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与语用维度的文本阐释约束研究

文章通过数据统计与开放式评论的定量和定性调查方法,以诗歌与小说为研究样本探究了文本阐释的趋同问题。实验结果表明,由于受到语义和语用因素的影响,普通读者在文本阐释上具有趋同性,其中文本语言、文本内在关系、文本主体结构等为来自于文本本身的语义约束,而权威话语的影响和礼貌原则为来自于文本之外的语用约束。对实验的理论探讨表明,文本阐释是语义和语用约束下的不断向读者敞开的开放过程。     

基于潜在语义分析的文本研究

潜在语义分析采用自动的电脑方式来构建以高层次语义空间为形式的知识表征,是一种基于文本研究的有效方法.文章从三个方面描述了潜在语义分析在文本中的使用:原文和概要、对文本进行分类以及测量文本的连贯程度.侧重点是第三个方面的使用.潜在语义分析能够在语篇理解的过程中衡量文本的连贯程度,并已经被证实是一种自动、快速、准确的计算方法.     

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重复与意境建构

前苏联美学家洛特曼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角度强调了重复作为一个重要原则对诗歌的意义。而重复性作为中国古典诗词的重要特征,不仅属于诗歌的形式和结构因素,对诗歌意境的建构也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古典诗歌文本中,词语(言语)在语调、语义、句法、结构等诸多方面的相等(相似)或成对的相等,激活了差异,差异转为对立,进而形成张力,使诗歌文本成为无尽的信息源。平仄、押韵、对偶、重章叠句等重复性因素对意境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其所造成的高度语义结构以及特殊浓度思想,是创造中国古典诗词意境的重要源泉。     

蒙着红布的呐喊─—接近崔健

崔健的歌词／诗歌在形式上的突出特证是语义状态的矛盾性即反讽。本文从崔健文本的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即似是而非、言在此而意在彼、语义的含混性和连续直陈的否定性。作者指出，崔健的反讽不是古典意义上对世界本质的一种负值向度的把握。其反抗的目的仅在于反抗自身，从而使自己成为某种程度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尽史本文拒绝对崔健的歌词／诗歌的艺术成就作出较高评价，但作者以此为契机，建议批评界把流行歌曲当作当代通俗诗歌加以严肃的探讨。     

英诗语义分析中主述位理论的应用

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主述位理论分析一首英文诗歌,探讨主述位理论在诗歌语义分析中的应用价值。从主位述位理论入手,以英国诗人Wordsworth的诗“Iwanderedlonelyasacloud”为例进行分析。诗歌的语义特征可以从主述位结构,以及与之有关的主位推进模式得以体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领会诗歌的意义。     

数字化时代的英诗文本与大学的英诗教学

"文本"是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以英语诗歌文本为中心,对文学研究中"文本"这一概念在数字化时代的变化所进行的考察显示,数字化技术改变了传统的文本概念,文本的准确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等传统特点在数字化时代受到挑战,文本的数字化技术对阅读和人文学科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目前国内英语诗歌教材的编写形式,还带有浓厚的印刷文化时代特点,有必要根据数字化时代提供的新资源和新思维加以改进。积极利用文本的数字化技术,可以提高目前的大学英语诗歌教学质量,改进英语诗歌的研究方法,进而提高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水平。     

隐喻·反讽·张力——现代诗阅读札记

隐喻和反讽不仅是诗歌语言与思维的基本原则,更是诗歌本体结构的核心要素。一首诗能否"借助矛盾和限定条件来表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讽、隐喻携带的张力以及相互间的作用。隐喻能促成一定语境中意义要旨的相互联系与融合,构造张力关系的各成份。反讽因语境压力形成的悖论能"修改"诗歌情感表达中的固有意义,挤压出潜藏于文本各处的深意,或维护文本与语义的矛盾性悖反,以构建诗歌结构应有的层次。     

主述位理论下唐诗英译的语篇识解与功能差异分析

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出语言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符号,它是一套由各种语义子系统构成的意义的源泉和潜能符号系统。系统功能语言学对主述位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描述,主述位结构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语篇识解的过程与差异以及所产生的语篇功能差异。在一定程度上,翻译的过程就是语篇识解和转化的过程。本文尝试以主述位理论的角度,对唐诗《春望》的四种英译文本以及源语文本的主述位进行对比分析,以期通过对该诗歌的不同译本的主述位结构对比分析,探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同角度对原文进行不同的语篇识解以及语篇功能,为诗歌英译和赏析提供一个纯理分析视角与维度,对翻译对等问题重新审视,同时也检验了主述位理论在诗歌翻译实践与研究方面的应用价值,为诗词英译研究与实践提供语言学工具。     

论文本翻译的分析单位与转换单位

对文本翻译来说,分析是基础,转换是关键。确立分析单位是为了解读文本的语义信息,选择转换单位则是为了实现原文内容的准确转换。从分析单位入手,对转换单位的实质进行探讨,旨在说明转换单位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可视为分析单位的原文语言层级,而是源语文本的单位语义。这种“语义性”的转换单位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文本翻译中“直译”与“意译”之间的冲突。     

诗学与文化的紧张——弗兰克·奥哈拉诗歌审美与文化的思考

弗兰克·奥哈拉是"纽约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在美国后现代诗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多年来,对于奥哈拉的研究只停留在其诗歌的先锋技巧和语言实验的层面上,而忽略了其诗歌中蕴涵的十分丰富的社会文化因素.文章对奥哈拉创作的社会历史氛围,以及他的诗歌文本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并特别关注了其诗歌中诗学与文化复杂而独特的关系,并结合诗歌文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朱德诗词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朱德诗词及相关问题研究经历了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的发展阶段,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朱德早年组建诗社、朱德以诗会友、朱德诗词作品的研究等方面,今后必须增强朱德诗词研究的整体观念,对朱德诗词进行革命性、历史性、艺术性相结合的立体研究,继续搜集和整理朱德的诗词作品,强化朱德诗词及相关问题研究的薄弱环节。     

