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式托育服务供给:特点、困境与出路——基于广州市F品牌托育园的调查

发展以社区为服务半径的托育服务供给是解决幼有所育的有效方式,而家庭式托育服务是社区托育服务的重要实现形式,探讨中国家庭式托育服务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及其供给方式具有现实意义。我国家庭式托育服务供给经历了从私人自愿供给到自发供给的变迁历程,其具备价格机制下的强排他性、园区拥挤点控制、自建标准等准公共物品特点。目前,家庭式托育服务在注册登记、安全规范、教师建设、外部效应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发展困境。因此,我国家庭式托育服务供给应选择合作供给的路径,明确私人供给托育服务的地位,引导托育服务供给向普惠性质的私人有偿供给转变,加强托育服务规范的政策供给,创造社会协同供给的环境。     

失能老人家庭照顾者的政策保障——基于喘息服务视角

失能老人的配偶、子女等家庭照顾者,为履行看护职责心力交瘁,需要政府制定政策和援引社会支持进行介入性干预。喘息服务可缓解照顾者疲劳,是应对家庭养老问题和社会风险的良策。国家层面要重视喘息服务和家庭政策议题,建构支持网络、丰富服务供给模式、做好照护和医疗转介,让失能老人接受居家照料或机构暂托服务,使得照顾者身体得以休憩、压力被缓释;拓展以社区为主体的喘息服务载体和路径,建设照顾型社区和进行适老化改造,利用智能化手段和护理机器人等提质增效,营造家庭、社区和社会有序衔接的友好照顾氛围;规范喘息服务标准和质量评价技术,促进失能老人照护、养老、医疗机构之间的沟通协作,开展广泛覆盖的社会帮扶、经济支持和心理辅导,提升家庭照护能力、摆脱全天候照顾责任羁绊和降低社会风险,形成恩慈、有爱、恒久的人居环境。     

人口发展与家、国生育目标比较——基于制度的分析

中国人口发展过程中,家庭和国家多有功能性生育目标。总体上,在同一时期,家、国生育目标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近代之前农耕为主时代,由于人口死亡率高,家、国均将多育作为目标,生育制度也表现为鼓励生育。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口死亡率降低,多育模式延续之下,家、国均感受到生存压力,政府的节育、少育政策首先被城市民众所接受,两者形成共识。但80年代初出台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在农村推行受阻,而且多数城市居民起初也难以接受,他们在政策约束之下放弃二胎生育,这是家、国生育目标不一致的重要表现。目前独生子女政策中止实施,民众的生育目标具有多样性。我们应该探寻既使家庭生存质量提高、又使社会与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的路径和对策,而对家、国生育行为和目标进行深入调查和论证才能形成对家、国均有利的政策。     

社会服务供给的合同制治理——基于G市社工服务站发展的历时性分析

乡镇（街道）社工站是我国现阶段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政府购买服务下的合同制治理是社会服务供给治理的核心内容。基于G市社工服务站十余年发展的历时性研究,对合同制治理中涉及的科层约制与横向合作的互动进行深度讨论,解释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和以社工站为主体的社会服务供给的变迁。合同制治理嵌入我国原有的治理体系中,从合同主体设定到服务项目发包、执行与评估,不断与原有的科层体系相调适,力图整合社区资源,激发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我国基层治理新格局的创建。合同制治理已成为我国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治理机制。     

图书馆服务政策体系的制定——基于案例分析的综合研究

目前，国内外关于制定图书馆服务政策的专门研究非常少，国内图书馆还没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服务政策出台，国外一些图书馆和图书馆组织以及国际图联已经颁布了与一些图书馆服务相关的法规和指南，其制定的内容中有许多可以值得我们借鉴与参考。     

