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纳斯责任伦理视阈下的基因编辑技术伦理考量

基因编辑技术作为一项高新技术,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近些年来由该项技术引发的一系列生命医学伦理问题却日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基因编辑技术涉及的安全性问题、社会公正问题和人类基因组的破坏问题对传统伦理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约纳斯作为德国20世纪后半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对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问题有着独特的见解,其责任伦理的预见性、整体性和适度性对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考量具有必要性。基于约纳斯的责任伦理理论,从健全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机制、建立"一票否决"的惩戒机制、制定基因编辑技术相关法律法规三个方面构建了应对基因编辑技术伦理问题的方案,以期推进基因编辑技术的良性发展。     

数字能力鸿沟的法治化弥合

数字能力鸿沟是基于数字生活能力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数字鸿沟,它会引发技术赋权的不均衡性、能力鸿沟的自我强化、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张力以及对尊严和平等价值的消解等深层问题与困境,从而对数字法治建设构成严峻挑战。这就需要遵循普惠公平、共建共享的价值原则,通过提高全民数字素养、加强算法治理、构建保障机制以及塑造数智人文生态等法治化路径,解决数字能力鸿沟带来的问题,将数字能力鸿沟转变为“数字能力跳板”,让所有人都能分享数字社会发展红利,促进数字权利的有效实现和可靠保障。     

大数据时代数字鸿沟的伦理治理

大数据时代的数字鸿沟主要表现在大数据利益相关者之间,并且产生了包括公平、共享、信任、参与和自由等伦理危机.总体而言,大数据时代的数字鸿沟主要是由于伦理制度规范滞后导致的,当然大数据技术的硬件与软件的不平衡发展有关,同时现实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及极端功利主义也是产生数字鸿沟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实现对大数据时代数字鸿沟的有效伦理治理,必须不断完善相关的伦理制度规范并努力弘扬公平参与和协作精神、共享精神、契约精神和人文精神.     

论全球性与人类公共伦理

全球场域“双重结构”中的人类交往,凸显多元行为体的相互建构、共同演化以及共同走向“类的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进程。全球性是这一进程的产物,核心特征是重视人类本位以及人类交往的“非中心化”。开启人类公共伦理讨论,指向的是构建基于全球性的公共性伦理框架,维护全球场域的公共性和多元行为体的合作共存,发展彼此承认、承诺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和集体行动策略。因全球性彰显的“类本质”,全球治理成为推动人类关系“再造”以及人类主体重构的“人类治理”,构建人类公共伦理并推动伦理内化则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以及人类关系重建的组成部分。     

科技时代的伦理思辨

科学技术发展导致的伦理问题日益突出,科技发展产生伦理嬗变,带来伦理发展的自身否定。人们过分地强调对自然的技术征服,而忽视了人类的道德和责任。如何认识科技发展所形成的伦理冲突及其内在规定性,实现科技发展的伦理超越,成为人类所必须关注的课题。     

智能化时代美国老年数字鸿沟的现状与启示

作为全球智能科技的发源地,美国所面临的老年数字鸿沟问题具有代表性。在理论根基上其依然符合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的层次划分,但是在智能化时代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趋势。老年数字鸿沟的产生不是单纯的科技问题,贫富差距的拉大、网络素养欠缺和社会配套不完善是重要原因,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突出。在具体领域中,如医疗服务、心理健康、生活娱乐和公共设施使用中表现明显;在弥合手段上,数字包容、适老化改造和智慧养老的实现是层次递进的解决思路。科技的最终目的是普惠、便利和融合,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和科技向善。中国作为智能科技高速发展的国家,美国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老年数字鸿沟的弥合提供借鉴与启示。     

