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政策是否有助于生育意愿的提升?——基于“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研究

在生育率非常低的情况下，国家支持性政策如何支持更高生育率的问题将是理解未来生育模式的核心，系统分析国家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对个人层面上生育意愿的影响，可以发现：(1)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显著促进了个体生育意愿的提升；(2)上述作用对农村和低收入人群的积极影响更大，但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3)“成本效应”“兼容效应”和“和谐效应”是学前教育政策促进生育率提升的三个重要渠道。政府应加大支持性教育政策实施力度以减轻中国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在提供高质量教育与支持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农村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尤其要加强支持性政策与生育政策间的协同配合，这些都有助于提升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生育率。     

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基于转型中国背景的实证研究

社会资本的丰富理论意涵能够弥补既有文献在讨论生育意愿时未能结合个体家庭特征和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的不足,为改善生育意愿提供了新视角。研究深入剖析了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的一般理论逻辑,并结合转型中国背景提出了社会资本的生育意愿影响效应在中国可能存在的具体机制。实证检验显示,一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均对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青年群体间存在异质性;另一方面,转型中国情境赋予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具体机制,可以通过心理缓释效应提升青年居民幸福感,通过规范转换效应改善青年居民的育儿态度,进而提升生育意愿。研究拓展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研究视野,有利于中国本土化生育理论的构建,为应对中国低生育问题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政策调整背景下的生育决策研究：范围、范式及其他

生育政策调整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取决于目标家庭的反应。除了要探讨家庭的多孩生育意愿以外,还需要对家庭的多孩生育决策过程进行考察。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独生子女政策具有城乡差异,许多农村家庭在政策调整前已经生育了两个或三个孩子,生育决策的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城市,研究范式上则选择日常生活研究更为合适。此外,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过程,还需要了解不同文化中的关系性质与生育决策的逻辑,以及一孩生育研究与多孩生育研究在中国政策背景下的差异等等问题。     

婚姻教育匹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低生育问题已经成为不争事实,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强化其在婚姻匹配中的优势地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建立家庭内部生育决策模型,构建以收入赋权的婚姻教育匹配指数,探究婚姻教育匹配对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婚姻教育匹配指数增加,即妻子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于丈夫,会显著降低女性生育意愿、减少生育行为,并扩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程度。婚姻教育匹配对低收入、夫妻双方均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及农村家庭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并且女性在婚姻教育匹配中的优势增加会显著降低男孩偏好。进一步发现,婚姻教育匹配会通过改变女性生活满意度与性别角色转换度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围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树立新时代婚姻家庭观念等方面制定政策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     

性别公平理论在中国成立吗?——家务劳动分工、隔代养育与女性的生育行为

性别公平理论认为,家务分工方面的性别平等程度的提升对女性生育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使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国的大家庭传统检验了该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研究发现,中国夫妇在家务分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程度很高,但是受扩大化家庭传统的影响,中国女性能从父辈那里得到较为充分的育儿支持,且这种育儿支持对女性的生育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相比之下,丈夫的家务贡献对妻子生育行为的影响则很小,且仅在父辈无法提供充分育儿支持的情况下才会发挥作用.研究认为,女性日益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是制约其生育的重要因素.未来需要从多方面入手,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以积极应对日益严重的低生育率问题.     

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育龄夫妻生育意愿的年代差异与内在机制——一项计量社会学的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分析了不同个体资本的育龄夫妻生育意愿的年代差异及内在机制,并检验了成本与效用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在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的六年多时间,生育意愿的演变趋势与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一致,即呈现弱化之势;但不同年代以及个体资本育龄夫妻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影响的年代差异较大,而文化资本影响的年代差异较小;生育子女的内在机制由经济资本而非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决定;在我国,经济资本的影响机制与成本与效用假说一致,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却与其相悖。最后,本文对研究发现进行了相应讨论并指出了今后需要研究的课题。     

照料危机与人口政策

中国城市家庭生育意愿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照料危机.也就是说,推卸人的再生产成本的照料劳动性别分工模式使照料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母亲的身上,加之公共照料的退出和照料私有化加剧社会分化,一般家庭尤其是母亲不得不通过延迟或减少生育的决策来抵制过于沉重的照料负担.照料成本应由生育的全体利益相关者共同承担,包括政府、雇主、家庭里面的父母亲双方.     

