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课堂教学的“气势”

所谓“气势”是指人或事物表现出来的某种力量和形势。如:“气势磅礴,“气势雄伟”。它在总体上传达出的这种力量非比寻常。它能感染人,征服人,具有震撼人心的作用。是表现主体取得客体认同的较高境界。“有气势”是人们对人或事物好的评价,发表演说有气势,写作论文有气势,大型表演有气势,甚至做人处事有气势,都是其取得成功的一个有利条件。那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课堂教学该不该讲求气势呢?笔者认为是大可讲求的。课堂教学是一门不低于其它艺术实践的艺术。教师要有     

基于构式语法的汉语"形(动)死我了"句式研究

“形（动）死我了”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表明,它是一个中心义为说话者经历极度状态变化的构式。与“形（动）死我了”构式规约相联的形容词或动词,与构式所表示的事件之间存在子类关系,在此基础上形容词或动词与构式整合。限定进入“形（动）死我了”构式的语义类型,统计类型频率,发现“形（动）死我了”构式中能产性最高的类型是心理感觉形容词,能产性最低的是表示人或事物特征的形容词。比较“形（动）死我了”构式与“我形（动）死了”构式,发现两者在语义上无差别,但在语用上有差异。     

论鲁迅的"黑色幽默"

鲁迅常以冷静从容的幽默笔法叙述一些沉重、悲惨乃至残酷的场面或事物 ,这种笔法具有现代“黑色幽默”的性质。此种黑色幽默用于正面的人或事 ,未免不够严肃或慎重 ,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鲁迅对残酷现实的愤激之情 ,显示了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     

杂剧亚脚色"哮"、"郑"、"偌"考

文章首先界定“亚脚色”的概念,梳理有关“哮”、“郑”、“偌”诸种亚脚色研究的学术史,通过文献以及民间俗语的研究,证明此类脚色专称皆为伶人用语,“哮”为“醋大”之义,即戏曲中所谓酸丁,“郑”的含义即“道人”,“偌”即杂扮艺人,意即模仿、相似,也即伶人所谓“似象”。     

使动意动用法中形容词活用的程度及原因

<正> 形容词的使动、意动用法,一般语法论著把它们归入词类活用中,认为前者是“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具有这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状态”,后者“不是说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具有这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状态,而是主观上认为它具有这种性质或状态”,这本无可非议,它明确指出了两种用法在语义表达上的显著不同。但是除了这种不同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不同之处呢?笔者以为是有的,这就是两种用法中形容词活用的程     

Statesman:罗尔斯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家"--罗尔斯对"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分及其溯源

在传统意义上 ,“政治家”和“政客”本身就是两个色彩不同的术语 ,但罗尔斯在他的第三本著作中对statesman(政治家 )和politician(政客 )的区分却有不同。在罗尔斯的后期用语中 ,“政治家”实际上近乎一种政治理想 ,一种现实的政治家应该去追求的政治原则。类似罗尔斯的这种政治理想可在韦伯、康德、卢梭、柏拉图等几位大思想那里寻到踪迹。     

三个"尺度"与"美的规律"

本文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原汁原味的三个“尺度”,来探讨三个“尺度”与“美的规律”的关系,以及“美的规律”的含义。三个“尺度”的提法,是不同于理论界一个“尺度”(客观论派的“客观尺度”)和两个“尺度”(主客观统一派的“主客观合一尺度”)分析的另一种提法。三个“尺度”即(动物把握的)“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人把握的)“所有物种的尺度”、(人“随时随地”把握和运用的)“内在固有尺度”。三个“尺度”的表述,是通过比较人与动物把握和运用“尺度”的能力和状态的不同,以证明人的真正劳动的类特性——自由和自律。     

"盛唐气象"概念的生成及再审视

从“盛唐气象”概念的生成及意义指向看,它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审美概念,是那个时代大多数诗歌呈现出的整体风貌,而不是全部诗歌的精神面貌。这种诗歌“气象”体现在美学要求上,主要是“风骨”与“兴象”,表现在风格上则是千姿百态,气象异彩。考察这些,对盛唐诗歌的理解大有裨益。     

创新与宇宙论:"(Neo-)Confucianism"一词早期的用法

宋代“道学”的成员,历代有不同的称呼,如中文“程朱学派”“理学家”“今儒”“新儒家 ”,或外文“Neo-Confucians”,但是都与“道学”原义有所不同。文章探讨西方“Confucian” “Confucianism”“Neoconfucian” “Neoconfucianism”等用语在17到19世纪文献的发展,包括其学术背景与原先的用意。这些用语大部分可以找出比目前所知更早的出处,有时候超过一百年。另外可以看到这些术语刚开始有着比较负面的涵义,而后来才成为正面的用语。同时可以从中探究欧洲学者从17到19世纪对宋明道学家的看法及其变化,以此反思这些用词在现代的意义与使用的恰当性。     

