代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创新实践——广州市花都区“梯面客家嫂”品牌研究

“梯面客家嫂”是新时代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创新品牌,它通过在“客家嫂”群体中设立党支部、成立党员先锋队、设立党员先锋岗,逐步探索出“1+3+N”模式,把“客家嫂”组织成为具有强大凝聚力、影响力和战斗力的巾帼团队,为发挥农村基层党建的引领功能提供了典型示范。本文就“梯面客家嫂”的由来、模式、成效、经验进行初步总结提炼,以期为广泛开展农村基层党建创新提供启示、借鉴和参考。     

农村“小产权房”问题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小产权房”是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而在农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本文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小产权房”存在的成因及法律风险,并提出了如何解决“小产权房”存在问题的对策。     

宪法外的思索:完善我国村级组织机制的大胆构想

<正>我国宪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以其最高的法律效力告知人们一个普通的常识——村不是一级政府,村的组织形式是自治。而笔者却认为,恰恰是这种体制制约了我国村级组织机制的深度发育。基于这种观点,笔者依据我国农村改革的大背景,按照党的十三大基本精神,就完善我国村级组织机制提出一些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