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差异分析——以广州市流动人口为例

外出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转变,但外出的各种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着一定差异.根据"广州市流动人口的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双变量列联表和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有影响和无影响两个群体的个人特征和迁移流动特征可知:是否生小孩、外出距离、居住地、职业是引起这一差异的重要变量,第一次外出年龄、外出打工时间和家庭人均年收入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一差异的出现.由此推知,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他们融入城市文明的广度和深度.     

住房财富效应与居住模式对适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在城市住房价格居高不下与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文章通过OLS模型,采用CGSS2018年调查数据和2017年城市房价数据,研究住房财富效应与居住模式对适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住房的财富效应对适龄生育人群生育意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核心家庭相较于主干家庭的生育意愿较低;核心家庭偏向生育女孩,主干家庭偏向生育男孩。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结果仍然稳健。建议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重塑主干家庭,鼓励代际同居,以提高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     

我国中老年人“无休止劳动”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义多层线性模型的实证研究

探究无休止劳动行为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对促进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及27个省级行政区相关数据,运用广义多层线性模型研究中国中老年人无休止劳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各省级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与医疗健康水平对个体无休止劳动意愿具有负向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结果不显著,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改善会提升个体无休止劳动意愿;个体层面的自然属性、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经济属性都会影响个体的无休止劳动决策。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选择无休止劳动;子女数量越多越有可能促使个体进行无休止劳动;受教育水平较高、在公共部门工作、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不需要对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家庭收支均衡的群体无休止劳动意愿更低。此外,区域层面的因素会调节个体层面属性对其无休止劳动决策的影响。     

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我国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低于更替水平，低生育率是新时代我国人口的新变化、新特征，并成为一个凸显的人口问题。因此，了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尤为重要。为探究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运用CFPS2018年数据发现：（1）多层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2）整体社会资本可提高育龄群体的满足感，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导致其生育行为减少；（3）多层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较高年龄组的个体社会资本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在30岁及以上群体中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团体社会资本上。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有影响，特别是在现代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能满足人的多重需要，更显著地降低了生育需求，进一步造成了低生育率结果甚至是超低生育率。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研究

本文是课题组2006-2007年在江苏六县/市开展调查的初步分析报告。本调查从多个角度测量收集了有关生育意愿、生育观念、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的信息,初步探讨了生育的政策、意愿、计划、行为之间的关系。调查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和实际生育水平都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理想子女数、现有子女数、生育打算和政策允许的生育子女数之间存在差距。育龄妇女对子女作用和子女价值的认识已经变化,精神需求是生育的重要理由。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已不是首要因素,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才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     

农村青年社会阶层认同、幸福感与生育意愿研究——兼论性别差异性

文章基于2010—2018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及性别差异性特征。实证研究发现,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二孩生育意愿中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幸福感在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存在幸福感助推效应。特别地,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相对于农村女性青年来说,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男性青年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一性别差异程度,一是随着宏观生育政策的动态演化而逐渐缩小;二是在外出务工农村青年中广泛存在,但在务农与没有工作的农村青年中不存在;三是在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之间呈现由强到弱的趋势。研究结果揭示了在鼓励生育的宏观公共政策背景下,应重视微观层面的农村青年的个体阶层与幸福感需求。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生育：困境、本质与提升对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晰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宏伟蓝图。人口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对推动经济繁荣、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文化强国、增进人民福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基础性作用。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同时面临“少子化”“老龄化”的严峻挑战。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动态坐标,结合实证调查研究,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生育面临的生育成本高、生育工作难平衡、生育新规吸引力弱等现实困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生育的本质,既是人作为主体对人的本质、生育本质的理性认识,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共富目标的高质量生育追求,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主体性实践,是生育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其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使人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马克思主义对生育本质的阐释为认识当前我国生育课题提供了独到的视角和深刻的启迪。理论和现实迫切要求从优化生育政策体系、提供女性生育支持、完善子女养护体系、营造生育友好环境方面着力,激发民众生育意愿,实现生育合理赓续,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储备必要的人力人才资源。     