轻松一刻

和乔治说话一个流浪汉在一家旅馆外面敲门,旅馆的名字叫“乔治和母老虎”,他问开门的女人：“你能不能赏碗饭给我这个可怜的人？”女人大声说：“不能。”几秒钟后,流浪汉再次敲门,同样是那个女人开门。那个女人大声喊道：“滚开,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以后永远不要来了.”几分钟后,流浪汉又去敲门,开门的还是那个女人,流浪汉说：“对不起,这一次,我能不能和乔治说话？”     

创新教育与"对话"

"对话"既表示"意义传播(meaning spreading)",也意味着(思想)解放.真正的对话,其结果是要激发一种突变,生成一种新的东西.创新教育要通过"对话"不断捕捉学生创造的潜力,促使学生潜能的实现,从而促进学生创新精神、智力、知识技能等各方面的发展."对话"是创新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对话能够激起学生思考问题,激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对话式教学"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注重与学生的对话,注重学生与学生对话,学生在对其他学生解释自己思维过程中分享科学创造的结,通过辩论、解释,促进学生对科学规律的理解.     

钟嵘《诗品序》"赏究天人"、"学究天人"辨析--兼论六朝之际"赏"这一美学范畴的确立

钟嵘<诗品序>中有"赏究天人"之说,一些学者认为是"学究天人"之误.事实上这并不是失误,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第一,"赏究天人"不仅可通,而且更能体现六朝文人的审美倾向;第二,从校勘依据上看也有可商榷之处;第三,如果以"赏究天人"为误,而改为"学究天人",则与钟嵘在<诗品>中体现的反对以学为诗、倡导直寻的一贯思想不合;第四,与序言中的语境不合;第五,与当时的玄学审美思潮不合;而"赏究天人"说法的出现,正可说明"赏"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在当时的影响.     

论"写作"

"写作"一词,有动词、名词之分.中国人一般将"写作"视为动词,而把"写作"作为名词来运用与研究则比较晚.若对名词"写作"重新思考,不妨可把"写作"看成是写作主体运用文字符号描述第三世界(或日世界3)的创造活动.     

论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与哈耶克的"自生秩序"

传统的观点认为,教育目的是教育主体对于其所希望达成的结果的设定,教育目的是由人类意志主观外在地决定的.杜威则提出了"教育无目的论",其实质是"内在目的论"或"自生目的论".杜威的这一观点可以从哈耶克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生秩序"的理论中获得哲学理论上的支持.     

关于“后人类”若干问题的思考

所谓"后人类",是当代社会人们对未来人类的一种设想,它体现了关于人类未来的一种价值观."后人类"被设想成为人体和机器、人脑与电脑的结合体,它可以是机器人,可以是软件,也可以是信息状态.本文认为,这种关于"后人类"的设想是技术"物本主义"价值观的产物,"后人类"实质上是"非人类".在未来社会,机器和电脑是不可能超过人、取代人的.     

哲学与"三一式"

“三一式”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展开并完成自身的内在结构 ,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 ,就人由经验存在向超验存在的过渡而言 ,“三一式”表现为“有 (正 )无 (反 )有 (合 )”。第二 ,就超验存在的自我展现及其完成而言 ,它又表现为“无 (正 )有 (反 )无 (合 )”。它们在中西哲学史上都有其典型的表达。     

“V开”结构中“开”的语法化探索

从共时平面看,"V开"结构中的"开"在现代汉语中很常见,它可以表示动作的结果、趋向和起始义。从历时发展看,"V开"中的"开"的演变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从表具体的结果义到表抽象的结果义;另一条是从表具体的结果义到表趋向义再到表动作的起始义。笔者认为这两种途径中的"开"逐渐从实义动词走向了虚化。     

《经传释词》"所"释发疑

《经传释词》把“所”解释为“若”、为“可” ,如果仅从句法功能角度考察 ,结论自然正确 ,如果从篇章功能角度考虑 ,则还有很多不妥之处。并且认为 ,《经传释词》解释为“若”、“可”的“所” ,都可以用泛指指示代词来解释 ,它不仅具有句法上的功能 ,更具有篇章上的语义照应功能与标示主述位结构的作用     

也谈“与范围副词‘都’相关的一个问题”

汉语中,不同的语言结构,有的能出现在范围副词“都”后,有的则不能;同是表时间的成分,有的可能出现在“都”之后,有的则必须置于“都”之前,这主要是由于主语和谓语的紧密程度不同和谓语的“向”的选择性及“都”的语义指向决定的。     

梅山傩戏《和梅山》

“渔猎”是古梅山人的主要生活方式,每当狩猎时都要敬梅山神,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衍变成一种戏剧形态《和梅山》,梅山人认为《和梅山》可以敬神祈财,禳解治病,解厄消灾,保地方平安清泰。《和梅山》的搬演形式有请神、祭神、领兵与差兵,搬演内容随地域与群体生存方式的不同而变化。《和梅山》“祭”中有“戏”,“戏”中有“祭”,是原始戏剧形态的反映,它集多种艺术于一身具备广泛群众基础,它主张神人平等,突破了佛道教派神为至上的桎梏,同时使用方言土语,通俗易懂,易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