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基于湖南益阳15个乡镇的调查与思考

作为国家最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是农村法治发展的主导者,其主导法治之难不仅在于立法的缺陷与执法的尴尬,更在于要在一个有着浓厚伦理文化传统的特定地域植入现代法治化治理机制,改变沿袭了几千年的乡村治理传统。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基层法治生态不健康,政府行政的法治化程度偏低;基层政府行政的法律权威面临多重挑战;基层政府行政与村民自治的冲突长期存在;基层干部的行政理念尚未完成法治化转型。     

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与生态伦理的当代建构——基于人之生存境遇的视角

当今社会,生态伦理的重构遇到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强劲对抗,厘清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伦理的关系成为生态伦理重构的关键。生成、发展于＂资本逻辑＂主导的工业文明语境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哲学上力倡＂人为自然立法＂,在伦理学上则是对于＂自然＂的＂伦理剥夺＂,背离了生态伦理之＂和谐性＂本性,导致生态伦理的解体。随着诉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基于＂生态存在论＂的生态伦理应运而生。在人之存在境遇视角下,当今中国生态伦理的重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可能出路规制着其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路向。     

非人类中心环境伦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

非人类中心环境伦理的建立需要在理论上对传统的伦理思想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从历史上人类道德意识发展的趋势看 ,人们将道德关怀的范围扩展到人类之外是有可能的 ;但从道德行为的性质看 ,非人类中心的环境伦理得面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难题。解决这些难题的关键 ,不在于根据既有的伦理原则进行逻辑的推衍 ,而在于人们通过跟非人类生命形式的沟通而建立起与它们的认同。这种认同在程度和范围上受到的限制意味着非人类中心的环境伦理可能也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建立。     

论弗朗西斯·福山对生物技术的追问

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舒适和愉悦的同时,也带来了对政治、社会、伦理等方面的冲击和影响,导致很多人对技术发展的哲学问题、社会问题进行反思、追问和应答.弗朗西斯·福山从生物技术对政治权力、社会结构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生物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担忧,以及对"人之为人""怎么办"等问题的多维度追问出发,提出国家从政治层面规范这些技术的发展和使用的构想.借鉴福山的思考和追问,需要辩证看待科技的作用,超前部署科技发展规划;充分运用科技的正效应,避免陷入技术悲观主义漩涡;全面平衡多元主体的关切,确立技术管制、治理决定权,以实现技术与人类发展和谐共生,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福祉最大化.     

浅谈科技的伦理价值及合理利用

当今时代,科技已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科技是把双刃剑,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在于科技本身是伦理价值中立的,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取决于运用它的人和方法。为了趋利避害,使科技更好的造福于人类,我们应实施适当的社会控制争取对科技的合理利用。     

危害公共卫生罪规制范围的检视与完善——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中心

危害公共卫生罪的保护法益是公众的生命健康，而不是公共卫生管理秩序(制度),明确其保护法益是进行刑法规制的前提。《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扩大该罪的传染病范围，增设行为类型，但是对其构成要件缺乏类型性描述；新增基因科技犯罪，其中非法采集人类遗传资源、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的规制范围符合刑法的补充性原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构成要件缺乏类型性，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一样容易形成处罚漏洞。对危害公共卫生罪规制范围的完善路径：一是采取例示法，实现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罪状的类型性描述；二是合理设置基因科技犯罪的刑法规制边界，权衡好法益保护与自由保障之间的关系。     

《共产党宣言》的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法治是现代政府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共产党宣言》的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法治要义在于它是体现阶级意志性的良法,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变化是法治的生命力,法治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法治全球化助力国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法治理念在当今中国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其当代价值在于恪守以人为本,体现人民意志;坚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构建共同体,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养全球格局,营造法治地球。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技术伦理

风险社会是人类由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由于人类对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导致风险社会的来临,也使风险社会的技术伦理出现严重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强化技术伦理意识,树立社会各个角色的责任伦理,进行技术伦理的不断创新,建立科学的技术伦理评价机制,使技术伦理成为有效应对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     