新时代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现状及培育路径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大学生的生育价值观是国家未来人口走向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基于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了新时代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现状：在生育目标上，注重优生优育和性别平等，但整体生育意愿低；在生育手段上，倾向晚婚晚育，“孕”“生”“育”方式多样化；在生育评价上，呈现多元发展态势，但评价水平略显消极。生育成本飙升和生育效益降低、生育主流文化语境转换与非主流文化冲击、大学生主观的心理发展和客观的个体因素影响着生育价值观的形成。加强大学生生育价值观教育要强化思想引领、丰富内容形式、推进协同育人的保障机制，以促进新时代大学生树立科学的生育价值观。     

中国农村家庭生育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农户的实证

文章利用广东省家庭生育状况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使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生育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父母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医疗卫生状况、养老保险参与程度是农村家庭生育规模的影响因素,并通过这些因素影响生育个体的生育理念。重视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降低农村生育率的关键。     

迁移经历、生活压力与我国女性生育意愿实现

在我国流动社会与低生育率的双重背景下,以往研究多关注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状况及其二者间的偏离,尚未将二者建立直接联系来分析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释放与实现。对此,本文基于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建构"生育意愿实现度"指标来考察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的影响。研究使用CLDS2016数据并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发现：首先,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形成显著的抑制作用,且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多,生育意愿越不容易得到实现;其次,迁入地生活压力的提高是迁移抑制生育意愿实现的重要机制,生育的“经济空间”越小,生育意愿就越难以实现。本文认为,经济因素是迁移群体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的关键要素之一,破除收入壁垒与降低育儿成本是释放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双重路径。     

二孩生育中的从众行为：可能性及其影响

基于两项调查数据,论文探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城市一孩育龄夫妇在二孩生育中发生从众行为的可能性及其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一孩育龄人群在二孩生育上受周围他人行为影响而发生从众行为的比例大约在10%左右。其中,想生二孩者发生从众行为改变原有意愿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而不想生二孩者发生从众行为改变原有意愿的可能性则非常小。研究结果提示,在从众心理影响下,城市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水平只可能比生育意愿调查所显示的比例更低。这一结果对于更准确地预判“全面二孩”政策实际效果有一定参考作用。     

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基于农村家庭老人照料承载力的对比研究

在农村人口老龄化危机更为突出的现实环境下,探讨家庭老人照料对农户收入及差距的影响与机制,对于新时代实施积极推进人口老龄化战略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家庭老人照料仍是一种家庭负担,会增加农户照料资源投入,从而限制农户增收,且这种抑制作用对于低收入农户而言更加明显。但在照料广度的基础上考察照料强度,却发现在高低收入农户群体中,家庭老人照料活动已经呈现出相反的经济效应。对低收入农户而言,照料强度依然是一种负担。对高收入农户而言,照料强度具有福利效应,表明农户内部间的收入差距仍存扩增风险。(2)养老保障与子代支持的不同引致老人照料成本的不一致性,导致农户生计方式出现“分化”,改变了原有分配格局,从而为解释家庭老人照料在低收入农户与高收入农户出现经济差异提供了有效路径。(3)社会照料服务可以起到缓解家庭老人照料的负担作用,但是对于低收入农户而言,这种照料服务具有门槛性,导致农户内部的收入差距具有继续增长的危机。因此,需要强化家庭养老支持、提供“梯度化”照料模式,健全“普惠性”老年照料政策体系,提升低收入农户家庭收入,进而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