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与新诗史叙事

在"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研究和新诗史叙事中白洋淀诗群业已成为经典。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过程与朦胧诗、前朦胧诗、新诗史写作模式、新诗史研究方式的转换都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注意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应注意到白洋淀诗群是如何被经典化以及其中的女性诗人是如何被去经典化的。在白洋淀诗群的相关研究中,还应该注意对那些仍被历史叙述所忽视的诗人进行关注和挖掘。基于此,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就具有不可替代的新诗史价值。     

中国诗歌传播学的学理背景与学科特质

"诗歌传播方式的重建"和"诗歌精神的重建"、"诗体的重建"一起作为新诗二次革命的逻辑起点,理应得到高度重视.立足于中国诗学文化传统,进行中国诗学与传播学的交叉研究,中国诗歌传播学的学科特质已经渐趋明显.这既是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重构和专业化拓展的有益尝试,更是中国诗歌研究的传播学新视角.     

新诗十批判书

“新诗”宜改称现代“白话诗”,它应该与文言诗一起改革与发展,以解除白话诗创作的危机,求得中华诗歌的伟大复兴。它不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不能提倡“诗的散文关”,而要加强音乐性,批评诗的散文化、自由化,讲究诗美,讲究形式美,倡导新格律诗,与散文严格划清界限。为此,它必须首先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汲取古典诗词、民歌的营养,其次才是吸收、借鉴外国优秀诗歌的某些长处,并做到为我所用。     

中国诗行美的形态

人类的审美意识,由直观走向抽象,由低级走向高级,它要在时间和空间的纯形式上,刻下自己的烙印。在诗歌中,审美意识用节奏对时间之流刻下自己的尺度,用韵律对空间弥漫自己的芳香。诗行形态是一种美的时空合一体。在论述中国诗行的审美特质时,应该以发达的成熟形态为研究对象,而不能面对一部跨度极大的诗歌发展史。唐诗中的绝句,则是典型的分析对象。中国诗行美的形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整齐美,二是抑扬美,三是回环美。中国诗行的美,是中国诗人对韵律节奏本体论的苦苦追求。它的哲学基础,根植于中国诗性智慧的人学本体论追求。     

从韩国古典诗话看儒家诗教之印迹

韩国古典诗话秉承儒家诗教,认为诗歌有很强的社会作用,强调诗歌要为社会现实、为政治服务,要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作为评价准则.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再探讨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是文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对开元诗坛革新科举弊端举措的效法以及好古思想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直接产物。这种押仄韵而不拘平仄粘对、“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之体并非前所未见之“变体”，其最终所要追复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齐梁体”，而是初盛唐以来祧体齐梁、声律未谐、风格清新典雅的应制和试诗之体。除却文宗个人因素以及试诗一体独特的体制渊源，这一独特体制的出现又是中晚唐诗坛齐梁体“声病”特征集中凸显、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以及唐人对齐梁诗的持续体认尤其是古雅一体的重新发现的共同结果，具有独特的体制与风格内涵。     

论朱熹对历代诗歌的批评

朱熹对历代诗歌的批评包括三个重点对象：选诗（先唐诗）、唐诗和宋诗。其论诗范围已涵盖到当时为止的全部诗史。朱熹特别重视选诗,认为选诗是后世诗人应该仿效的典范。他最早对陶渊明诗的平淡风格作出了准确的评价。对于唐诗,朱熹强调应以李白、杜甫为典范。他肯定李、杜诗中遵循选诗法度的、风格平正稳健易于仿效的部分。他虽然最为推重先唐诗自然朴素的风格,但并不一味的厚古薄今,对唐、宋的主要诗人多有肯定。朱熹的批评含有针砭当时诗坛风气的现实意义,对后代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韵律与中国诗歌繁荣的相关度分析

考察韵律的发展和中国诗歌在不同时代的繁荣情况,比较可以发现,中国诗歌的繁荣与韵律的发达程度是同步的,诗韵越发达、越精致,甚至越严格,中国诗歌越繁盛,表明韵律对中国诗歌有着非常积极的推动和贡献。3000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在无韵或韵律水平极低的情况下,中国诗歌获得过引人注目的繁盛,也没有一首无韵诗成为经典诗篇。因而,韵律虽然不是诗歌繁荣的充分条件,因为诗歌繁荣还与时代环境、内涵等要素密切相关,但由于韵律是诗歌外在形式的本质特性,显然是诗歌繁荣的必要条件。如果作一个延伸,可以认为,韵律也是诗之为诗的必要条件,任何完全不具备诗律的文字,不管如何排列,作为诗歌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尽管仅仅有诗韵是不够的。     

"真诗"的探寻:清初明遗民诗论

针对墐钱木偶盛行的诗坛现状,清初遗民诗人接续前人的求索精神,重提"真诗".真诗的要义,从诗人主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有"真性情",要"有诸己而后出",在这方面,他们不仅继承明末公安、竞陵派的合理成分,也弥补二者的严重不足,不仅正确地找到真性情之源,也辨证地提出既发愤抒情又苦吟锤炼的性情表现观;从客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发挥和承担当代史的功能和责任,在传统的"以诗证史"之外,创造性地提出"以诗补史"、"以诗正史"、"以心为史"等新说.清初明遗民诗论多方面发展前人,扳正时弊,突破官方诗教的羁縻,既是解读曾经极盛的遗民诗的一个内在因素,自身也是一笔重要理论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