论法律人的职业伦理建设——以新《律师法》律师会见权和阅卷权虚置化为切入点

修订后的《律师法》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和阅卷权，但在实践中却遭到了侦检部门的普遍抵制，这种现象的形成本质上是司法人员的职业伦理发生了集体失语。原因在于修订后的律师会见权和阅卷权直接影响了侦检部门的整体利益和个人私益，司法人员的职业伦理偏离了社会公义和法治理念，这是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人所不应该有的伦理失范。故应当从法治理念、法学教育和自身教育几个层面上进一步加强法律人的职业伦理建设，这是法治国家成败的关键。     

纳米技术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及其规约机制

纳米技术应用具有正面价值,表现为它引发生产方式的革命与认知的变革,纳米技术应用不当引发生命伦理问题、环境伦理问题、其他社会伦理问题.面对纳米技术所引发各种伦理问题,人类应遵守一定的道德规则和应尽到一定的道德职责,使纳米技术的发展既益于人类又促进生态的平衡.从技术过程论的观点看,伦理对纳米技术的规约是一个动态过程,依据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规约手段和规约机制.在设计阶段主要是由国家委员会进行纳米技术伦理评估;在试验阶段通过技术共同体的伦理鉴定进行规约;在应用阶段通过伦理立法及行业标准的规范来规约;在推广阶段要进行伦理观念的调整,在新旧伦理观念的冲突中,人类应主动进行伦理观念的转变,以适应纳米技术的发展,对纳米技术进行充分的伦理论证,建立起与纳米技术相适应的伦理规范.     

德性秩序的回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学意义

启蒙现代性智识所指引下的世界秩序强调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既有国际事务裁决的道德标准。这种标准更多的是基于政治的或经济的衡量，仅能够反映个体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利益却无法反映个体对于公序良俗、美好生活的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深刻反思了这种理性至上的伦理思维，人类的文明实践指明人类需要兼具理性与德性的伦理基础，全球政治实践需要理性思维，亦需要崇高的道德德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了人类构建公序良俗的“公正世界”的蓝图，有效地克服了启蒙现代性理性至上的伦理思维给予现代人的人文危机，勾勒了人类美好生活的未来愿景。     

大学治理的伦理建设路径初探

认为大学治理是集政治、科学管理和伦理于一体的复杂问题;伦理是大学治理的底色,认为大学治理需要伦理道德引领.大学治理的伦理建设首先要将"法治—德治—真理—幸福"塑造为大学的伦理价值目标体系;其次,要推进大学治理的主体伦理建设,构建大学内部治理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确立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统一关系,保证多元主体有效参与大学决策;再次,要加强大学治理的制度伦理建设,将制度建立在公义基础上,促进大学成员的互信与合作;最后,要以关系理性的思维方式建构大学治理的价值规则,在多元价值之外创造通用的、公共的价值,推进大学的公共价值治理.     

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论述的规则价值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论述,为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基本的规则遵循。规则意识指向方面,应以规则意识取代丛林意识,尊重和维护合理规则的权威地位,按规则办事。规则判断指向方面,应认识到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安排的滞后性,也要承认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存续的现实必要性。规则意涵指向方面,应强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规则平等化、规则民主化和规则法治化,完善规则统一性与规则多样性并存格局。规则作为指向方面,应扩大规则的国际参与度与认同度,充分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从规则指向视角审视和把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重要论述的具体意涵,为新时代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及打造人类共同价值提供理论启示。     

自然能成为伦理主体吗?--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几点质疑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伦理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是自然万物能否成为与人一样的伦理主体,从而具有与人一样的内在价值、权利与尊严的问题.本文认为,正是不合理、非正义的人类社会制度决定着自然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公,正是剥夺者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自然资源的迅速枯竭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看不到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不从社会内部的制度改革和伦理关系的合理调整入手,让所有的人都能享有平等的人性尊严,而热衷于无原则地谈论"生态伦理乌托邦"式的"自然尊严"、"生态中心",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误导,它有可能产生人与动物之间尊严颠倒的现象,而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却无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