关系嵌入性视角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差异化研究——基于C市三种类型服务机构的调查分析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机构成部分,也是基层社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并非只是一个涉及供需关系的市场化服务,其供给过程涉及层级政府、社区组织、老年群体与服务机构等多元主体网络关系的联结和建立。在关系嵌入性视角下,依据服务机构与社区的合作程度和与社区服务的同质化程度,可以划分出补充型、竞争型、合作型三种类型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根据关系强度、关系内容、关系延续性三个维度衡量他们与层级政府、社区组织和老年群体之间的关系嵌入性差异。三种类型服务机构关系嵌入的差异影响着养老服务的实际效果,呈现为低效运转的外形嵌入、缺乏社会性的单项嵌入和难以有效落地的信息嵌入。作为一种复杂的基础性民生服务,公共性与市场性之间的张力表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未来的发展需要一种协同整合机制,实现普惠性与专业性、市场化与智慧化的深度融合。关系嵌入性视角的引入有助于厘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复杂现实,促进其长远健康发展。     

关系嵌入性视角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差异化研究——基于C市三种类型服务机构的调查分析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机构成部分,也是基层社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并非只是一个涉及供需关系的市场化服务,其供给过程涉及层级政府、社区组织、老年群体与服务机构等多元主体网络关系的联结和建立。在关系嵌入性视角下,依据服务机构与社区的合作程度和与社区服务的同质化程度,可以划分出补充型、竞争型、合作型三种类型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根据关系强度、关系内容、关系延续性三个维度衡量他们与层级政府、社区组织和老年群体之间的关系嵌入性差异。三种类型服务机构关系嵌入的差异影响着养老服务的实际效果,呈现为低效运转的外形嵌入、缺乏社会性的单项嵌入和难以有效落地的信息嵌入。作为一种复杂的基础性民生服务,公共性与市场性之间的张力表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未来的发展需要一种协同整合机制,实现普惠性与专业性、市场化与智慧化的深度融合。关系嵌入性视角的引入有助于厘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复杂现实,促进其长远健康发展。     

社区志愿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历程、问题与对策——基于南通市南园义工联合会之个案分析

社区志愿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形成、运作模式及服务内容,都是影响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南通市南园义工联合会是南通市志愿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的典型。通过对此社区社会组织进行案例分析,了解社区志愿服务类社会组织运作及发展历程,可以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历程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形成成长阶段。第二阶段为矛盾冲突阶段。第三阶段为重整成长阶段。在对这三个阶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之后,得出在不同阶段,多方联动,促进社区志愿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的建议。     

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省际差异——沿海地区12省(区、市)城市居民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了全面揭示我国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地区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我们导入能够反映居民基本生存环境效应所得和公共福祉环境效用所得的有关统计指标测定省际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差距.实证结果显示,沿海12省(区、市)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差距明显,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等生活在三大经济圈的城市居民享受了最高的幸福指数,这主要源于其经济所得较高;而沿海其他省份(如福建、广西等)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虽远低于三大经济圈,但这些省份居民的基本生存环境效用所得以及公共福祉环境效用所得较高,且人口密度适当,人均享有的公共资源较为充裕,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与三大经济圈居民之间幸福指数的差距.相对于经济所得的差距拉大效应,公共福祉环境和基本生存环境起到了缩减省际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差距的作用.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模式、机制与发展路径——基于江苏地区的调查

建设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调查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呈现出不同的模式,每种模式有其独特的运作机制。当前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在服务对象界定、养老服务质量、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队伍建设、养老服务标准化等方面存在着问题,必须创新养老服务管理体制机制,积极培育从事养老服务事业的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招公投、奖励补贴等方式,发挥社会组织在农村养老服务中的作用。     

户口、劳动合同影响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的比较分析——基于6省18市调研数据的负二项回归模型

本文运用负二项计数回归模型对问卷调查得到的6省18市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流动的空间范围、流动的时间、就业状况这些变量的情况下,劳动合同签订状况对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项目个数有正向显著影响,户口对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项目个数没有显著影响.这种与人们通常认为户口会影响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项目相悖的研究结论表明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平权状况与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之初相比得到了明显改善,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已经完成了由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之初以身份为依据向目前以权利为依据的转变,这是流动人口社会保险权利进步的表现.未来需要以劳动合同为基础采取措施促进和完善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项目.     

金融发展、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迅速发展成为服务贸易大国,但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整体偏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济转型和平稳增长。以全球主要服务贸易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金融发展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分析金融发展对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服务业开放程度以及基础设施均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呈正相关关系;第二,货物贸易与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三,无论从金融规模还是金融效率来看,金融发展程度都会显著提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